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柯志明 2017.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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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曾與一位生物學教授爭論人是否「只是」動物。他堅持是，因為他是位達爾文主義者。他說，人的一切所做所為都是為了生存，文化也就是為了生存而演化出來的，道德、宗教當然也都是。我們爭論了許久。最後，我問他，從他的達爾文主義生物學，他會怎麼看如果自己的兒女被強暴？強暴一定是錯的嗎？為什麼？他當然硬是解釋了一翻。

對我來說，他的那些說法當然都不成立，甚至是胡扯，他根本無法解釋為什麼強暴「一定」或「必然」是錯的。這與口才或學問無關，而與世界觀密切相關。他那種唯物論的達爾文主義世界觀根本不可能為（有意義的）道德提供任何可靠的根據，我也不相信他會按他的生物學生活，根本不會。顯然，他的「科學世界」與他的「生活世界」是分裂的，但他卻對此毫無察覺，反而洋洋得意地取笑我的哲學不過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清談玄想。

他只是當代數不清科學學者的一個例子而已，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謂的「科學世界觀」其實正是一種「哲學」，而且是一種邏輯不通且毀壞一切崇高價值與生命意義的「低級哲學」。

當然不是每個科學家都如此，不，許許多多偉大的科學家並非如此，他們深具真正的科學精神而自知科學的限制。他們知道科學的有效範圍，他們知道有許多事物與現象是科學無法解釋的，他們尤其知道人的生命十分複雜、隱晦、奧秘、難解，因而真誠地為一切人文活動保留自然科學不應侵犯的空間。

可惜也可悲，在自然科學及其世界觀獨霸的今天，人文只能偽裝得很科學或不違反科學的樣子虛偽地存在，甚至哲學或神學也不例外，以致於整個人文錯亂、精神分裂、虛無主義到處瀰漫。人們只能自欺欺人絕望地活著，但卻裝很樂觀的樣子。玩樂嬉笑是絕望的典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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