歸屬與認同：意識形態化的誘惑

     　　「歸屬與認同」當然不是現在才有的獨特呼聲。但是，台灣當前的「歸屬與認同」的問題，卻面臨了意識形態化的誘惑。不可否認的，台灣的主體意識已經漸漸覺醒了。然而，它卻經常夾雜著歷史仇恨，並且以濃厚的「反抗情愫」（anti-feeling）來看待國民黨此一外來政權及其一切相關的符號象徵，從國號､ 國旗､國歌､到國語（北京話）。而在台灣政治的反對勢力中，一種意識形態（ideological ）的取向，也逐漸驅逐了原本即相當薄弱的實用主義（pragmatical ）政治風格了。

     　　然而，我們要指出的是，如果「歸屬與認同」是為了在上帝面前尋索個人與群體的意義，那麼，我們就必需揚棄一種純地域與種族的傲慢自大的態度。因為這種狹窄、自義而沒有愛的「歸屬與認同」，在上帝面前並不能稱「義」。「歸屬與認同」雖然強烈的要求我們以這塊土地為上帝的應許之地，並且在一己的身份上肯定為「台灣之子」。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斷然拒絕在違逆上帝的大愛與義的原則下自私的選擇「鄰舍」與「家園」。

     歸屬與認同的真正對象：現時此地

     　　事實上，「歸屬與認同」的真正對象就只是「現時此地」（here & now）。在這個界定下，所謂的「創作模式」的本色化，亦即是「現時此地」化了。我們必需特別提醒的是，「現時此地」的確認不是僵硬的。它乃是經由地理、歷史、血統與上帝的呼召等種種的因素，所交融和激盪而得到的「歸屬與認同」。

     　　更重要的是，強調「現時」並非因而喪失了歷史。因為「現時」必然包含著完整的「過去」，也同時指向了「未來」。同樣的，外省籍的同胞與國民黨也已經在台灣四十多年了。他們都已經成為「現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台灣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道路上，也扮演著不容否定的角色與貢獻。這其中有個道理其實是很淺顯的。「今日之我」在本質上乃是過去歲月的總累績。抽離掉了任何一個「昨日之我」，就將不再是「今日之我」，而是另外一個陌生的存在了。割捨歷史無可避免的是一種嚴重的自戕。它只有在極端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為之。以此而言，「歸屬與認同」的真諦，乃是以著前瞻性的態度､富於創造的活在「現時」了。它一方面將「過去」放在「現時」來珍愛與反省；另一方面，則從「現時」指向「未來」而變革與開創。

     　　同樣的，強調「此地」也不就必然的陷入地域主義。因為「現時」我們雖然踏在「此地」，但或許「未來」由於地理、歷史、血統或上帝呼召等種種因素的變遷，反而使我們從「此地」走到了「彼處」。結果，「過去」的那個「彼處」反而變成了「現時」的「此地」。由此可見，「此地」與「彼處」並不是一種永遠而絕對的區分。尤其在世界已逐漸形成一個所謂的「地球村」的情況下，我們實在應該有著更開放的心靈來接受「此地」與「彼處」的變遷。事實上，衡諸中國的近代史，許多外省籍同胞的錯誤，就是遷台已數十年之久了，而仍不肯將「過去」的「彼處」認同為「現時」的「此地」。相反的，許多本省籍的同胞則又不肯承認，或許「現時」的「彼處」有朝一日會因為日漸的交流與溝通而成為我們「未來」的「此地」。

     　　這樣看來，「歸屬與認同」是有其動態而富於彈性的一面了。它既不能在屬於時間系列的縱剖面上飄零失根，也不容在屬於空間系列的橫剖面上自我隔離。一方面，它既有環環相扣的「歷史脈絡」（historical context）；另一方面，它也有層層相疊的「環境脈絡」（environment context）。而就在這樣的意義下，我們發現到原來「本色化」､「現代化」與「世界化」竟是如此的弔詭而不可分割的。

     「現時此地」概念的兩重價值

     　　從比較學究的角度來考察，使用「現時此地」這樣一個概念至少有兩個明顯的好處。

     　　第一､它既涵蓋了差異的區域空間，也包括了不同的時間序列。至於「中國」或「台灣」卻純然只是地理上的名詞。事實上，愛因斯坦所提出的「四度空間」說也早已告訴了我們，空間是不存在的，除非時間同時存在。同樣地，我們的區域空間觀念也得接受時間序列的挑戰和變遷；並經由這樣的變遷來歸屬與認同「現時」中的「鄰舍」與「家園」。因此，從「現時此地」出發而為本色神學的進路，實在較之所謂的「中國化」或「台灣化」更為「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第二､「現時此地」這樣的概念也是比較中立與超然的。相反的，所謂的「中國」或「台灣」則包含了強烈的情緒、歷史的包袱與傳統的情結。而這些強烈的情緒､歷史的包袱與傳統的情結，則往往驅使我們陷入意識形態化的危機。「歸屬與認同」的問題誠然在台灣有著「過或不及」的兩極困境。然而，筆者始終堅持相信，我們先是上帝的兒女，然後才是人子。而我們也先是人子，然後才是一個中國或台灣之子。更重要的是，我們愛台灣人，並不是因為「台灣」；而我們愛中國人，也不是因為「中國」。唯一的原因只因為他們是上帝所創造的「人」。

     　　這樣的立場讓我們規避了一種將「中國」或「台灣」當作意識形態來承擔的罪惡。但卻不是讓我們逃避一種把它們當作家園與鄰舍來承擔的職責。其實我們所強調的，只是給鄉土和同胞一種屬乎「神性」的愛。它當然不是只有理性而無激情，它只是拒絕意識形態化。「歸屬與認同」應當出於神性與良知的召喚，並從這樣的召喚中抗拒醜陋的意識形態。它要的是十字架，也因此它厭惡意識形態。然而，今天某些宣講「鄉土神學」的人士卻刻意的將「歸屬與認同」的問題意識形態化。譬如王憲治牧師就鼓吹政治意識形態的建立，因為「沒有神學沒有意識形態的成分；沒有意識形態沒有神學的成分。」這實在是一段荒唐話。神學與意識形態的結合，乃是一個現實性的悲劇。但我們不能以為「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他並沒有體認到，其實意識形態與屬乎上帝的良知是如何的誓不兩立。因為，意識形態強調自己所屬種族、地域或文化的優越性；而十字架卻是虛己和謙卑。或許我們可以這樣來譬喻，意識形態的本質是「肉身」要高舉成為「道」。而十字架的精神卻是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祂「自我約限」在小小的木頭上，並取了奴僕的樣式，「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腓立比書〉二章六至八節）

     我們只有一個原生的十字架

     　　從基督徒信仰的立場來說，我們不是因為「中國」而背負了中國的一切；也不是因為「台灣」而背負了台灣的一切。我們乃是因為基督。我們因而只有一個十字架，就是基督。民國初期的基督徒，曾經背著國家主義的十字架，現時又要背著「歸屬與認同」的十字架。然而，正確的來說，卻只有基督才是「原生的十字架」（original Cross）。其餘的種族、血統、膚色、黨派、省籍或是國家，則都只是「衍生的十字架」（derived cross）了。事實上，如果不是因著基督，我們根本沒有權利背負任何衍生的十字架。而也因著基督，這些衍生的十字架才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