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在眉梢》對台灣基督徒醫學倫理觀之省思（上）

【作者:吳易澄】會思想的蘆葦 2002.05.05

　　當約翰•昆西偕妻、子在教堂做禮拜後，到球場為孩子麥可加油。在美好的詩歌裡，我們看見幸福美滿的家庭的天倫畫面。不料麥可因先天未被察覺的心疾發作而昏倒在球場上。約翰為了救孩子，不但禱告、四處求援，還作了一個令人訝異的決定.......

　　由兩千零二年奧斯卡影帝丹佐•華盛頓主演的電影《迫在眉梢》(John Q)，其控訴醫療保險制度的正義之舉，是眾多以虛偽的良心包裝的好萊塢影片裡難得出現的「良心電影」，而我們樂見電影所可能引起的討論與反省。

　　一位慈祥的貧窮基督徒父親因為愛子必須接受換心手術而得以存活，不惜綁架一家醫院的急診室的員工與病患。劇情隨著各種不同的角色的介入，事件從醫院與病患家屬的周旋，發展到各種權力與良心的辯證舞台；因此我們還看到了貪功而心狠手辣的警官，以及無所不用其極為求收視而擷取警方訊號的媒體等等。當然圍繞醫院看熱鬧，視約翰•昆西為英雄的群眾、為「綁匪」說好話的人質、接受媒體採訪的也同時身為貧窮勞工的好友等角色，顯然提升了主角「為愛不惜犧牲」的情操。

　　縱然截至目前為止筆者尚未瞭解本片是否為真實故事改拍，但顯然這部電影所要揭示的，不外乎是「良心」的準則的尷尬位置。即使我們很難（或根本無法）在種種境域（醫院/國家社會/急診室/SNG轉播/保險公司）底下去尋求一個終極且單一的倫理標準，我們仍然可以明白指出一個最間單卻最難解決的問題：「為什麼總是貧窮者受苦？」

　　在這部電影中，「醫療保險制度」、「醫院與醫師」、「貧窮黑人工人/父親」的三個角色，巧妙的帶出了現今「批判醫療社會學」中的「政經狀況/醫療體系/人口健康」三角關係的結構對照。（註，胡幼慧，新醫療社會學P15-16）

　　在片中貧窮的父親約翰，在終於無法湊錢支付「讓小孩排上移植手術名單」的美金三萬多元，不惜鋌而走險，知法犯法。約翰是個基督徒，他綁架急診室時手槍裡沒有任何子彈，而他身上唯一的子彈是為自己預留的。當最後約翰走投無路，向人質表示他將自殺而捐贈心臟給自己的小孩時，人質用unethical（不道德的）一詞來否定這樣的想法。這其中產生一個問題在於，何以貧窮父親在走投無路之下想將自己槍殺以捐贈器官給小孩，才被指涉為「不合倫理標準」呢？

　　法律作為一個維持社會秩序的途徑，可以使人免於恐懼，並確保人生存的權利。然而法律也是「公權力」介入人民的體現，其背後的謀算即是「國家」。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國家代表了階級的支配工具，而這也能初步簡單地為電影中的「苦難」的來源下了註解。約翰•昆西的勞工階級迫使其只能接受HMO（健康保險組織）無法支付其昂貴手術費用的窘境；我們必須警覺的是，這種法律層面的問題，乃是現今最為重要且迫切醫事倫理問題。簡單地說，約翰•昆西的小孩麥可無法動手術，乃因：因為醫療單位的自負盈虧，使得醫院降低支出，以節省開支，繼而提高利潤。

　　在美國的社會裡面，即便有社會福利，有醫療保險，但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已成為社會運作的必然。台灣即便有施政滿意度最高的全民健保，但整體而言，台灣的醫療政策也是在類似美國這種資本邏輯的脈絡下發展的。

　　除此之外，由於醫師的專業權威，因著其易於操縱形成產業之本質，「醫學」本身所背負的便不再止於消滅疾病、減輕痛苦的單純而神聖的事業。一來由於「專業」本身靠著資本家背書而擁有權力，二來所謂的「專業」又無法獨立被行使於商業的邏輯之外；是以，「醫療」本身是否可以成為「健康提供者」，幾乎已經是否定的了。時至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今日，醫療不再完全是「懸壺濟世」的慈善事業，因為民眾花錢購買的不是「健康」，而是「醫療行為」。

　　影片中，當約翰在急診室裡與人質們討論保險制度時，約翰的處境獲得人質的同情。人質還問起：「那有『希波克拉提斯宣言（The Hippocratic Oath）』又如何呢？」另外一個人質忿忿也巧妙地（運用英文發音的音韻）說，那宣言已經不是「希波克拉提斯的」（Hippocratic）而是「虛偽的（hypocritical）」。讓我們來看看這宣言怎麼說：

" I will not permit consideration of religion, nationality, race, party; politics or social standing to intervene between my duty and my patient;"

「我不容許關於宗教、國籍、族群、黨，或政治會社會的立場來介入我的職責與我的病人；」

　　顯然我們現在的醫療政策處境，遠遠否定了這個西方醫學倫理觀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中心思想。

　　然而，即便醫療行為的商品化成為必然，本文的用意不在凸顯無奈和絕望。對基督徒而言，行使醫療行為目的可能出自責任與憐憫，但是「醫治」本不在人。這樣的說法並不是為醫療行為的提供者卸責，反而，行使醫療行為的一方，必須警覺自主性的降低，而努力思索在現今的醫療的「生產線」上，我們應該在角色上，乃至於信仰的負擔上，要有什麼新的詮釋？

　　台灣的基督教醫療院所一再強調的精神，往往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老傳道人（馬偕、馬雅各、謝緯、蘭大衛等）的奉獻情操。然而「不論是『教會醫院』、『公立醫院』等非營利醫院、或是『財團法人』之營利醫院，其原本的組織宗旨，在現今的『高科技』、『高效率』管理主義下，已無明顯差異」（胡幼慧《新醫療社會學》P175）。如果過去的老醫療傳道人的終極關懷是福音的廣傳，他們甘心離鄉遠行進入蠻荒開墾，並透過西方醫療技術作為幫助民眾的途徑，台灣目前雖也有長期外派醫療傳道至外邦，或者偏遠地區的醫療事工，但平心而論，教會醫院的財團化的趨勢已顯明肇始於二十世紀末的台灣，那種史懷哲式的傳統醫療傳道精神已然遠去。

下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