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易澄 2011.01.23

「……不去捍卫，不去征战/当雨水落在坟墓上腐烂不动的花朵/你们的盲目/胜过那裏的花圈」。隔着手机话筒，隔着缠绕铁丝网的部队围墙，隔着政治迷雾笼罩下的一团巨大苦闷，我在军中向友人朗读一段智利诗人聂鲁达的长诗。

大学毕业，与友人一起完成了一张以赖和为名的音乐专辑后，随即受国家徵召入伍，成为国军的一员。入伍期间，经历着以往未曾有过的抑郁，但与其说是严格军事生活的冲击，不如说是面对权力的残迹所感受的，一种无可容忍的担忧罢。而能够让自己在忧闷的精神生活里获得稍微的解放的，也只有在那无论怎么拉撑抚平都无法服贴的迷彩服里塞入的几本诗集。

在每天解构着人体肌理血肉的医学院里，我选择参加诗社。或许是在重考班里目睹自然组学生争食知识的惨烈，重获自由后，以为加入诗社，能挽回我应有的气质与浪漫。

然而以痢疾原虫「阿米巴」为名的诗社，却以广伸伪足为志。在堆满杂乱报章书籍的社团办公室里，没有人一字一句地推敲诗的词句结构，却透过琳琅满目的读书会与工作队，把人推向一团令人难以喘息的现实。而我的所有关于历史的、政治的，乃至于阶级与性别的关怀，便是一次一次在不断地与世界遭逢认识而建立起来的。

赖和这位抗日先驱，是第一堂社团活动补充资料的主角。影印资料里的赖和像有些模糊，依旧是那帧表情苍白面容平庸的画像。至于那些所谓的诗与小说，读来不通不顺，修辞普通，一开始真的难以理解这何以被称作台湾新文学之父。然而，在逐渐了解他所对抗的是一个高大而傲慢的政权，他仅仅拥有的武器是破碎的语言，才知道原来他作品的生命，必须藉由他所身处的境遇来理解。

我们不被要求交出诗作，却常常被带往街头抗争的现场。在短短一两个学期间，我们前往台机工人露宿高雄市府、面临工业区威胁的七股海岸，万丹汞污泥污染地，或是为爱滋病人奔走的工作室等。那些第一线的接触，让我逐渐了解即使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都必须如何捍卫着自己巨大的生命价值。

有些画面毕竟成为了这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学经验。譬如有一夜拜访了鹿港苦力群，低矮的房舍里，从天花板悬挂着一带一带琉璃海洋般的蓝水带，在昏黄的灯里，几乎美得像诗。也记得在竞选晚会的会场上，台湾本土书店的店员跑来向友人告知创店的老板过世的消息，朋友凝望夜空的那双悲愁却充满责任的双眼，让我忘却现场的喧闹震天。反战游行的行列中，黄丝带结在铁蒺藜与巨马上，开成一片在风中摇曳着和平之愿的花海。队伍中间点起了一盏天灯，天灯上写着「和平」，在抗议群众与武装警察的注视下，缓缓飘入天空……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曾骄傲天真地为文批判医学院「缺乏人文精神」，却遭到一名曾投入党外民主运动多年，如今远在英国修习哲学的学长，很不客气地以「道在屎溺之间」回应。他曾让我们诗社的许多人感到当头棒喝的一句话是「以命相许即是诗」。「以命相许」，那就是投入生命全部的能量。而以命相许要换取的，必然是他认为那些值得以生命交换的条件。于是，不管你写不写诗，当一个人的行动决定不去闪躲那些威胁自己的生命来取得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尊严，那些高于肉体的存活的价值，那才是真正的具备了成为诗的条件。

当我向往着电影《春风化雨》(Dead poet Society)里一群忧郁少年摸黑在洞穴里群聚读诗的浪漫角落，继而被带往摊在阳光下血泪斑斑的现实世界时，我终于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再回到那个穴居于幽暗王国贪食甜腻诗文的矫揉过往。

于是，我的诗社生活，就一面阅读着台湾自日治时期到党国体制下的专制独裁，人民血泪交织的抗争史开始。当我们自豪着参与了台湾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时，才又惊觉我们仍需面对每下愈况的环境与阶级等现实问题。

