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仁昌 2002.03.10

概念世界？抑生命世界？

---

　　「创作模式」在母亲的土壤中撒种、施肥与深耕，长出不用本色「化」就已经很本色的神学。这种神学的呈现不仅无需「翻译」，而且是不假造作（made）的。它乃是从文化土壤与生命经历中自然而然演变而成（became）的。它必然地比任何的所谓「会通」都更本色，也更能深入土地与人心。因为它本来就是台湾文化与生命世界的一部分。

　　「翻译者」模式是在「概念世界」（concept world）中「会通」，寻求语言及表徵的沟通桥梁。而「作者」模式却是在「生命世界」（life world）中选择了「同钉十字架」的途径。事实上，寻求存在经历与命运的认同和归属，正是效法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榜样。而这就是本色神学得以滋长的真正养分了。我们相信，「同钉十字架」是有效「会通」的前提。否则，「会通」将是疏离的、贵族的或只是学术的游戏与自慰。

埃及？还是迦南？

---

　　台湾在许多方面诚然是一块丑陋与咒诅之地。它是近代中国的「埃及」。在「中国结」之下，台湾生活只是过程，大陆才是终点；台湾经验只是实验，大陆才是实现。而在「北美结」之下，台湾为世界的边陲，北美为中心。北美的奶更香、蜜更甜。我们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寄望在那里生根、定居、建立家园。从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就在写一部「出埃及」记，而且愈写愈澎湃。好像那里才是应许之地。事实上，北美也好像是移民者的「埃及」。在人心的深处仍然终身不歇地在寻觅另一个真正安身立命的家。他们的「出埃及」不是为了逃避暴虐，而是鲤鱼跃龙门。但通常的结局是半龙半鲤鱼。

　　这些年来，海峡两岸的交流大幅度改善了。但我们并不确知这一部「出埃及」的故事会不会有一个转折。大陆也曾经是我们的「埃及」，共产「法老」在那里施行暴虐。有时我们多么厌恶它，但它却又曾是我们的「迦南」；那里孕育了悠远的文化，祖先的生命，还有一页页中国人的历史。午夜梦回时，我们多么心系一个有黄河、长江、西湖与万里长城的家园。然而，如今我们却是近乡情怯了。不只因为它满目苍痍，而是它认不认得我们这一群台湾的孩子？四十多年来，我们不曾为这个家园的建设付出一分努力，只是不断地咒诅与隔阂。我们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权利声称那里是我们的家。以一个台湾的年青子弟来说，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亲人在那里，甚至也不能辨识任何一寸土地。而在政制与经济的歧异下，台湾生长的孩子又有几个人会将它当作安身立命的家乡呢？它是我们的终点与实现吗？

　　造成这一切恩恩怨怨的我们的上一代都知道家乡在那里。而我们这些无辜的孩子却不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想逃避，无奈地觉得其实整个尘世都是「埃及」。我们歌唱起「这世界非我家」，只有天国才是「迦南」。但是这样的进路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它只是用替代性的满足，使我们落在更大的疏离与更深的乡愁。很悲哀的来说，我们都像是台湾的「过客」，而不是「家丁」。难道台湾真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一个躺在太平洋上的妓女，「人进人出，各取所需，就是不肯留下爱情」吗？

台湾教会：没有面目的传道者

---

　　很明显的，「翻译模式」的进路并不足以面对这样一个认同与归属的难题。事实上，台湾的教会､基督徒以及神学也几乎完全规避了它。不只是大量的基督徒学生精英外流到北美去，一批批的传道人与牧师也「蒙召」移居海外「牧会？」。至于文字工作与神学，更是甭谈对于台湾社会､文化与现实处境的探讨了。除了「翻译」，还是「翻译」。

　　我们可能都忽略了，「传道」的本质就是一种「表达与行动」，而「身份与特徵」的认定则是一切表达与行动的前提。身份与特徵所给予的，其实就是使人有面目的一张「脸」。藉此我们得以辨认出「他是谁？」。而一个没有「归属与认同」的人，就好像一个没有身份与特徵的人。实在来说，他就是一个没有「脸」的人。更严重的是，我们根本无法真正诠释或了解他的表达与行动。因而，这时不只是他的表达与行动，即使是他的存在本身，也都成了「谜」，或只是一些不相干、引不起共鸣的东西罢了。四十多年来，台湾的教会与信徒就有如一个「没有面目的传道者」（a faceless preacher）。我们从「天」而降，在「真空」中呐喊着「耶稣爱你」。听到这话的人最大的困扰，其实不是「耶稣是谁？」，而是「你是谁？」。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不能辨识与认同你的面目，他是不会去追问你的表达与行动的。

　　其实，信仰的本质就是认同。人认同于上帝，而且透过上帝，我们真正地看到了自己。但不是如此就结束了。我们也透过上帝，看见了我们的同胞与邻舍。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譬喻，对上帝、对自己、以至于对同胞和邻舍的认同，其实是不可割裂、有如「三位一体」的。它们彼此互为一个参考架构。然而，今天的台湾教会所关心的却只是「我是谁？」，也就是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自我认同与意义的追寻。却严重忽略了「我们是谁？」的课题，也就是寻索个人在群体中的意义，以及群体在上帝面前的意义。这种疏离的「我」观当然使得教会与信徒变成了台湾社会与文化中的「陌生人」与「异乡人」，而不是「邻舍」与「园丁」。

下期待续

本文作者叶仁昌教授任职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是卫兰团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专题讲员
本文原载于《迈向台湾的神学建构》及作者个人网页，经作者授权本中心刊载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