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道维 2011.08.21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吕氏春秋．贵公》

这是一段我们所自小所熟悉的故事，而在传统上都以这此作为三种人伦观的比较：一个是荆人（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人）所表现的「国族主义」，一个是儒家的「人道主义」，而最后是道家的「宇宙主义」。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因为顺着这样的叙述流程而感受到作者是推崇最后一层，所谓「人我不分，万物一家」的终极平等思想，而这也的确是一种更具包容气度的良善美德。为方便起见，让我们姑且称之为「宇宙性的道德观」。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些人伦观间最大的差异并非在那表面上一层又一层扩大的胸怀，而是在那一层又一层「去其X而可矣」的自我缩限。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因失去而有的忧伤，可以因为其他生命可能的得着而被平抚时，所代表的是一种将与自己不同的他人当作可以共享苦乐的同胞。而这个同胞所涵盖的范围愈大，表示所认同的身分也就愈平凡低下。事实上，这把弓真得能被另一个人拾得吗？还是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躺卧在森林野地？显然这把弓能不能被所想像的对象「得之」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主角欣然在放弃所有权时所表明「身分认同」，愿意是楚国的国民、是人类中的一员，还是只是万物中的一位。

不过要小心的是，这样「身分认同」逐渐下降本身并不代表谦卑虚己，更不能保证这个心胸的是否伟大，因为这些道德价值乃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弓」上面的。怎么说呢？因为如果这里所遗失的不是个有价值的弓，而是荆人本想要丢弃的废物或垃圾，那这句「X遗之，X得之，又何索焉」的话就反而是一个非常无耻的想法了！可见，当我们仰慕或想培养这样「宇宙性的道德观」，因而从个人的「小我认同」扩大为宇宙的「大我认同」之时，也必须谈到的是一种否定自我中心的美德，一个降低自我身分认同的过程，而非为要成就个人私欲或名声的奸巧。

最后，这个「宇宙性的道德观」固然很伟大，也令人动容，但仍然难免有些一厢情愿。原来，这里所遗失的是一把弓，是一个完全是人手所造的猎食或战争的工具。这样的物品只有在被人类拾得之后才可能发挥其功用，但对于森林或宇宙间其他的生物又有何意义呢？如果把这弓换成钥匙、手机或书本，这样的质疑就更清楚了，恐怕我们还要对这样的环境破坏予以谴责呢！所以这显示出一个普遍的事实，就是我们通常只能在「自己」所了解世界里谈对自己权利的限缩或身分的认同，但这样的「美德」却不一定能在别人身上带来所期待的福祉。

综合以上的观察，我们发现这「宇宙性的道德观」因为其认同身分的降低与跨种族沟通同理的困难，虽是一个伟大高尚的理想，但终不免因为人的有限而转变成一种「相对性」的道德观，反变成个人私欲与野心扩张的遮羞布。这也正是为何十九世纪末被许多人所崇拜奉行的共产主义，最后却沦落成再也无人相信的神话。这并非其目标不够理想的问题，而是人类自己不够理想的事实。

最后，再让我们假想一下。如果所遗失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自己所亲爱的孩子，这样的「X遗之，X得之」的想法是不是又完全不同了呢？遗失自己的孩子却不愿去寻找的父母，几乎是无法被认为是道德的，不管那孩子是多么讨人喜爱或是毫不起眼。这其中显示出有一种关系，一种生命之爱，是完全超越过一般道德价值的判断，因为这样的关系并非是「我与它」的模式，而是「我与你」的模式。其中所呼唤的，不是可取代或可度量的「工具性价值感」，而是一种能独特呈现当事人生命意义的「存在感」。对于这样的遗失，我们不但要赶快找回，而且不能容许他人代劳！

而这一切说穿了，都是因为「爱」的缘故。这份爱虽是「个人的」，却不是「自私的」；是「独特的」，却不是「偏狭的」；是「坚强的」，却不是「蛮横的」；是「唯一的」，却也是「普遍的」……

这让我想到，自己在十余年前，也常像一些人一样认为基督教的上帝观是狭隘的，只能容许一位上帝的存在，似乎不如上述「宇宙性的道德观」来得宏博伟大。但也许是我们都忘了，那走迷路的而需要被找回的正是我们「自己」，是个独特有生命有情感的人，并不是只一把可以再买到的弓！而寻找我们的也正是那创造我们的天父。因此，在他眼中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孩子，不可被取代，也无法让他自己的角色被取代。在这样的一个寻找而被寻见的过程中，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也因为这位伟大又爱我们的上帝，得以在万物中被肯定，在永恒里被纪念。

难怪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

而印度诗哲泰戈尔是这样的回应：「我不央求您进到屋裏。请进到我无止尽的孤独裏吧，我的爱！」（漂鸟集）

作者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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