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易澄 2003.12.21

最近社团的几个朋友们突发奇想，约好要写个各自的「回忆录」，然后再藉着个人的片断，去拼凑一个较为完整的「社团史」。因为大家都在医院里见习、实习，忙碌不已；似乎想要在社团里传承些什么，又不希望像爸妈说教一般，那干脆直接自己做「笔录」吧。

把那些「课外活动」列出来，洋洋洒洒五张A4纸，记载着几年来「不务正业」的罪状。大多是些营队、读书会的记录。而有趣的是，在社团历史里面，常有些「典范人物」会成为大伙儿的精神图腾。

最开始的时候是参加诗社。这诗社以医学中恶名昭彰的原虫「阿米巴」为名，这只变形虫的花名，也暗喻着社团多面向的参与，当然，也开启了我大杂烩般的大学生涯。

「赖和」是诗社读书会里学长第一位介绍的人物。这位抵抗日本殖民的医生作家，文笔虽然不怎么杰出，但是那股叛逆反骨，就渐渐在阅读间流进了我的身体。然而也不知怎么地，「赖和」渐渐成为一些「医学人文」的神主牌，变成一些医生作家的典型。许多前辈感叹着赖和精神的失丧，认为台湾医界岂可苟且偷安，反当揭竿而起捍卫台湾文化。

还有一位被形容为台湾真正的「蒋公」的蒋渭水。大一时着迷他潇洒的抗日英姿。这位在「台湾文化协会」的「会报」中发表「临床讲义」的医生，虽然还不致于成为社团中的流行偶像，但当年教官在军训课中列举了一挂大企业家（譬如严凯泰严长寿等等等）作为「领导统御」的典型时，我当然要以这位组台湾民众党反抗殖民的英雄作为书面报告的主角。

然而真正成为大家的英雄的，不是赖公蒋公，而是一位名叫「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员。这位被20世纪的左派青年奉为精神指标的革命家的大名，在大三时的「第三世界读书会」中流传了开来。一本《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也社团间传递着。然后渐渐地，几位朋友穿起了印有格瓦拉的T-shit，俨然制服一般。

因为左派意识的启蒙，大伙儿也有样学样地拉起布条，四处抗议去了。不管在金曲奖的会场上声援成大在MP3事件中被抄电脑的学生，还是在反战的会场上勇猛地唱着「国际歌」；总是能见到几个身影，招摇着那福不修边幅、发着「革命吧」的炯炯眼神的格瓦拉大头像。

倒是有一位可能是太过有名，却在社团中不怎么流行的人。他也一般被认为是不修边幅、发着「革命吧」的炯炯眼神的怪人。他是世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无性生殖的造人案例的案主，也是死后尸体在密封的石穴中凭空消失的历史悬案主角；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到底有没有成为我的偶像，打趣地说，因为「十诫」有旨在先，我大概不可以轻易地承认。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某年的赖和文学营的某个晚上，我坐在营会借用的天主堂的台阶上，开始思索着宗教使命的抉择。

突然觉得，我们很难去分辨所谓的崇拜不崇拜，偶像不偶像。

在文学界，赖和是用笔战斗的先锋；在医界，蒋渭水是关心社会的典范。他们都充分具备母校创始人，也是曾预谋暗杀袁世凯的杜聪明博士的名言——「上医医国」的条件，但是反对运动，也让他们无法当一名称职的医生。

在社运界，格瓦拉是反帝国主义的象徵，但也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庸俗流行。格瓦拉也曾经是医学生，但他目睹着贫穷的现实，而丢弃了听诊器，选择了步枪。

「本分」、「责任」、「关怀」、「服务」、「追求真理」……许许多多许多富含着很吊诡的伦理要求的动词名词，似乎也成为各种身份角色的价值判准的矛盾条件。

什么是称职的医生呢？家乡的教会，是兰大卫医生创立的。这位将妻子的皮肤植在小孩溃烂的腿上的医疗传道者，几乎是我对医者的想像的最初原形。然而求学过程中，见识了许多专业的傲慢，也使我不得不在白色巨塔之外寻找新的典型。

我常常想，同样是在彰化这样一个小城市里，在八十年前，文化协会风起云涌的那个时代，赖和先生，会怎样去评价短短几里之遥，开设彰化医馆的兰医生？而跟随耶稣的兰医生，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位「不务正业」的赖和呢？

如今，医学院的同学们，正困扰在抽签外放实习的纷纷扰扰里。然后，我们开始要忧愁到底该不该花钱补习，想不想逃避兵役；哪一科出路好，哪一家医院待遇高……。

原本只是写个社团回忆录，却在绞尽脑汁提炼往事时，繁杂的思绪瞬间涌起；在不怎么寒冷的热带冬夜，救护车呼啸而过的医学中心旁的宿舍里，不禁打起了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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