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邱慕天 2013.06.30

20世紀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有一本著作《傅柯說真話》探討了古希臘時期「說真話」（parrhesia）的概念。傅柯認為，說真話是一項社會行動，更是一項與自我關係非常密切的倫理行動。最近，不論是菲律賓對殺人的抵賴和矯飾，還是董小姐等人陷台灣形象於不義的厚顏辯駁，都提醒了這個社會我們所最欠缺的是說真話的勇氣。

傅柯書中有一個段落提到，當希臘人確定某人是「說真話的人」（parrhesiates）的身份之後，便不會有人質疑這個人說話的真實性。當然，這套有關發言主體與發言內容完全契合的溝通思維，「已經不再能在我們的現代認識論框架中出現。」

當代世界中受到侵蝕的真話有兩類。一類是政治上的真話，一類是生活裡的真話。政治上的真話很難聽到，掌權者有為了維持社稷穩定與發展國家戰略的難處與苦衷，為著涉及千萬人生死，或關乎社會公平正義與人權的事上，必須犧牲部份個人的言論自由與自我告白的意念，對此，人們多能表示一定程度的容忍與理解。

但傅柯特別指出的，是在民主社會生活裡講真話也變成一種政治的遊戲。從個人床笫隱私、到生意往來、朋友交際，大多人藉著語言的虛假和修辭來達成他們認為有價值和正確的意圖：大話、假話、空話，與謊話。

跟菲國一樣說謊

菲國公務船射殺台灣漁民事件，引起台灣群情激憤。相較於菲國官方含糊其詞，謊話連篇，台灣島內的「拒賣菲勞便當」事件也在本月14日到15日之間，一連在社群網站臉書上出現三篇，分別來自任職科技業秘書的董小姐、立報／四方報的鄭姓記者，與就讀神學院的潘傳道。

仔細檢視，三位不相識的人（？）所po的文章不僅時間相近、地點都在台北、基本情節完全一致，竟然還都是標榜第一人稱的親身經歷，說是在外出買便當的時候，遇到便當店老闆敵視菲律賓勞工，不但拒賣，並且辱之以狗。三人都見義勇為地打抱不平，不但買了便當相贈，更在與移工的對話過程中，記錄了他們幾天來遭到台灣人惡待的種種。

這些巧合究竟是時事所營造的共同想像，還是真有一確實的源頭事件版本，至今還是一起羅生門。

疑點重重的三篇文

事件在網路上傳開討論後，第一時間就被網友指出各式各樣的疑點：台灣便當店老闆怎有能力一眼辨識移工的國籍？菲籍移工從來就不特別愛吃台式自助餐，為何被辱後還執著在便當店外徘徊？菲籍移工的中文能力多半極為有限或趨近於無，如何能和便當店老闆來回電話，甚至向作者分訴遭遇？

事件真實性遭到質疑和追查後，鄭姓記者最先將臉書文章關閉，但透過上司四方報總編輯張正的公開轉貼和〈夜訪便當店老闆〉一文擔保事件真實性後，仍繼續和網友攻防。潘傳道則在轉貼達到2千次之前就將文章隱藏，並且連連變換臉書的名稱，避開注意。

令人啼笑皆非的戲劇化

影響最大、立場最強硬、也最先被迫承認造假的是董小姐。她的文章在兩天之內就被轉載八萬多次，並且成為外籍勞工間、外國媒體所知悉的版本。不僅她自己多次在回應中強調「便當就是我本人買的」、「再度與便當店老闆見面，在他的（幾乎）下跪懇求下，承諾絕不供出店名」、「以人身安全擔保事件屬實」，還對「文章已經被翻成英文，影響力擴及國外」表示得意，連她的幾位朋友都出面幫腔筆戰，最後更在電視台專訪中，要全國觀眾相信她。

最戲劇化的是，在內政部長李鴻源指示警署查辦下，董小姐終究不至於在刑事局面前繼續扯謊，供稱整起事件是「聽說」來的。數小時之內，立報也及時發表聲明，承認鄭姓記者的故事造假，也屬「聽說」，甚至「夜訪便當店老闆」的內容都是鄭設局欺騙。潘姓神學生雖然自此在網路上隱匿行蹤，且沒有公開可見的發言，卻也馬上面對警方約談，承認他也是「聽說」。

過度的善意

在這樣的故事中，我們必須先肯定，他們對「善」的執著可能比一般台灣人都多，如果這幾位人士不是對於台灣人將仇恨轉嫁到移工身上有著極度的關心和焦慮，便不可能產生出這些文章。