或许我的阅读仍不够广博，但是有些诗句不需杂多，就足以让人窥见世界。胸腔科诗人江自得写了一本以《从听诊器的那端》，几乎是在文学路上的指引，告诉我原来从听诊器传来病人的咳嗽、喘鸣，都是人类社会有病的呻吟。曾经在营队里听他讲述知识份子应有的担当，循着这个指南，我也得以一步一步往台湾，乃至于世界的文学与精神史探去。

诗社里一本乏人问津的诗论，寄载着老诗人桓夫寂寞的感怀：「只是写诗有什么用……」写诗有什么用？长久以来的自我诘问，令人几度怀疑，又几度振笔疾书，以为自己就那么正义凛然地成为一名抗议之士了。有些大学同学或学弟妹为了应付国文课的作业，跑来求助于我，他们问起郑愁予、余光中与席慕蓉，我只能苦笑以对，却也有点分不清那是对自己的汗颜，还是对他人的无奈。

毕业后，紧接着是军旅的生活。在眼见到处仍充斥着党国时代留下来的权力符号，加上雄性威权建构起来的傲慢社会，常常有一种亟欲抒发的急切，以及有苦难言的郁闷，彷佛一缸墨水却只能接上一处细水慢滴的出口一样。每天唱着旧时代军歌，喊着过时口号，并不时贬抑歧视弱势者的日子里，我一方面惊觉文化强殖的力量并不会随着制度改变而消散，并也同时感到越来越能同理过去台湾经历各种形式的压迫，包括帝国殖民、党国威权专制底下，许多创作者以抵抗姿态写诗的心情。此时我迷上的，是以《漫歌》长诗描绘南美殖民历史的聂鲁达。

近年来，有些诗论非议着「陷于政治泥淖」的诗文，譬如在一本诗选的序文里，编者模糊地评价着某个以电话恐吓执政者的诗人，说这位诗人「放弃诗的语言，成为社会案件的主角」，而另一位政论者却「以传布诗为乐事，反而成为诗奖的得主」；于是他归纳出「唯有独立自己，独立诗，才会无所畏惧创造新声音」的结论。我想起自己的文学启蒙，仍会为这样的说法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愤慨。

确实，台湾社会在这几年间，面临的是一个更加混乱而价值难寻的时代。旧威权的垮台并不意味着民主自由的翩然到临，反而有更多权力的残迹仍扰动着民主前进的脚步。政党恶斗、媒体坐大，偏偏又遇上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热烈地席卷全球，社区溃散，环境破坏，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资本家恶毒，小农无以为继，卡奴烧炭自杀……比起过往只有一个将专制政权打倒的目的，如今人民面临的困境其实更是空前的棘手。

也许过去有许多人(包括诗人)，将希望寄托在政党的力量，如今许多的社会问题，就不再是单单透过政党的角力就能有所解决的。继旧威权垮台而起的是一个更混乱的社会，那种无所适从的无力感，是任何一个关注台湾社会并也曾投身其中的人，都必须面对的尴尬处境。

与人民站在一起，并努力书写不辍；具备这种条件的创作者，面对文字必然是谦卑而无争的。他们不在乎与不同立场的创作者论辩，反而只急切地思索人民与土地的生路。聂鲁达在他的诺贝尔得奖感言中是这样说的，「最好的诗人，就是给我们日常面包的人。」也因为这样，我常希望可以将出现在自己生活里那些动人的形象写入诗句，却又往往发现自己有限的文笔无法承载他们精彩的生命本身，愤而将布满涂改痕迹的诗稿揉去。

进入医院实习后，虽然暂时停顿了诗社的参与与诗的创作，然而更多闯进生命的，是一个个遭逢病痛的个体。我曾与一位肝硬化病人以每天一句「来换药喔」与「谢谢」这般简单的对话度过一个月。换科实习后，本想回去看看他，却得知他在我换科那晚过世。在小儿科病房，患癫痫的孩子的家长为着小孩的抽搐难过失声，也为着短暂的清醒而欣喜流泪。一位精神科病房的精神分裂病患，在外出活动的路途中，摘了一朵小花送给另一位躁郁症的朋友，说「要好好照顾它喔」。

从这些病友的身上，我看见他们对生命的诚实与坦然，看到了坚毅与慈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才是我长久以来在诗海里寻觅的要素。有别于如今社会弥漫的政治狂热，凝视并尝试诗的创作，其实只是希望能够能用有限的语言，勾勒出生命的价值；并且期许自己，透过诗，可以撑起一股内在的力量，并回馈给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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