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寄作者 廖乃慧 201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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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6世纪的欧洲，处于中古时期，西班牙出现了三位堪称「大师」级的人物，在教会历史——甚至中国历史中，留下璀灿的记号。本文将分享其中一位跟中国牵扯上关系的依纳爵（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另两位是大德兰（St. Teresa of Avila1515-1582）与圣约翰十架（St John of the Cross 1542-1591），他们也是非常精彩的人物，只是在此不表。
回顾明代历史，耶稣会进入中国后，历经与其他修会卷入「礼仪之争」的纠纷、被教宗解散、解散约40年后教宗又解除禁令、再度创立的几番波折。一个修会在解散40年后，还能在灰烬中重生，这跟它的成立、它的使命、它的定位有很密切的关系。
耶稣会的会士，历来被教宗称为「依纳爵的儿子」。从这样的昵称，可知教宗与耶稣会的特别关系：不管与时推移多少个世代，耶稣会仍旧是依纳爵成立的那个修会，那个立志成为基督军旅、同伴的修会。（Society of Jesus的意思是Company of Jesus，与耶稣同伴同心的一伙。）
依纳爵与耶稣会的诞生
在耶稣会成立之前，欧洲已有修会——着名修会如Dominican, Franciscan, 前者是preaching friars：在大学、城镇讲学的人；后者则立志一贫如洗，好让自己完全效法贫穷、舍己的基督。依纳爵并不是因为向往修会生活而成立修会，他自小并非是一个有宗教倾向的人，反倒向往当军人、立大功、得到淑女（lady）的爱护（你如果有英格兰的圆桌武士的概念，就比较容易明白。一个武士再英勇，也必须效忠一位lady，她的欣赏，是他在战场上拼命的动力）。
因为不爱念书，即使有机会，也不愿意浪费时间坐在课室；他年少从军。30岁因为打仗的缘故，被炮弹伤了腿，从沙场上被救回来。以前的医生对于骨骼、肌肉、经脉的认识有限，替他把断了的腿接回，他发高烧，病得几乎死了，按照天主教给临终病人行了傅油礼，做了最后的告解，他知道自己将死，也把性命交付给彼得（如果你知道天主教相信天国的大门由彼得管着，你就了解为什么彼得会「出现」在这环节上），没想到却活了过来。由于以前的手术技术不好，复原后骨头突出，不美观，怎么再上战场、怎么在 lady 面前跳舞？他把心一横，要求再做一次手术，去掉多余的肌肉组织和骨骼。那个时代没有麻醉剂，上战场的军人，都是咬牙忍受那种锯骨、再接驳的痛楚。依纳爵的哥哥听见他要动这可怕的手术，大力反对，但他执意要做。手术完成后，他在家中调养，本来想阅读那些武士的罗曼史，可是嫂嫂没有那一类的书，却找了圣徒传记给他看。日后他自述早年历史时，说那个时候有两本书特别吸引他，其一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其二是《圣徒的简单故事》。他每天用些时间来思想他读过的段落，发现每逢如此观照圣徒的生命，他心灵就会愉快、喜乐。虽然人在床榻上不能动弹，可是心里却浮现一种渴望，希望有一天能够去耶路撒冷、禁食、做一切讨上帝喜悦的事。
当依纳爵可以下床，在房间内走动时，他便把基督说的话、圣母说的话（请仔细回想，马利亚曾经说过什么话？这些其实都很宝贵。「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用不同颜色的墨水，以漂亮的字体抄在一本本子上。
康复之后，他就离家到罗马，再去巴勒斯坦朝圣。完成心愿之后，他下定决心，回去乡村里的小学当学生，跟小学生一起努力学习拉丁文文法的复杂变化。一班像猴子般活泼的小孩里，掺杂了一个34岁的老学生。但他比其他学生更用功，一路苦读，丝毫不敢放松。1528-1535年期间在巴黎求学，完成他第一与第二个学位，之后再到Dominicans的学院去读神学，1535年毕业。（题外话：依纳爵读巴黎大学的时候，加尔文也在该校读书，而且当依纳爵十分刻苦要服事主的时候，加尔文尚未把生命交给基督。）
依纳爵在巴黎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找志同道合的同伴，把自己写好的属灵操练跟他们分享，让他们跟着去做。那个年代，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十分活跃，不断跟踪与调查任何宗教性的活动，依纳爵也被跟踪、抓去问话，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嫌疑。1537年依纳爵与同伴一起晋铎（意思是做了神父）。
