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易澄 2005.01.09

清晨，加护病房里的护士仍在呼吸器与监测器规律的的滴嘟作响中穿梭来去。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平安静谧，除了少数几床的病人闷在氧气面罩里几声浓浓的痰音，大家几乎都还没醒来。

彷佛昨夜另外几床上演的命运争夺战从来没发生过似的，上白天班的护士拎着早餐进来，打开讨论室的电视，气象预告着即将来临的冷锋。我则一面等候着八点下班，一面捧读维克多•法兰克的《意义的追寻》，思索着作者从熬过集中营后道出的，「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

生命到底追问着我什么？近来在加护病房实习，几乎每一床都是呼吸衰竭的病人，他们有的从急诊收进来，有的从普通病房转来，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危险。来到这里的病人大概有两种将来，一种是生命现象稳定，可以转回普通病房继续跟疾病搏斗，另外一途便是走向死亡。因为死亡的频繁，我不禁贪图地想透过阅读，从哲学家、心理学家，或是神学家那里，得到些「开示」。

在每个新病人的病历前页，夹着我们对病人做的严重度评估。透过这些包括心跳呼吸体温、身体酸碱、氧气与离子浓度，以及昏迷指数、年龄等等函数来做计算，可以得到一个「死亡率」。然而，这个精准计算的科学数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说，他有多高的机率会死在加护病房里吗？既然没有一个病人的死亡率是「零」；那么我们到底面对着的，是怎样的生命矛盾？病人会怎么死，如果救活了，又该怎么活下去？这个武断的数字，真叫人不寒而栗。

我是相信命运受上帝安排的。最近好几样巧合，都指向了一些无法解释的惊奇。譬如应台南人剧团之邀，前往观赏教习剧场新作《终生大事》排演，为着其中几个急诊室的场景，给予几个医学专业上(真是汗颜，不得已用了专业两字，你看到我在流汗了吗)的建议。制作正式上演前一天，我生平第一次给病人执行心肺复苏术，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到值班室，在精神科服务的老弟打电话来，说他刚刚在顶楼劝退(实际上也加上警察的拉扯)一个想要跳楼的女子。

隔天，一样的戏码重新在剧团里在演一遍。破碎的镜子、充满怨怼的日记、差点自杀的女孩；强心剂、心脏按压，以及不舍的家人。这些图像，像是被浓缩了一般，接连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到这个地步，我又该如何不追问，生命要我体会些什么，了悟些什么？

戏剧开始前，演教员要求大家以一个静像剧面，表达出一件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事情。有人双臂围抱着自己，说出了对爱情的渴求；有人渴望自由，有人表达了无尽的劳碌。而戏剧结束后，演教员又要求做出一个身体塑像，所要表达的，竟然那样令人哑口无言的，「生命是什么」！

好，我相信命运，但是即使知道病褟上四肢冰冷的阿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偶尔呼吸器的气管脱出，浓痰飞溅，或是肋骨应声断裂，嘴角渗血，我仍然必须在家属尽力抢救的请托下，撑着酸疼的腰，使劲地按压。

加护病房应该是人性最拉扯、冲突的地方罢。每当会客时间到，家属们换好隔离衣，在病褟前的神情无不忧心忡忡，也泛红了眼眶。但医护人员除了反覆思索治疗策略，还必须不断的为每一床病人抽血、插鼻胃管、尿管，做心电图检查、量血压、体温，打针给药，调整呼吸器。在这里，「生命的意义」就是监测器平平稳稳不发出警告的声音；而面对生命的来来去去，我体会到的是法兰克的集中营经验告诉我们的，「冷漠是自卫的妙招」。

不过冷漠之下，还是有些暗潮汹涌。因为繁重的工作让每个人都精神紧绷，也让病房充斥着一种浓稠的焦躁。护士小姐时常为着自拔呼吸器或尿管的病人头疼不已：「再拔，就把你绑起来！」病人却是这么答的：「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竟然把我绑成这个样子。」一个阿婆曾对我说：「这里不是医院，这里是鱼市场，你没看到他们在准备卖鱼吗？快拿剪刀来把带子剪掉，我要去看医生！」我也常常急性子地赶着在一定时间内把血抽完，一位阿伯这样对我咆啸：「钱是大家都会赚的，为什么抽血不找个细腻一点的来？」

有一次我听到病房传来啜泣的声音，原来是阿婆在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的手被绑着，好难过啊！但又能怎么办呢？这些病人如果不约束起来，突然拔到身上的许多管线，也是个天大的灾难。原来，逼得我们忍无可忍的，除了是繁重的工作份量，原来还有医学极度「龟毛」的制约下的生命定义啊。

下班了，太阳升起，照进凝结着雾气的窗户。望一望前一夜急救无效的病人留下的空床，彷佛还是看见家属们哭肿的双眼，听见床边凄厉的哭喊，脑海里回荡着念经机不断电地播放着。后悔的是没有即时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爱你们父亲，他也一定会想你们。而对我来说，此刻最急切的，却是去吃个丰盛的早餐，然后回宿舍去洗个澡，好好地睡一觉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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