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易澄 2009.12.20

過往我們習慣把一個自認為好的價值觀套到另一個人身上，卻易於忽略一個人之所以成為怎樣的人的過程。回想當年參加大學團契時參與得勝者課程批改，在期末與國中生的會面，一生僅此一次；若沒有將決定自己活出怎樣的生命的自主權交給學生本身，教育也恐流於枉然。

去年，一部小學生製作的紀錄片「我的同學─來雄」入圍「小金鐘獎」，網路上相當流傳。這部紀錄片是從一個班上名列前茅的小學生的角度來看待班上最後一名的朋友；最後一名的來雄是個無法跟上進度的孩子，卻意外被老師發現美術天份。旁白這樣說：「如果沒有老師的賞識，他只是拿三分考卷回家的笨小孩，祝福他繼續有這樣的『好狗運』...」社會學背景的朋友很不以為然，認為這個觀點，根本就是「高高在上的陳述方式」，一個看似要強調「一枝草，一點露」的紀錄片，其實不知不覺地仍被一種由上而下的階級視角給牽制著。

然而，我回信給朋友的信仍是這樣寫的，「我們如何進到一個作者的脈絡裡去瞭解一個作品的呈現，背後有多少成因，致使他選擇用甚麼方式來表達意見立場？這些都是非常幽微的過程。或許稱讚的人，或是批判的人，都說得太快了，於是我們反而會漏掉一些可能性。也許『來雄』這部片的作者，他將來有一天會成為社會學家，你相信這個可能嗎？」

沈思我對生命教育的反省意見，的確就跟朋友一樣有著急切的批判。不過也因為這些來回辯證，更使我們能夠對所有嘗試表達意見的人有更多的涵容，並且不預設對錯地給出更多建議。這或許也是這個社會迫切需要的論事態度吧。

記得小時後讀「湯姆叔叔的小屋」，故事影響我至深。雖然現在回頭過來想，好像白人主人終究還是那個慈愛寬大的施捨者一樣，我也開始對此有許多「批判觀點」；但是，一個意識的產生與轉變地的過程，或許才是最珍貴的。也因此我相信，在各領域從事教會生命教育事工的同工們，也會在教學經驗裡逐漸發現許多隱藏在教材背後，那種無可言說或教條化的陪伴與賦權(empowerment)，才是讓生命變得更美好的關鍵。

（原刊載在台灣教會公報「窗口無遮攔」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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