1539年春天依纳爵与同伴聚集，开始考虑是否要成立一个新的修会，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与祷告，他们决定有必要成立新组织。依纳爵受委托写一份材料呈给教宗看，教宗原则上同意。次年教宗发谕令宣布这个修会的成立与宗旨。
在天主教的体系裏，每个修会的成立，必须有清楚的异象，是上帝的托付，透过教宗的认识与认可，才能够正式成立。依纳爵十分清楚这些，他不是要为自己谋大事，而是非常愿意培育一支精兵，让教会差派。而教会在地上的头，就是握有传自圣彼得的教宗，因此，依纳爵愿意奉献自己，成立一个组织，效忠教宗，让教宗差派，任何困难，在所不辞。17、18世纪在中美洲、南美洲各地区的传教活动，非常有力快速地展开，就是因为耶稣会会士像军队里最精锐的那支部队被派出去，前仆后继的涌到偏远地区，无论多艰难，多孤单，都完全不能拦阻他们服事基督的赤诚。依纳爵早就把耶稣会的特性和使命，仔细地订在耶稣会的会规里。任何一个加入耶稣会的会士，必须熟读会规，而受委派的老师，也会详细讲解会规，好让每一代的新会士，就跟依纳爵自己训练出来的一样。
话说依纳爵的同伴，有些家世很好，可以继承封建社会中丰厚的祖业，可是他们加入这个修会，要发愿——矢志顺从（total obedience）、矢志忠贞（total faithfulness，包括了不结婚，完全忠贞于基督）、矢志贫穷（poverty）。这些是一般修会的发愿，而耶稣会还多了一个愿，就是矢志效忠教宗。
依纳爵把耶稣会建立起来，特别重视几件事。第一是会士的培育，第二是会规的撰写。他对一个会士的要求严格：基础教育之后，必须有人文教育，继之以哲学教育，最后是神学教育——这三段加起来就七年。而在开始这个历程之前，先有两年的初学院，以两年来考验你、检视你是否适合加入修会。这两年让你做卑贱的工作，无论是做清洁工、厨房工、或去服务，看你是否能够处卑贱，看你是否真心实意的爱别人，看你是否能服从。
依纳爵还有自己写的一套灵修材料，叫「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内容与大纲在此不表），初学生在灵修导师的带领下学做默想，然后2年内有一次的避静（英文用retreat这字眼）机会做30天的「神操」（带「神操」的人需要license，据闻在亚洲服事过、唯一考取带30天避静资格的基督徒，是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的太太荷桂特Joyce Huggett，校园出版社曾经出版她写的书：《跃入汪洋大海中》和《活出自由》）。如果你不适合走这个奉献的道路，导师会据实以告，问你是否要退出。在七年读书之后，还会再做一次30天的「神操」，这是又一次的鉴定，看你是否已经预备好，愿意开始展开服事神、服事人的道路。 每一批的耶稣会会士，都是经过这样的培育过程，每个人都有受委派指导你的灵修导师，你透过导师的带领，更加深认识你与上帝的关系。这不是一个「你必须怎样」的说教，而是透过你的默想，显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这里使诈不得，有经验的导师，能够看出你里面是怎样的光景，当然，他不是依靠自己，他也是依靠圣灵，因为圣灵体察我们内心别人所不知道的一切。导师不是来拆你的台，而是让你认识who you are。
依纳爵培育了自己亲爱的同伴，再一一差派他们出去。第一个阶段是，凡主教来信要求，他就把会士派去该地区做信仰的教导，这时期把会士派去义大利南部、北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工作，遇到可以培育的人，就让他们做「神操」。由于他们分布欧洲许多地方工作，也由于这些会士都几乎是博士级的人，因此他们去到什么地方，学校就开到什么地方。1549年第一个宣教士到国外传教，目的地是巴西。他也十分殷勤与他们通信，那时没有电话，所有的信件在海上透过商船来传递，依纳爵的信保留至今，为数众多，有些翻译为英文。他惦念他们，为他们不断祷告，以信件来不断勉励他们为主忠信。
