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評台灣式的知識經濟與相關的公共政策（中）
不良高等教育是台灣發展知識經濟的致命傷
高等教育一直沒建立起自主性和良好的基礎架構，才是台灣整體知識體係發展的瓶頸所在。學術缺乏自主性（或主體性）就是缺乏創造力，就是不斷地在引進、學習，而所謂的學者就是在扮演沒有名份的掮客。學術如果沒有創造意義出來，不要學術也罷。缺乏主體性和良好的研究基礎架構[5]，台灣未來的學術水準仍是落後國家。
台大心理系黃光國教授在1998年國科會「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發表一篇「建立學術實踐的主體性：對心理學門及社會科學的檢討」文章，以及一書《科學哲學與創造力：東亞文明的困境》，立緒（2002），點出國內的一些問題。他指出，大體而言，今天台灣社會科學界對西方思想家的認識，仍然難以擺脫「趕熱潮」的格局。在西方社會科學熱烈討論某一位思想家的時候，我們也會跟著大炒「韋伯熱」、「博柯熱」。等到熱潮一過，大夥兒又將這些人物的著作和思想拋到九霄雲外，懶得多加眷顧。……許多人在做研究的時候，或者用非常簡單的單向思維來思考問題，或者乾脆以西方的理論或研究工具做為研究的出發點，連簡單的邏輯推理都可以省略掉。大家普遍存有一種「拿來主義」的心理，有些人從國外的新期刊拾一些流行的題目，修改幾個變項，「如法泡製」一番，便可以弄出一篇論文；有些人則是致力於引入外國的研究工具，找幾個研究生，將外國的量表和問卷翻譯成中文，檢驗一下信效度，也可以「加工製造」出一篇篇的論文。結果「邏輯實證主義」到台灣之後，變成了只有「實證」而沒有「邏輯」的「素樸實證主義」。大家只講求「實證研究方法」，既不管理論建構，也不管邏輯思考歷程，甚至用非常繁複的「實證研究方法」，來獲致一些「不具認知意義」的瑣碎結論。
台灣只知有樣學樣，而不知分寸。近年來全世界財富成長率、財富累積程度最可觀的大學，可說是美國史丹福大學。在1995-1998年四年間，四位史丹福大學物理系教授，分別在高能實驗物理、低溫物理、雷射冷卻與補捉原子、半導體內的電荷分數量子化效應共四項研究領域，獲頒諾貝爾物理獎。一大學能夠在同一科研領域連續四年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這是全球大學的空前（也應是絕後）記錄。全球只有極少數的美國大學，能投入差異性極大的多項研究領域，並做出最頂尖的研究成果。客觀的事實和社會結構而非文化，造就與眾不同的美式大學。完全沒有國家整體規劃、多元、互相競爭、全球最國際化的美式大學令國際羨慕，但幾乎無法複製。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教師，不論資深或資淺，都要竭力向外爭取研究計劃經費。然而，不少科技先進的歐洲國家的大學資淺教師，只需利用該校現有的研究基礎架構做出好成果，而不需要耗費精力向國家的研究計劃單位申請研究經費。其它科技先進國家的大學與美式大學有明顯的差異性，否則難以成為國際一流學府。台灣許多大學的教師擁有美國大學的博士學位，同時高等教育外表上師法美式大學甚多。台灣的大學和教改似乎只知道要學習美國，這種情形就好比一群小個兒，一心想學籃球以打美國NBA大賽一樣的荒唐。美式大學根本不適合台灣。
從網站資訊查詢亞洲最具代表性的東京、京都、東北、大阪等傳統大學，這些世界級的日本大學沒有獨立的企管系、企管研究所，而所謂的企業管理僅是經濟系（或經濟暨管理學院）裡的一學門而已。世界著名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這所為公司訓練跨國商務經理人才的學府是獨立於十所瑞士大學之外。台灣的大專院校有無數的獨立企管系和企管研究所，一些學校由於師資規模過大，故衍生、製造出新花樣的管理研究所，並廣授博士學位。這種離譜的現象，難道是孕育國內企管大師的捷徑？還是另一樁的台灣式知識經濟奇蹟呢？
苦海無涯！
