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易澄 2005.04.03

最近又興起了有關嚴重精神病患的討論，關於收容、照護或復健機構的種種意見突然之間又熱絡了起來。然而有一部份卻使終難被重視，即病患人權受媒體威脅之實。譬如在東森新聞台播出有時的「社會追緝令」，日前竟然以「投訴惡鄰，為民出氣」為畫面標題，播出長達二十分鐘的「實況」畫面，以一名精神病患為主角，收錄了記者跟拍病患並且訪問街坊鄰居的畫面。

一向標榜「正義敢言，關懷弱勢」的「社會追緝令」，往往自許挑戰公權力，卻總是以各樣窺視鏡頭來處理各種羶色腥的畫面，如今「關心」起精神病患的問題，自是粗暴得令人髮指；美其名以「投訴惡鄰」為題來報導精神病患，不僅毫不專業，還大大戕害了多數精神障礙者的人權。在整整二十分鐘的節目哩，不但短距離正面跟拍(有打馬賽克)，並且加上了許多自以為是的旁白敘述。且聽主持人是如何定義這個「社會問題」的：「X先生每天總是不出來面對問題，放任太太出來亂吼亂叫...」。

外景記者採訪精神病患更是令人啼笑皆非：「妳為什麼要這樣亂罵人？」「你也想跟我一樣做記者喔？」另外還四處採訪附近民眾，來強化精神病患的負面形象：「你有看過他還有什麼更誇張的行為嗎？」這樣的節目，為了突顯「顧及專業」，也去採訪了精神科醫師。然而再怎麼「專業」的訪談，被如此毫無「病識感」卻又充滿「優越感」的媒體給斷章取義之後，我們永遠無法從電視節目而知悉精障者所面對的困境，或是社會資源的問題所在。

事實上類似這種節目的處理方式，在台灣的電視或平面媒體中實在俯拾即是。筆者曾經發起數度連署，針對不同家的電視台的節目或電視新聞提出抗議，然而仍終究不敵媒體的收視率考量。近來數家媒體開始將病患影像做馬賽克處理，但粗劣的報導手法卻仍舊如初一徹。

嚴重精神病患因為失去社會功能語表達能力，於是相對於其他弱勢團體，捍衛自身人權的能力就顯的特別薄弱。而面對媒體一再剝削病患形象，或許我們可以期待病患家屬團體能夠有所動員；譬如「全美精神障礙聯盟」致力於透過各種宣傳品宣導「精神障礙是一種腦部疾病」。在台灣，各地都有譬如「康復之友協會」或「家連家」等家屬團體；然而家屬作為精神障礙者的照顧者，本身就付出了許多精神與勞力，因此我們似乎只能看見問題不斷的惡化。

在美國，有所謂「正確報導精神分裂症的公民組織」(Citizens for AccurateReporting on Schizophrenia, CARS)，他們採取寫抗議信、打電話或公開譴責的方式，針對媒體侵犯精神分裂症人權的具體事實提出不滿。而這樣的組織行動，不但能夠以游擊戰的方式對抗侵犯病患人權的媒體報導，也同時極富有社會教育的內涵；這一點，台灣社會應當可以起而傚之。

甚且，我們更能夠期待一種反歧視的公約，甚至法案，能夠透過家屬團體、醫療團隊以及社運團體的共同關注與努力而在台灣產生。精神疾患的種類與嚴重度有高度的差異，他們所表現的症狀也帶給民眾不同的觀感；最多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具備正向症狀的嚴重精神病患。而整個社會必須了解的是，平均來說，精神障礙者的攻擊性是不如一般無發病的人的。可是當他們一再被媒體污名化、標籤化，就會漸漸令所有精神障礙者在工作權與居住權受到限制與排斥。

無可否認，處理精神疾患的人權問題是矛盾的，我們無法第一時間內要民眾完全卸除對具備症狀的患者的心防，也無法完全無法承諾病患絕對沒有攻擊性，但是我們必須避免的是讓錯誤的觀念一再被複製、放大並傳遞；尤其又是透過那些自以為是卻擁有高度影響力的媒體。因此我們必須強烈制止類似「社會追緝令」等節目的惡行，要求其公開向病患道歉，並積極從社會教育與法治上尋求解決途徑；否則即便我們的社會資源能有效分配並建立良善的照護機構與制度，精神病患的生存條件很快就會被社會的無知與敵意給一夕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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