試想，如果是以第三人稱見聞「拒賣菲勞便當」事件，為何不如實闡述狀況就好？〈四方報〉更是一份以移工社群為主要關懷的報紙，鄭姓記者不但有管道、動機、和義務追查並深入報導這個「獨家新聞」，若真是「聽說」，怎麼會落得在臉書造謠，甚至請人假扮便當店老闆佈局欺騙自家總編輯？

會將自己化身成行善的主角，正是因為那就是自己心裡無時無刻想要伸張的善的信念。那絕對不是「聽說」。

套句網路上「鍵盤偵探」的說法，「董小姐聽便當店隔壁桌說的，立報記者也說是聽說的，所以那天是潘傳道跟立報記者說這件事，剛好被隔壁桌的董小姐聽到」，這樣整起事件才說得通。

網路事件的零和遊戲

這起「便當門」讓三位發文者始料未及的，可能是網路病毒式傳播的「量變帶來質變」。

本來第一人稱的「拒賣菲勞便當」敘事若屬實，那它應該是一起道德上的「零和遊戲」；事件中的英雄主角所收穫的道德聲望，其實是扮演惡人的便當店老闆和冷漠看客們的道德負分的總和。但正因為便當店老闆是虛構的而且不會被供出，在虛擬世界中編造這樣的故事變成「毋須成本」的善行。

無論是聽說或是杜撰，發文者起初也只是在自己所能掌控的社群圈子內，提醒大家多多關心菲勞在台灣的待遇。

但隨著公開設定的轉貼量呈指數性爆炸，英雄賺進了大把聲望，「零和遊戲」被破壞的本質勢必需要修復：人事時地物必須交代：只有「便當店老闆」出面賠出信譽，我們才能將英雄賺進不成比例的聲望兌現。

越演越烈

這樣的零和天平在文章被轉引到外國媒體，並對菲律賓台僑造成身心威脅後，更是被強迫加碼。在國際輿論的規格下，一旦沒有虛擬便當店老闆出來「坦」傷害，將是由全台灣人「代償」信譽和道德聲望值，給這三位超凡入聖的便當英雄賺盡。

潘傳道在這起事件所受的傷害反饋最小，因為他在大量無法掌控的美譽和質疑湧入以先，就選擇銷聲匿跡。而鄭姓記者雖在更早就隱藏了名為「海洋藍」臉書帳號，卻透過四方報總編輯張正的臉書平台繼續抵賴網友質疑。

同樣地，董小姐也是因為自己和友人Viola Kao等人不斷地以破綻愈來愈多的說詞圓謊，並在認錯之餘，還將部分罪責卸給「有心擷取」和「斷章取義」的轉貼民眾，使憤怒的網民對她的口誅筆伐至今仍不能停止。

便當門的意圖

在《傅柯說真話》有關「說真話」理念中，提到了雅典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之後，古希臘的民主政治開始正視「說真話」的暴民政治危害，人民被法律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也意味著參差不齊、道德意涵不一的「真話」。這些是民粹的顯影，也在這次台菲衝突的風波中非常的引人憂心。

可是這波在網路上延燒的「便當門」反倒讓人們看見，縱使帶有正確道德寓意，夾帶著利己意圖的虛假道德敘事，絕對不是言論自由困境的解答。

一般相信，發便當文的三人肯定在撰述情節的時刻，在心理及良知上和故事情節是完全認知調和的；也就是說，他們若有足夠的「運氣」在現實中撞見「菲勞買便當被拒」的場景，必定可以踐行他們文中所成就的義行。

然而，不論是菲律賓對殺人的抵賴和矯飾，還是董小姐等人陷台灣形象於不義的厚顏辯駁，都提醒了這個社會我們所最欠缺的，乃是在時運不濟、甚至「風向」錯誤時，依然誠實坦蕩說真話的勇氣。

用生命說真話

原來在希臘先哲的蘇格拉底的哲學中，「說真話」並不是一種向君王或公民百姓呼告的政治藝術，而是人際之間最單純的溝通關係。並且在它和真道與勇氣的對應關係之外，「說真話」原初的對應對象，乃是「生命」（bios）。

一個人是透過生命的經歷和見證（便當事件的經歷）來說話（便當文），而人們也是透過見證真話來認識一個說真話的人。換句話說，標識著一位「說真話的人」（parrhesiastes）的決定性的標準，既不是他的出身，也不是他的公民身份、記者身份或傳道身份，而是其言與行之間的和諧一致。

在這個「單純說真話的人」已經失去了其社會功能的時代，也就是一個沒有「先知」的世代，「傳道」普遍也只是在真誠互動匱乏的現代生活中傳述其所「聽說」之道，「說真話」的倫理行動因此成了關鍵危急時刻人們所能仰賴的偶發神蹟，像是一道強烈的閃電乍現天際，劃破犬儒與玩世的黑暗、照亮專制與民粹的猙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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