1874年出生於蘇聯共和國（Belarus），在德國、瑞士受高等教育，國際著名的化學家，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統Weizmann教授，他從玉米中提煉出丙酮，這項發明對英國在一次世界大戰裡頗有貢獻。爾後，他把人生精華的時間，無私地奉獻給以色列的基礎科學和研發基礎架構的建立。以色列建立於1934年的Daniel Sieff研究院，在1949年重新以第一任院長Weizmann教授的姓命名（www.weizmann.ac.il）。同樣沒有教學義務的國內中央研究院的人數與以色列Weizmann研究院幾乎一樣，但，Weizmann這所國際頂尖的科研單位，為以色列的產業做出多項卓越的貢獻，例如Weizmann 研究院所屬的Yeda 研發公司也成功地技轉授權Copaxone和Vitamin Alpha D3產品給Teva製藥公司，Frone(一種抗濾過性病原體和抗癌藥物，年銷售額4千萬美元 )和Rebif(取代Frone)兩產品則給瑞士Ares Serono集團(2002年營收15億4千6百萬美元、淨利3億2千1百萬美元)旗下的Interpharm Laboratories [6]，它也為以色列和世界頂尖的大學培育出師資，Weizmann研究院的經費只有中研院的70% [6]！台灣整體的研究經費並不少，但問題是效率不彰、方向有誤，並一再將個人理念非常技巧地灌注、加持在一些代理人上，一再以極度偏頗的訴求將國家的研發資源投向無助於研發基礎架構的領域，或是利己損他人的方向。我們該仔細想一想國內學術科研投資的輸入與輸出之間，到底是為什麼績效？
我們搞高等教育大躍進，2002學年已達148所大學院校，還有15所私立大學獲准籌設中。但，更多更多的人不滿，就讀私立學校要比讀公立學校付出更多的學費，反要容忍更差的品質。然而，幾乎沒有人反省，荷蘭的高等教育支出佔GDP的比重與台灣一致，荷蘭的大學生所付的學費比台灣者更少，但是荷蘭的大學生全在自己的國際一流大學讀書。1920年出生於荷蘭Dordrecht，1981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Bloembergen教授，他在諾貝爾獎的網站（www.nobel.se）提供個人生平介紹，其中提到，「我的外祖父是一位高中校長，他擁有物理數學博士學位。我十二歲入學就讀的中學，該校絕大多數的教師擁有博士學位。」在1932年荷蘭一所中學裡的教師絕大多數擁有國際一流大學的博士學位，然而至今台灣的大學裡絕大多數的教師並非出自學術名校。台灣教改的決策過程，完全不知荷蘭和台灣的師資水準長期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台灣民粹式的教改運動不思先改善這類關鍵的問題，反而不斷要求擴充高等教育的規模，以減輕學生的升學壓力。試問台灣的教育希望、投資回收會是什麼？
筆者一位任教頗受家長、企業好評的專科學校的朋友表示，他的學校當時沒看準「換牌政策」的趨勢，造成學生逐漸流向形象不佳；可是其與換牌成功的大學，雙方的教師陣容幾乎與以往沒什麼差別！這位朋友表示，我班上的學生期中考考不到10分，期末考又再向下沈淪。我還是要「設法」給他及格，否則學校很可能要面臨關門。為「換牌政策」的趨勢，校方逼迫大家「設法弄到」博士身份，努力拼研究計劃的申請和製造論文。台灣的積效、水準在哪裡？Weizmann研究院和其它六所以色列大學的研究總經費，略高於台灣160餘所大學和龐大的專科學校的研究總經費。苛政猛於虎？台灣的大學的研究希望豈非「苦海無涯」！問那些負責的單位與「教改大元帥」們，何時冀迷途能知返，該「回頭懺悔」啊！
台灣的知識經濟研究成果是零蛋水準嗎？
大學是知識經濟中重要的一環。在全球富有國中，人口1,560萬的荷蘭可說是在人口、土地面積、地緣條件等等，最接近人口2,250萬的台灣。荷蘭的農業出口（僅次於美國）是全球第二，而農業知識難以有效保護的台灣農業的前景是危機重重。以大公司為主的荷蘭是一個高度共識的社會，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是一個缺少共識的社會。例如台灣與荷蘭的總體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已經是相同，可是台灣的技術貿易收支比卻是世界殿底的表現，台灣的學術科研平均水準（除農業外）遙遙落後世界的平均水準。荷蘭與台灣在高等教育體系的規劃、管理、效率是南轅北轍。荷蘭只有13所大學，而最年輕的一所成立於1961年。台灣的大學總數超過所160，而年輕的大學還在產生中。1995-1999年荷蘭在國際期刊發表87,792篇論文，而台灣只發表39,434篇論文。國內的大學在師資逐漸改善後，在人才的培育上有明顯的改善。可是，國內的大學長期以來，僅能做到培育「需要專業知識的庶務性人才」，況且專業知識的產生仍來自科技先進國的大學。若以單位人口對台灣的技術輸出金額，1993年荷蘭、日本、美國的比例為7.7:2.9:1.0。目前國內光碟業報價約三分之一是付給荷蘭飛利浦公司。不事CD-R生產的荷蘭人每年可從台商收取2億美元左右的權利金[5]！國內的大學大量製造一堆未來在就業生涯堪憂的工程師，而難以培育研發創新的人才，更無法培育出宏觀思維的專業知識管理人才。國內的產業再永遠往橫向發展，會逐漸地消失。