依纳爵自1540年起被选为耶稣会第一任的总省长，所以必须留守在罗马。他用许多时间祷告、考虑，怎么落笔写会规，这会规超越我们今天各教会的Mission policy manual，也超越差会的会规，因为是他长期祷告，寻求上帝指引之下所写的。当我阅读英文版的Constitution，觉得好像是一部长期用祷告「煲」出来的手册，每一页每一行，都是想到日后可能会面对的挑战，所以先为日后的会士祷告，所以先求问上帝应如何做。这不单是解决问题，更是为了塑造一个修会，让这个修会的会士盖上同一个印记――属于基督、完全奉献、愈显主荣（to give greater glory to God――这是每个会士一生要致力于的座右铭）、刻苦耐劳、天天为主而顺服长上。
令依纳爵很犹豫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耶稣会这个修会，是否要做每个修会都有的经课？每个修会有早课和晚课，按照修会那种服从的方式，若规定要早课，每个人除非病重，否则是一定要参加的。没有了早课晚课，是否会影响会士的属灵向度？但是因为设立这个效忠教宗的修会，如果要到远处传教，路途坎坷，住在蛮荒野地，请问如何服从早课晚课（做早课包括要守足规定的早课时间，连手表都没有，在荒野怎么知道几点了 ）？经过斟酌考量，最后他决定这个修会不做一般修会一定有的早课晚课，好让这修会可以随时被派遣，不必等到做完早课才可以出发。但他另有取代，就是每天中午12点和傍晚约6点，是自省时间，规定必须做15分钟，自己一个人做，离群找个安静地点，在上帝面前自省，过去6小时是否察验上帝的同在？是否因为忘记上帝同在而随意说话或做出不恰当的决定？上帝的灵什么时候担忧了，而自己却不觉察？上帝的灵什么时候引导自己，但因为自己鲁钝，却没有感谢他？
依纳爵50岁那年被选举为总省长，上帝给了他15年时间来培育会士、写会规，他在这15年也饱受胃病的折磨（相信与他壮年时经常长时间禁食有关）。因为耶稣会的会士在许多地方设立学院，很自然的，后来参加耶稣会的人也多了起来。到1556年依纳爵去世的时候，耶稣会会士已经达到1000人。
耶稣会与中国
我们华人教会熟悉的是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而对天主教最大的修会耶稣会认识有限（1965年耶稣会有36000会士），不晓得他们这支精兵的预备、事奉的幅度。有些英文书只为某个领域的耶稣会会士的工作留下记录，有些涵盖比较广，你会发现，原来他们曾经在那么多方面有深远的贡献。
有一本小书叫《耶稣会士在中国》，将许多散佚已久的明代耶稣会工作撰写出来。上帝爱世人，而被差派的耶稣会，在明代为了在中国传福音，做了惊人的投资。这些投资，都是以人作为投资的单位。
着名的明代学者徐光启（光启出版社就是取自他的名）和李之藻，曾经跟会士学数学，然后翻译为中文。
明末汤若望神父，在朝廷内深受器重。中文学得很好，把徐光启翻译的天文学文章72篇，修订了之后献给皇上。后来接续做修订历法的工作。当明朝面对攻击的时候，求助于他，要他制造大炮抵抗满清军队，他推托不愿制造战争武器，一再解释他从未学过这些技术，还是无法违抗皇令。不得已，制作出20门大炮，而且非常成功。
满清入北京，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神父非常敬爱，经常出入耶稣会会院来拜访汤神父，坐在汤神父床上与他聊天，当他是祖父一般，请教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后来不断给他升官到一品。
康熙年代，15年当中从法国来了40位耶稣会会士，主要任务是绘制一幅巨大的详图，和其他地理方面的工作，同时监管钦天监的工作。皇帝要这些神父周游各省，直到边陲地区，好细心修改当时已有的地图。这个任务交待下来，花了9年时间，最终将「现代满清中国全图」呈献给皇帝。
康熙皇帝期间，发生礼仪之争，来自其他省份的教士（属于别的修会）将意见上呈给教宗，投诉耶稣会会士的做法，因为耶稣会会士许可进教的士大夫继续进孔庙、敬祀孔子，在他们眼中是很严重的行为。可是耶稣会会士自利玛窦时候，开始从文化进路来接触士大夫，也明白士大夫如果不能进孔庙，他们也不能再当士大夫了。所以在文化的角度，耶稣会会士许可这些妥协，但别的修会没有理解各方面因素，就直接告状，后来教宗来函说不可让信徒遵循祭孔习俗。这些往来的申诉、信件十分烦人，后来教宗把耶稣会解散了。来自教宗的谕令也送到皇帝手中，康熙见外来教廷竟然干预中国的事，大怒，朱笔一批：「此后不准任何教士到中国传教，以免招致更多麻烦的事。」
日后到了干隆皇帝年间，照样禁教，传教者判死刑。可是他当皇上期间，所招进来的耶稣会教士比以前更多。譬如干隆因为打胜高丽、土尔其斯坦（Turkestan）、西藏，然后又宣布缅甸和安南为进贡国，他要会士为他绘制这些地区的地图！两位来自葡萄牙的神父傅作霖和高慎思肩负使命，穿过中亚西亚，由新疆到土耳其，并远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区，把这些都绘制成地图，献给皇上。呈上之前，耶稣会士郎世宁给这图册饰以中国国画，令干隆皇帝十分喜悦，之后委派郎世宁把他一连串的胜利事迹描绘成册。
