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熊璩 2003.11.09

如果在我内心有一种欲望，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法满足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着另一个世界而造的。

　　“上帝不过是父亲形像的完美化。”（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我相信基督教就好像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并不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它，乃是因为，从它我得以看见其它的一切。”（鲁益师《荣耀的份量》）

　　独立思考的考验

　　前英国圣公会Canterbury的大主教W. Temple曾经说，欧洲文明“最黑暗”的时刻，是1619-20年的一个冬日。当天，法国思想家笛卡尔爬进了壁炉上方的密室取暖。他决定，这一天将怀疑所有的一切。到了那天末了，他发现只剩下一件事他无法怀疑，即是他在怀疑这个事实。他因此讲了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重点在“思”和“我”。

　　笛卡尔的独立思考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Temple主教认为，这种独立性的思想是人类的浩劫，因为它是“理性主义”和后来“启蒙运动”的萌芽。从此“怀疑”和“理性”的重要性逐渐地超过了“信心”，演变成现代思想中无神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当道的局面。

　　难道基督教的信仰这样经不住独立思考的考验吗？


　　世界观的定义特徵

　　在《政治思想字典》中，Roger Scruton定义“世界观”为：“一种对所处世界的一般性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信仰（Beliefs）、价值、以及形而上的预设立场，都编织在一起，赋予了这个世界一种意义（重要性）。世界观并且促使我们将思想转化为行动。”这种由内而外，能够指导行为的功用，是世界观的特徵。

　　世界观指导我们私人的，社交的，和政治的生活面。它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与人相处之道，我们处理困境的方式，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做事的动机，和我们的价值观。

　　哲学家Thomas Kuhn认为，一个科学家的世界观不但会影响他研究的内容，也影响着他对研究成果的解释，笔者对此深为认同。

　　弗洛伊德的世界观

　　有人说，十八世纪是牛顿的世纪，十九世纪是达尔文的世纪，廿世纪是弗洛伊德（1856-1939）的世纪。弗氏是精神治疗的发明人，他是廿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现今心理学上的许多名词都是从他来的。

　　但弗氏可能也是历史上被人争论得最多的学者，对他的争论至今不息。他也曾获得着名的歌德文学奖，经常发表生活性，思想性和文化性的论述。

　　弗氏是一个狂热的唯物论者。他把这世界清楚地分作两等人，一等是主张无神的，他称之为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是合乎科学的。另一等人是主张有神的，他称之为具有“宗教的世界观”（或作“灵性的世界观”），是不合乎科学的，但他的一位好友提醒他，无神论本身也是一种信仰。

　　他认为只有从科学研究得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当时的学术界广泛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在科学方法所发现的真理以外，再也没有真理可言（逻辑实徵论）。其实，这观点本身已超越了科学方法的领域，所以也不可能是真理！他是廿世纪“科学的世界观”的旗手（Poster Child）。

　　他的一生，对“宗教的世界观”攻击不遗余力，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一种逃避，一种幻想，源于儿童期对一个完美化的父亲（Exalted Father）的渴望，只有心智低下的人才会有宗教信仰，人类应该长大了！可以说，廿世纪世界的世俗化受到他的影响至巨。

　　鲁益师的世界观

　　鲁益师（C.S. Lewis，1898-1963）是牛津大学的名教授、和文学批评家。他是廿世纪着名的作家，也是最受欢迎，用理性护教的基督徒学者。童话故事之所以在今天受到如此的重视，主要是受到他的着作的影响。在二次大战时，仅次于邱吉尔首相，他是大英广播公司上最熟悉的声音，是黑暗中安定人心的力量。

　　鲁氏从青春期起就是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然而在牛津教学时，他想起童年以来屡次莫名的体会，那种彷佛进入另一层境界的渴望，他称之为“喜乐”（Joy）。他隐约体会这种喜乐不同于幸福感或愉快的情绪，它带给人心的抚慰不是因为拥有什么，而是因为渴盼什么。后来他发现，这渴盼的对象就是造物主。

　　牛津的学术环境帮助他重新思考信仰问题，一个无神论教授衷心地告诉他，福音的历史可信性非常高，此话出自这位同事之口，对他的刺激很大。

　　此时，他读到Chesterton的《永远的人》（The Everlasting Man），终于做出“有神”的结论。他告诉人说：“你必须想像那个情景，我独自一人坐在抹大拉学院的房间里，夜复一夜，每当心思从工作中移开，我总是非常不情愿地感受到造物主的逼近，那么坚定、那么执着。最叫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在1929年的一个晚上，我降服下来，承认上帝的存在，并且跪下来祷告。那时的我，可能是全英国最沮丧、最不情愿的信徒了。”（注二）