Granstrand教授所在的大學，於1829年由企業家William Chalmers獨資創立，一開始這所工藝學校便聚焦於科學，爾後隨科技的進步而銳變成國際著名的科技大學。這所大學師、生、員工共計10,300名，其中大學部學生多達8,000名。除了有堅實的自然科學、工程、電腦科學研究外，這所學校尚有小規模的建築系、科技管理暨經濟學院。歐洲國家（特別是那些經濟規模較小者）的學術界，它們的科技管理領域與同校或它校科技領域學者有較高的互動關係。
相對的，國內商學院及一堆形形色色的新興管理學院的人士，不但不熟悉民間企業的科技內涵與結構，也幾乎完全與大學自然科學、理、工學者沒有可尊敬的互動。更甚的是，全校教師當中沒有幾位教授懂科技，居然也能夠成立科技管理研究所和招收博士班學生，並猛接所謂的研究計畫案。這是否也是台灣高等教育鬆綁後的世界奇蹟呢？
台灣熱烈討論較有知識的產業，幾乎僅侷限於資訊硬體、電子產業，而且高比率的中文論文，更根據一堆以美國學者為主的西方文獻作經緯或理論架構，然後再列上本地媒體、工研院、資策會等單位所提供的資料為文章的陪襟，如此的結構豈不令人想將門牙也投保。美國的跨國大公司家數是世界之冠，全球約三分之二的前百大品牌屬於美商所有，美國的總生產毛額約是世界之三分之一。台灣的產業結構是以中小企業和幫人代工為主，國內的中文論文，怎麼可以大幅引用美國學者的文獻呢？這些口口聲聲標榜本土化的研究和那些「戴斗笠的村夫、村婦興起打美式足球」的風雅有何區別？不會宏觀、詳盡地剖析自己的產業等等結構，一再用別人的東西來拼裝和包裝台灣的論文，若投到外國的英文學刊，請外國人來教訓、教導我們的學者一頓，這難道就是台灣式的學術國際化和學術生涯？
台灣學術界缺乏夠水準的產業研究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從一備受嘲笑的模仿者，進步到一科技追趕者，再銳變成為一科技領導者。擁有東京大學工學博士學位，先任教琦玉大學，1994年轉赴東京大學先端經濟工學研究中心的兒玉文雄教授，長期鑽研科技政策、創新經濟發展。這位國際著名的學者，發表不少日本科技產業的軌跡和發展策略分析的著作。在《分析日本高科技：科技典範轉移》一書裡[7]，他提供讀者，日本大公司的銳變過程。他宏觀、量化標竿評比、結構性分析的工作，對了解日本科技產業的發展是極重要的研究。因這本著作，象徵日本國家社會科學最高榮譽獎「吉野作造賞」，1991年頒發給兒玉文雄教授，這是首次這項最高榮譽獎頒給一位工學博士。相對的，台灣的學術界始終無法做出類似兒玉教授的研究成果，這是否是國內的研究人員不知如何下手結構性的分析工作？這是否更暗示，國內對社會科學的認知，需要重新並仔細地省思呢？
從事產業研究，自然需要了解整體產業的結構與動態發展。以現代關鍵科技之一的材料科技為例，瑞士的發展明顯以科學導向（如研發新藥），英國在多領域研究上表現極突出（英國近代的Cavendish講座教授，從1904年Rayleigh爵士到1977年Mott爵士，均獲頒諾貝爾獎。），日本則明顯以工程導向（如微電子級耗材）。一國的前導或領先性產業，當然與該國的研究影響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根據美國科學情報社（ISI）的統計，從1992年3月至2002年12月止，在ISI-索引材料期刊至少發表475篇論文的全球機構中，論文平均被引用率（www.in-cites.com/research/2003/march_10_2003-2.html）最高的前六名都是美國機構。其排名分別是，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15.64）、加州理工學院（9.95）、IBM公司（9.69）、麻省理工學院（9.39）、康乃爾大學（9.39）、賓州大學（9.27）。成績遙遙領先的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2000年在物理（半導體異質結構科技）、化學（導電塑膠科技）各產生一名諾貝爾獎得主。
以0-100分的表現而論，台灣的科學導向材料研究與產業的表現是零分水準，長期以來多領域研究是最弱的一環研究，至於工程導向的高級材料的研究表現則可從幾乎完全依賴日本等國所進口的相關材料而得知。縱使如此，台灣的大學的材料研究所卻數度宣稱離世界一流不遠。在國際學術圈可有可無的一群人，自己在門內一再呼籲「世界一流指日可待」，難道如此也可以獲世人注目？為什麼這些不相稱的情形會出現在所謂的知識圈裡？這不是說明相關的「專業管理研究水準是霧煞煞」！