干隆皇帝后来要求一张长12英尺、宽6英尺的巨型世界地图，为的是装饰宫廷之用。傅作霖神父终于将它绘成，但是却不符合干隆皇帝所期待的立体式、有雕塑的样式，无论傅神父怎么解释在中国缺乏这些雕塑的工具，干隆皇帝仍坚持要雕塑的地图。幸好有一位过去在欧洲从事教育的蒋友仁神父说他可以一试，这位教授照着书本自行钻研，学习雕制技术、制作工具。待这张世界地图完成后，干隆皇帝十分满意，又交付给蒋友仁神父一个更艰难的任务――把郎世宁绘制的有关干隆时代征服边疆的16幅画都雕制出来！最终，蒋神父均一一完成了。
耶稣会士常给人的印象是「很会读书的加入耶稣会」。明清皇帝对于耶稣会会士有诸多要求，会读书是基本要项。而耶稣会会士的学养深厚，的确出类拔萃，除了具备基础专长领域的底子，常可跨足至其他专业领域，表现不凡。因此，当康熙时代礼仪之争之际，其他修会会士均被赶逐出境，唯独耶稣会会士被皇帝留在京城效劳。
20世纪下半叶，有一位耶稣会会士，劳达一神父，工作保持低调，贡献无可估计。自1949年与其他天主教神父被逐出中国之后，他被派留在香港。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一个人默默耕耘，收听广播，看中国报纸，剪报，写专稿，或者邀请人写稿，每周出版一份小小的刊物，名叫China News Analysis，每份有几篇新闻分析，分析那些由电台、报纸提供的政治、经济、农业、教育和宗教等课题的新闻。在中国向外封闭的年代，谁知道里头发生的事。可是劳神父孜孜不倦的工作，他的「中国新闻分析」30年如一日，成为海内外的重要材料，谁知道大跃进死了那么多人？他从分析那些夸大的生产指标，就知道其中必有问题，饥荒一定会来！他仔细阅读、嗅察政治新闻，用的字眼，新闻的版位、拍的照片，分析谁会升上重要位置，谁会在不久的将来被贬。有谁会想到这份「新闻分析」是一个神父单挑负责的？这刊物水平高、精确度高，连中南海也订了7份，可是这刊物怎么运作，在他退休之前，几乎是个谜，因为他非常低调，从不露面，外界最多只知道一个名字，其他细节无可奉告。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天守着一台陈旧的收音机，30年如一日的收听各省电台，中央台消息，不断地撰写并汇整资料。这个可怕的工作量，在没有电脑的年代，显得特别的惊人。可是许多资料是储存在脑袋，上回听到的资料与这回听到的不同，他就产生疑问，详细追查。
当劳神父过世的时候，耶稣会按照惯例，印一张白色的小卡，前面是遗照与告别弥撒的日期，后面是会士的遗言。劳神父那张精简的小卡背页写着Pray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who is faithful to the Pope.
结语
我今年参加一个教牧退修会，主题是「宣教神学」。席间一位长老问：「为什么从宗教改革之后没有做宣教？为什么到威廉克理之后，才开始有近代的宣教？」颇令人深思。首先，如果我们不要掩饰曾经发生的事迹，那么宗教改革无可回避一个暴力改革的问题，包括战争（譬如改革宗其中一位领袖慈运理，便是在一场战役中伤重身亡），或者民间的私下暴力行动。改革者过后要如何收拾残局，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从上文来看，如果我们看到教廷派出去「收复」失地的人，是经过耶稣会培训的，可想见这个「对抗」历程的艰难。这些会士去做信仰培育时，他们也顺便兴办学校和学院，当一地的教育完全掌握在这些真的是有学有识的神父手上，请问，改革宗如何「进去宣教」？
第三，我们必须正视宗教改革带来的好处：在天主教内部产生的许多改革、修订，他们叫Counter Reformation，意即，把体制裏的弊病修正，把腐败之处重新正视。然后他们就积极向外传教，派了许多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从上文可知，虽然在中国没有传教自由，但耶稣会努力为日后有设教机会铺路，持续派出非常优秀的天文、数学、水力、农业、钟表、绘画和雕塑等人才。可见，耶稣会的传教使命并没有失落。
如果没有依纳爵，我觉得这世界真的少了很多很精彩的事。我非常敬重他在灵修方面的深化，因此把我儿子的英文名取为Ignatius，希望他是与耶稣同行做同伴的人，希望他像依纳爵，是一个祷告的人，一生祷告，一生让上帝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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