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易澄 2009.12.20

过往我们习惯把一个自认为好的价值观套到另一个人身上，却易于忽略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怎样的人的过程。回想当年参加大学团契时参与得胜者课程批改，在期末与国中生的会面，一生仅此一次；若没有将决定自己活出怎样的生命的自主权交给学生本身，教育也恐流于枉然。

去年，一部小学生制作的纪录片「我的同学―来雄」入围「小金钟奖」，网路上相当流传。这部纪录片是从一个班上名列前茅的小学生的角度来看待班上最后一名的朋友；最后一名的来雄是个无法跟上进度的孩子，却意外被老师发现美术天份。旁白这样说：「如果没有老师的赏识，他只是拿三分考卷回家的笨小孩，祝福他继续有这样的『好狗运』...」社会学背景的朋友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个观点，根本就是「高高在上的陈述方式」，一个看似要强调「一枝草，一点露」的纪录片，其实不知不觉地仍被一种由上而下的阶级视角给牵制着。

然而，我回信给朋友的信仍是这样写的，「我们如何进到一个作者的脉络里去了解一个作品的呈现，背后有多少成因，致使他选择用甚么方式来表达意见立场？这些都是非常幽微的过程。或许称赞的人，或是批判的人，都说得太快了，于是我们反而会漏掉一些可能性。也许『来雄』这部片的作者，他将来有一天会成为社会学家，你相信这个可能吗？」

沈思我对生命教育的反省意见，的确就跟朋友一样有着急切的批判。不过也因为这些来回辩证，更使我们能够对所有尝试表达意见的人有更多的涵容，并且不预设对错地给出更多建议。这或许也是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论事态度吧。

记得小时后读「汤姆叔叔的小屋」，故事影响我至深。虽然现在回头过来想，好像白人主人终究还是那个慈爱宽大的施舍者一样，我也开始对此有许多「批判观点」；但是，一个意识的产生与转变地的过程，或许才是最珍贵的。也因此我相信，在各领域从事教会生命教育事工的同工们，也会在教学经验里逐渐发现许多隐藏在教材背后，那种无可言说或教条化的陪伴与赋权(empowerment)，才是让生命变得更美好的关键。

（原刊载在台湾教会公报「窗口无遮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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