國內商學院、管理學院的教師指導不少研究生從事科技產業的研究，其中一部份的畢業論文甚至編成系列書籍。筆者的同事曾經看過這類書，結果贈予「童言無忌」、「令人傾倒」的結論。如果大學的研究人員所發表文章的格式，忠實地依循學術性作品基本之規範，但文章的內容卻有常識不足之虞，這種作品不是國際學術界的異類？如果國內的大學長期維持如此的水準，百姓何能期望大學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產業界人士回大學修管理課程是各國的常態，根據本地專研科技產業的學者所寫的文章，他(她)們對產業的了解是滯留在研讀高階經理管理碩士班(EMBA)學生們的報告或新聞檢索再彙整的層次，這些東西完全不是真正花功夫，極度欠缺深入研究各種可能造成公司或產業興衰關鍵因素之宏觀架構與思維的作品。
例如談論台灣的半導體產業[8]，我們不少國內人士，把晶圓代工（IC Foundry）和其它的微電子製造業和代工行業混為一談，這種驢馬不分的水準真是讓人噴飯。不少人說到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仍舊不脫出幾個人在台北的豆漿店吃早餐，然後激盪出火花，接著再添加一些公司的沿革、營業額這類靜態描述，東鱗西爪一番就接近尾聲。台積電首創的創新商業模式，已經顛覆全球的半導體產業，可是我們的管理大師卻被置身於外。首創專業晶圓製造事業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選擇與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合寫教案，這豈不是指出迷津？到底是不為或不能？
換帖不會提昇專業研究水準
近年來國內的科技管理研究所經常組「海外游走團」，這種以邊學邊遊覽為名的遊走團，由完全沒有獨立科研經歷的科技管理研究教師帶團，而且研究生多數沒有工作經驗。經常遠遊的教師，其旅費應該完全或絕大部分來自政府單位的補助。學生則是自費。政府每年補助完全沒有科研經歷的人士到國外考察科研單位，實在太令納稅人難以理解。筆者直接、間接從海外人員、外國政府官員與科技公司獲知，對方對這種擾官、擾民的團體甚為無奈。近年來國內的管理學界各自赴大陸的學術單位參訪非常頻繁，結果大陸方面對這些各自行動、缺乏協調的遊走團，已經麻木到不願回覆的程度。這些現象和問題可看出，台灣一些學術圈太會搞花招、搞行銷，而不是在思考。
目前台商對大陸重點大學所開授，收費高達每年三至四萬餘美元的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EMBA）班超感興趣，特別是若有大陸官員共廂盛舉時，更是會趨之若鶩。僅從這個對比，大家不是更了解何謂教育或管理教育？在課堂上與同行平起平座並以同窗的身份交流，這才是時下許多企業界經理人願意回學校的最大誘因。然而，真正的課堂絕對不是「換帖俱樂部」，也不是包打聽的場所，更不是教師替利益團體遊說的媒界中心。國內不少管理學界的人士、智庫，卻經常成為工研院、經濟部等單位的「文宣筒」和「鼓掌部隊」。花一些時間作文、鼓掌，這當然與利益有關。可是我們整體的知識產業與政策，卻在人脈文化與專業管理不足下，逐漸地失掉焦點與轉型、提昇的機會。台灣必須加強智慧財產上的投資，必須針對國內過時、爭議的產業政策和法規做深入研究，其中自然需要先從事學術研究。然而，這些學術界人士至今仍沒有針對代表性的廠商和值得國內外中小企業師法的國家的廠商（如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做出如Granstrand教授的研究。明顯的，時間絕對不是交不出成果的因素，國內學術界的時間反到是多的用不完，故可以不斷介入各種活動。
學術界在關鍵期不但缺席甚至出賣靈魂