　　就这样，他成为了一个一神论者（Theist），但还不是基督徒。他开始研读希腊文的《约翰福音》，并研究基督教的教义。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挣扎，但总是不能跨出信心的一步。在1931年的秋天，他有一次与两位同事共进晚餐（其中一位是《魔戒三部曲》的作者J.R.R. Tolkien），讨论到福音的可信性。饭后，他们散步，继续讨论到清晨三时。这次的谈话对他影响至深，九天以后，他接受了基督。

　　这个抉择完全改变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和他的写作。

　　二者观点之对比

　　弗氏最痛心的是，天下竟有这么多人会迷信上帝！用他的话来说，竟然会有人认为，天上有位“理想化的超人”。这完全是标准的婴儿式，是脱离现实的表现。

　　弗氏认为，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宇宙中到底有没有一个超自然的智慧？他的答案是坚定的“没有”。他的论点有二：首先，从心理学上看，那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其次，他认为人类的苦难证明，如果有超自然的智慧者的话，那也不可能是一位全能而又全爱的上帝。本文只限于对前者的讨论。

　　弗氏心理学的论点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深切的渴望上面，所以都是幻想，是错误的。他说：“我们告诉自己，如果有一位慈爱、眷顾世人的造物主，如果世界上有道德秩序和来生，一切该有多好！”他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强烈的想像力和我们强烈的需求的投射。

　　当时的思想界多认为上帝是人类创造的，因而弗氏的特殊“贡献”是，适时地赋予了一个确定的，心理学的解释，就是人类渴求一个“完美化的父亲”。

　　鲁氏的看法则与弗氏完全相反。

　　首先他认为，圣经告知人们，世界充满了绝望与痛苦。这观点并非人们所乐意接受。要接受这样的观点，人首先得承认，自己遭遇了很大的困难，承认自己违反了道德律，需要被原谅，并恢复和好。

　　而达到这一步，人又得首先承认，真有一个道德律，而且后面有一个赋予这律的力量（Power）存在。人还得承认，自己违反了那个律，把自己与那个力量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了。

　　只有当人感到完全无助，体会到自己的贫乏与不足，和上帝的圣洁、伟大时，人才能够了解圣经所说的。虽然圣经的信息能够安慰人心，但它的起点并不是安慰，而是人的狼狈、不安。而且，若是不经过狼狈，就没法真正达到安慰。

　　他认为，安慰是没有办法追求的。人们若是追寻真理，他们或许能够得到安慰。但是如果人们寻找安慰，他们既找不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理（注三）。

　　鲁氏更认为，想要活出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会痛苦的。要我们把经年累月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意志交付出去，是很痛苦的，就像是一种死亡，这不会是人们的愿望。（注四）

　　弗氏与鲁氏对自己的父亲都有很不愉快的回忆。弗氏从临床经验中做出总结论，说一般人对自己的父亲都有双重情结，正反两面的强烈情绪同时存在。

　　鲁氏则因此说，既然是双重情结，那么希望上帝存在的愿望，岂不是与希望上帝不存在的愿望同样真实吗？怎么就能说是因为我们渴望上帝存在而创造了上帝呢？

　　鲁氏非常清楚，新约和旧约的中心就是神圣的干预。当他还是无神论者时，最痛恨的字眼就是干预，他不希望任何人干预他的人生，因此他从不希望有上帝的存在。鲁氏的明辨很浅显地指出弗氏理论上矛盾的地方。

　　更进一步，鲁氏指出愿望的本身，并不能证明被愿望的对像不真。相反地，它可能更接近真实。他举例说，我们有食、色的本能欲望，而食物和性正是确实存在的。

　　鲁氏认为，我们都会有一种深沉的愿望，想要与造物主建立关系，超越此生。或许这种愿望是在反映一种真实。近来脑神经的研究有迹象显示，人大脑的基因组合，构成了对信仰的需要（注一）。

鲁氏说得好，我们审视证据时的哲学观点，往往决定了我们从证据中学到的是什么。这句话正与Thomas Kuhn的话相互呼应。

　　鲁氏又说，如果在我心有一种欲望，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法满足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着另一个世界而造的。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乐趣都不能满足我，并不就证明整个宇宙是一个骗局。或许，这世界的乐趣原本不在满足我们，乃是为了要刺激我们去追求那实体。所以，我们应该一方面感激那现世的，知道那是实体的影子，一方面要羡慕那将来的实体本身（注三）。

　　对于这种更深的欲望，弗氏倒也有提及，他用的德文字与鲁氏的“喜乐”意义相同。他把这种感受与他幼年时与父亲在林中散步，看到那美丽景色时想要拥抱大自然的心境相比。他描写自己一生都在追寻这种感受，但总是不得其门而入。

