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Hapiru 2009.11.08

我于热气蒸腾的八月中回到台湾，人就像身上的衣服，总是又湿又黏，好像怎么也拧不干。能不出门则不出门，否则随便走几步，就挥汗如雨。27 号收到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说在台大医院遇见我的神学院好朋友，差点认不出来，因为罹患癌症的他变得非常消瘦。她问我要不要去看他，但是想到要在溽暑外出就英雄气短，想说等天气凉快再去看他。

九月天气渐趋转缓，朋友也把他的手机给了我。然而，我依然恍神，落在似是永无止尽的时差里。九月中有一天，我突然清醒，有精神读书作事情了。然而，我还是没有去看他。自己告诉自己，他的情况应该还不错，从诊断到现在还没有半年，不会有什么大状况。

九月二十七号，我从外面回来，朋友劈头对我说，他走了。我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然后走到电脑前，在噗浪写道：「一直以为还有时间,但是他走了……真的不能自以为还有时间……」说什么遗憾歉疚，根本为时已晚。但我真的很自私地庆幸没有看到他临走前的模样。即使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并没有被癌细胞摧残得面目全非，我还是无法想像在病房与他面对面的光景。就说我没种吧。不过，参加追思礼拜是没有选项的决定，尤其是在我离开台湾前的日子举行。

他是个低调的人，净做些眼前看不见的事情。他的外表活脱脱是个菜市场的欧吉桑，没什么领袖需要具备的魅力与外表。他的追思礼拜也没有大肆宣布，但还是来了很多人，那些他帮助过、陪伴过的人。那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最后，大家各拿一朵兰花，放在他的骨灰坛四围。轮到我的时候，凝望着那个容器，我笑了笑，然而蓦地鼻酸，眼泪不听使唤决堤而流。突然觉得非常不舍。回到座位上，我不禁痛哭。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抑郁的我身陷沙发，他默默陪伴在旁边的画面油然升起。

那天，刚看完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其中有一幕，张艾嘉与李烈彻夜长谈，不知天色已亮。张艾嘉走出李烈家门，低首踯躅于清晨的街头，阳光灿烂，鸟鸣清脆，但是她的身影却如此落寞。不知为什么，这个场景看得我低沉，心情也跟着极其落寞，回到宿舍，瘫在沙发上，什么也不想作。夜已深，他在旁边，听我絮絮说着理不清的，无来由的伤怀。

会后，我走在地面犹湿的辛亥路。没有阳光。没有鸟鸣。但是我又想起电影，以及当晚深夜的那一幕。在耶鲁教哲学与宗教学的 Nicholas Wolterstorff 痛失爱子之后，在《爱儿挽歌》这本书中问道：「至于我的悔意又该怎么办？」那些该说没有说的话，该作没有作的事。逝者已矣，我们的悔意当如何处理？应该演练吗？应该制止吗？Wolterstorff 的结论是：「我将活在悔意中。我将认定悔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自斨的伤口中记数。然而我不会无休止地盯住这些愧悔不放。我将容记忆激策我，与仍然存活的人一同改进。」我不认为要活在悔意中，但是我深深认为自己需要回忆的激策，让我有改进的机会，学习在为时已晚之前，说该说的话，作该作的事。他最后说：「我要藉此凝聚我的视野，加强我对『那一天』的指望。那一天我们将投入彼此的怀抱，说：『对不起。』这位爱的神一定会赐给我们那一天；爱需要有那一天的来临。」

然而，在那一天来临前，我有的是机会演练，说「对不起」，说「谢谢你」，不容悔意的承载继续加深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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