台灣以不同型式的加工出口區帶動產業的轉型，過去這種頗創新的產業發展的作法，讓「台灣製」的產品在國際間寫下頗風光的歷史。政府一直以免稅，以及各種租稅優惠來培植產業，可是我們的大學卻沒有政策研究、標竿研究，以宏觀格局與思維檢視各種指標、人力資源的投資、資源分配、永續經濟成長等等項目。我們的經濟部為獎勵新興產業，多年來不知設計出多少種「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並給予非常優厚的租稅優惠條件。可是根本沒有多少人知道，主事的官員和配合演出的商學院教師，到底對這些重要策略性產業累績了多少常識？真正做過多少有益國民福祉，以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研究成果？我們的學術界、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在擬定政策前，究竟花掉多少錢？到底搞出什麼名堂？為什麼從來沒有官員，以及學者們仔細的評估與提出檢討報告？這類型研究，是另類卻非常重要的知識產業的管理工作。
政府的出版品是一種檢視政府功能的依據。經濟部2002年4月創立《創業、創新、育成》專業雜誌（www.moeasmea.gov.tw/Data_Service/main.asp），這類型的雜誌應當不是文宣品，否則似乎淪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較適合發行的刊物。為這本政府雜誌撰寫作品的人士，其中不乏是國內商學院或所謂的科技管理研究所的教師。可是這些文章的水準、資訊，甚至不及國內產經報紙、雜誌的專題報導，更遠不如科技先進國的相關專業記者、作家，刊登在代表性國際期刊、免費雜誌上的報導或廣告。經濟部推動創新、育成方案，無形資產的量化價值，才是這些政策方案的衡量依據。可是經濟部的新刊物，幾乎沒有提供這種具體的成果，因此難以判斷搞這些方案有何意義。
台灣在1990年以後的經濟發展，要靠科技進展的貢獻度，要逐漸靠無形資產的具體貢獻度，而不是不斷地想辦法，花大把鈔票去國外買技術回來量產。租稅優惠、創新搞了這麼多年下來，整個過程與參與策劃的人士，豈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種官員，很多人都可以做。這種政策，找學生寫也能交差。政府官員和非常特定的非科研層性的學術界人士，不斷地給長期操舊業的工研院高度的讚賞，然而他（她）們卻不知道要仔細分析，工研院究竟產生什麼保護良好的科技、基礎性專利、強專利組合？其產出與所投入的效益比又是如何？工研院最被外人稱道的是電機、電子領域，可是卻沒有令國際重視的「保護良好科技」。「研發單位少有保護良好的科技，這種國家投資結晶難道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
相對的，日本最著名的科技產業也是消費性電子產業。日本通產省所策動最著名的大型計劃，當屬1976-1979年執行，由政府和民間各自分攤一半資金，總金額3.12億美元的超大型積體電路計劃。這極成功的計劃，不但使日本在DRAM與相關產業的實力超越美國，更徹底改變全球的消費性電子產業的版塊。若將美國當時及現在的國民平均所得變動計入，前述日本計劃的一年總經費約折合現今台幣70億，而僅接近工研院現今一年總經費的三分之一而己！工研院所謂的研發績效和總花費之差的落差是天文級數字！但，若沒有國外大廠的奧援和付出龐大的權利金，台灣的DRAM產業不久便會倒地不起。以創新商業模式切入市場的台積電，至今仍受惠於大股東荷商飛利浦公司的基礎性專利的保護。這些難道不足戳破工研院的研發績效嗎？為什麼我們的管理學界和其它社會科學界仍大量引用「研發恐龍」的資訊？先進國政府級研發單位的績效大多由專長在生產力的經濟學家來鑑定，然而台灣卻出現一堆專長在營運效率的企管學界來歌頌，這豈又是「文化因素」？
台灣的學術界熱衷汎政治化的活動，這種情形隨著國民所得的增加、解除戒嚴後更是明顯。學術界人士為政府單位作文、擦化妝品，這是不進步國家的典型象徵。學術界人士過度投入泛政治化議題，只不過公然表態，學術已是無聊化、庸俗化。國內學術界經常參與爭論社會議題的人士，不少人在學術、課堂的教學是惡名昭彰，可是一般的民眾卻不清楚真相。學術界人士對公共事務的關心，應當以公共政策研究的成果來表現。公共政策的研究成果屬公共財產，因此提供給任何需求者都是一致的。台灣患得患失的學術界人士，喜歡介入政治圈、政治事務，這已經暗示這些人不熟悉公共政策與公共政策研究，這種情形是民主社會之惡。我們的過程、作法、人脈、準則，始終是黑箱作業為多，也不知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的學者、專家，一而再、再而三的介入各種不同領域。永續經營不可能以人脈文化行之，永續發展學術界首先要做好專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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