　　早年，当弗氏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受教于名哲学家Franz Brentano。此教授原来是位天主教神父，为了反对教皇无误论而还俗。弗氏非常佩服这位老师，认为他为人正派，富于想像力，而且他的有关有神论的论点，叫弗氏无法反驳，使他几乎承认有神。

　　弗氏告诉他的好友说：“老实说，我之所以承认有神，完全是出于无奈……我没法反驳他的论点。”但他又很矛盾地说：“我不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也还不是一个有神论者。”

　　终其一生，弗氏私底下这种暧昧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他甚至私底下承认：“不幸的是，科学偏偏需要有一个造物者。”虽然他对“灵性的世界观”的公开攻击不遗余力，但是他哲学性的论点与他的立场却有差距。总是情绪性高，论理性低，不像他的心理临床论文那么清晰、客观。他的一生似乎总是被这个上帝的问题所缠扰，为这个“幼稚”的渴望而烦恼。

　　弗氏的女儿说，要了解她的父亲，要看他的信件，不要单看他发表的文字。他给好友的信件中常常引用圣经，新旧约都有。他一生的信件中充满了下面这些字眼：“靠着上帝的帮助”，“若上帝许可”，“良善的主”，“交在主的手中”，“科学似乎要求上帝存在”，“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有一天在上面相见”，“我秘密的祷告”，“你是上帝忠实的仆人”，“你处在一个很幸运的地位上，可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这些是否都是比喻式的说法呢？对一位把无心之言都看得别具意义（Freudian Slip）的心理治疗发明人而言，这是很难想像的。一个认为信仰上帝是心智脆弱的人，却同时佩服一些基督徒（圣保罗，牛顿，好友Oskar Pfister，等等）的智慧和学识，这也是让人费解的。哈佛的Nicholi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医学界，充满了无神论的气息。弗氏最佩服的人是哲学家费尔巴哈，他的无神论思想深受费尔巴哈、达尔文和同跻间压力的影响。

　　有人还猜测，因为弗氏犹太人的出身背景，在有浓厚天主教气息的维也纳受到很大的排挤，影响了他对基督教的看法。这话可能不无道理。

　　鲁氏则认为，当讨论到心理学的内容时，弗氏是以专家的身份讲话，带有权威。但是当他讨论到一般哲学性的问题时，这是鲁氏比较擅长的领域，弗氏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你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牛津内不改其志

　　世界观对人的影响深远。自从接受基督的信仰以后，鲁氏彻底改变，从一个忧郁、内向、悲观的人，转变成一个开朗、外向的人。他的好友们描述他：“非常有乐趣，有机智，容易相处，体谅人，对别人的福祉比对自己还关心。”（注五）

　　鲁氏的决定是经过长期的思辨，认真的研究的，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是诚恳的，统一的，并非一种不成熟的投射。而且，他忠于所信。虽然影响了他在牛津的事业，也不改其志，令人佩服。以他之名，始终没有在牛津成为正教授，他后来讲座教授名还是在剑桥得的。

　　相对地，弗氏是个倔强的悲观派，他常常与朋友和同事激烈地争辩，他对信仰的问题无法作客观的讨论。而且，作为一个强调人类尊严的人，他对人性的评价却非常的低。他有一次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依我看，不论人们对伦理的看法如何，他们大多数是垃圾。”

　　我们看见，独立思考与信仰上帝其实是不冲突的。况且，独立思考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少，又有多少成分是人云亦云，或是受到群众和舆论的压力，都是值得探讨的。

　　今天许多人都说要独立思考，这实在不是件易事。但愿我们能够学习摆脱情绪、私心、得失心和偏见，给自己更大的思维空间，使得对事情能作出清晰的判断。又因为牵涉抉择和行动，在节骨眼上，真正的独立思考甚至是与品格有关的。美国华盛顿总统曾说，“很少有人的品格可以胜过最高的喊价。”

　　本文把重心放在他们两人对信仰上帝看法的对比上，笔者期望将来能继续参照Nicholi教授的书，对他们的道德观、快乐、爱、受苦和死亡作进一步的讨论。□

注：

1. 本文关于弗洛伊德和鲁益师的生平与言论多参考：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Nicholi教授在哈佛大学教授此课凡卅余年，备受学生欢迎。
2. 鲁益师：《惊喜》，”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 London, Fontana, 1959.
3. 鲁益师：《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余也鲁译，香港，海天书楼，1995。
4. 鲁益师：《痛苦的奥秘》 （The Problem of Pain），鲁继曾译，香港，基督教辅侨，1940。
5. Ken Gewertz, “The Question of God”, Harvard Gazette Archives, Sept. 19, 2002.

转载自《海外校园》第61期

本专栏与《举目杂志》、《海外校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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