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神學中的詮釋危機（二）
無產階級革命的耶穌
再譬如五四以後到北伐統一的期間，中國的許多教會領袖竟都將耶穌詮釋為一個「革命家」，為了是因應當時的國家主義浪潮。而其中最有趣的是將耶穌描繪為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鋒。說耶穌也「受統治階級奴役的壓迫，和資產階級經濟的掠奪。」「他的家庭完全是貧困的小工人的家庭」，「他沒有財產，無從收房租得利息，他沒有富親，無從享受每年額定的收入。」「只有貧窮的人配做耶穌的門徒，只有貧窮的人敢和耶穌同受凍餒，同暴風塵。」而一位林漢達還作了一首詩來描繪耶穌的無產階級特性。詩中說道，
無產階級的耶穌喲， 你為何生在馬槽裡？ 一睜眼，就是破的窗，敗的壁， 風雨怎庇？大雪何處避？ 驢馬的生活你先嘗， 奴隸的痛苦你留意。 狐狸有洞，飛鳥有巢， 你竟無枕首之地。 你為何受凍受餓，將名利丟棄？ 臨死衣服被人剝奪， 安葬的還是別人的墳地！ …… 你豎起十字架奮臂， 將特權階級打倒， 揩盡貧民的眼淚！
他們甚至還引用了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到民間去」的主張，來批評基督教青年會以及西方傳教士所作的社會服務。在他們看來，福音並不能只偏重精神生活，而不注重農工的現實問題。否則，就不是耶穌的道成肉身，而只是演了一幕戲。王治心因而說道，「『到民間去』是以改造群眾生活為前提，要改造群眾的生活，必須親身加入到無產階級的群眾之中，與他們共同生活。」
信仰與教會的主體性
近代中國的這一段教會史實在是發人深省的。我們忍不住要問，到底「耶穌是誰？」很顯然的，這些對耶穌世俗角色的解釋，並不能說是聖經的必然推演與邏輯，而多是周遭的意識形態的反映以及信徒自己的偏好。政治神學因而面臨了兩個重大的挑戰。第一，是該如何超越它所難以避免的詮釋危機，以展現基督信仰與教會的主體性呢？
基督教與世俗思想，幾乎可以說有一個永遠的區別，那就是在考察世界時彼此不同的歷史向度。基督教相信，支配歷史發展的不只是歷史或自然的內在因素，更包括了歷史與自然以外的超越因素。而人的意義也並不只是存在於與家庭、社會或國家的關係中，更存在於一層與永恆與上帝的關係之中。因此，無論是現世的建構、或是對現世的批判，基督教相信，都不能從現世歷史與自然中找到最終的合理根據；相反地，它們必需改以「超越的向度」（transcendental dimension）。否則，一切的建構與批判就將只是「瞎子領瞎子」的悲劇。
而這種「超越的向度」，正就是信仰與教會在「文化使命」上展現其主體性的真正基礎了。基督徒的參與政治因而並不是在既有的政治勢力或意識形態中選一個來認同；更不是要為既有的政治勢力或意識形態提供宗教或神學基礎。但如果我們分析台灣國、台語教會兩大陣營與政治的互動關係，卻會發現雙方幾乎都是先有了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而後再據以來尋找聖經基礎的。這樣的「政治神學」無可避免的經常只是反映了各自周遭的意識形態､以及信徒或教會自己的預設立場。它們當然缺乏基督信仰在凡俗世界的超越性，而教會也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失去了主體性。
就以國語系統的教會圈來說。台灣從五○年代以來的白色恐怖、萬年國會､黨禁､報禁､早住民、雛妓、勞工等等的問題，國語系統的教會圈就幾乎從來沒有一句正義之言；不只沒有，還跟著歌功頌德。更悲哀的是，還在國民黨的主導下去打擊政治立場不同的長老會弟兄。而屬於台語系統的長老會又如何呢？他們固然在台灣歷史上扮演著令人敬佩的抗議角色。然而，筆者卻經常在懷疑，他們在基督徒的政治倫理上到底帶給了黨外勢力多少正面的影響？相對於民進黨的理念與具體行為，他們又展現了多少基督信仰的超越性與教會的主體性呢？
趙紫宸對教會的呼籲
在民國二○年代教會參與政治的熱潮中，趙紫宸就曾經特別提醒教會不可以做「政府的留聲機器」，失卻了「審判是非，鼓勵正誼，反抗罪惡」的主體性，淪為「政黨或政府的走狗」。他還說道，
教會絕對的不應當加入任何政黨，絕對的不應當跟著呼 叫「革命」的人嚷「革命」，跟著高唱「三民主義」的人說 耶穌也講「三民主義」，跟著談黨化教育的人亂鬧黨化教育 。教會是超乎政黨的機關，……政府不良，有罪惡；她就要 責備，不當原諒。政府為善，有良政治，她就當稱許激勵， 求上帝佑護。國家與他國開釁的時候，她只能求上帝饒恕交 戰國的罪惡，……若教會處於武力之下，伏於刀俎之上，她 雖不能發言持論，她還當守持正誼，明示原則，而流淚祈禱。
趙紫宸的這番話實在是鞭辟入裡、令人為之動容的。但這種堅持教會主體性的立場經常反而不討好。在當時就有不少基督教領袖，積極的期望基督教投身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譬如劉廷芳就有一個類比。他說道，
（孫中山先生）自覺被上帝召喚此正與摩西少年在何烈 山頂牧羊時從荊棘中聞聲應召相同。他創立民國，使四萬萬 同胞脫離滿清專制的權威，正如摩西引導同胞出埃及。他為 革命勞碌四十年，又與摩西曠野中引導希伯來人四十年的時 期相等。摩西領民出埃及，而未能親入迦南，中山先生今日 革命的工作只成第一步，而要建設真正民國的志願，還未達 到。摩西登尼頗山頭，遙望迦南而死。中山先生撒手歸去， 我中華國民流乳與蜜之迦南，還遠在前途。尼頗山頭的遺囑 ，與中山先生勸國民努力的遺囑，實後先相映。同信一主的 信徒，讀先生遺囑，當撩乾眼淚，努力進迦南呵！
在這段引文中，劉廷芳幾乎將孫中山先生類比為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民族領袖──摩西。他還另外作了一首輓聯，來論定這一位二十世紀的中國摩西。「少年何烈受靈，領此邦決心出埃及。今日尼頗遺囑，願吾民努力進迦南。」很明顯地，劉廷芳這裡所謂的當「努力進迦南」，指的就是要信徒努力實踐國民革命。事實上，透過孫中山先生與摩西的類比，國民革命已經不再是世俗的政客革命，相反地，成為一種由上帝啟動、且代表上帝正義的聖戰了。從此一詮釋取向來看，中國這種政教「合一」的發展實為驚人。一方面，它反映出國民黨在社會上的龐大勢力，以及宗教界對其國民革命主張的深刻認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宗教作為一種社會力量，一些熱情的國民黨員很努力地企圖加以吸納與整合。
下期待續
本文作者葉仁昌教授任職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是衛蘭團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專題講員
本文原載於《邁向台灣的神學建構》及作者個人網頁，經作者授權本中心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