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义工经验

【作者:李家同网路作家Ⅰ 20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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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做义工的时间应让追溯到我在念大学的时侯,我那时已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教友如果去弥撒,就可以领圣体,住院的天主教教友就没有这种福份了,因此有神父会主动地到医院去给病人送圣体,我在大学的时侯,认识了伯达书院的牧育才神父,当时他大概四十岁左右,现在可能已过了八十岁,他每周固定地从台大骑脚踏车到台大医院去送圣体,而我算是一个陪伴的年青人,在神父送圣体的时侯,我站在旁边,当然也帮一下忙。

由于我常去台大医院送圣体,我认识了不少社工人员,不知道是经过什么管道,我开始替台大医院的社会服务处做送书给病人看的服务,我和另外一位叫做沈彼德的好朋友,每周要去推一辆车子,车子上放满了书,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些书送给那些喜欢看书的病人,回想起来,当时一定也有不少的病人是长期病人,他们长期地住在医院裏,当然非常寂寞而且无聊,我们的书一定带给他们很多的乐趣。

在医院裏,我们遇到了一位老先生,大陆人,好可怜,一点零用钱也没有,我当时是个穷学生,也无法独自帮他忙,我就想到一个好计,找了十位电机系同学共同帮忙,每一个月,他们要给我一些钱,我再将这些钱带给那位老先生,这些同学也是穷学生,可是他们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也从未间断过。

在医院裏服务,也使我这个年青小伙子看到死亡的悲剧,而令我最不能忘怀的情景是一位三星上将的镜头,我那时曾经到新兵中心去接受过入伍的训练,尝试过做小兵的滋味,不要说将军了,我们看到少校都认为是伟大的人物,三星上将是遥不可及的人物,偏偏有一天,我在走廊上,看到这一位全身毕挺军礼服的三星上将,由他的家人扶着,哭得像个泪人儿,显然是他的亲人去世了,而且显然是突然去世的,所以他穿了全套的军礼服,大概是在什么典礼中赶到医院来,我这一下才了解三星上将和小兵又有何差别,只要死神一到,大家又平等了。无怪艾森豪总统死的时侯,遗嘱上说他的棺材一定要和小兵的棺材一模一样。

大概在医院服务不够刺激,我找了一个机会到台北监狱去服务了,台北监狱当时在爱国东路,我找到了一位神父,他进监狱的时侯,也将我夹带进去,去了很多次以后,我就单飞了。

监狱当然不同于医院,我一直认为监狱是社会裏最黑暗的地方,而我又发现只要你愿意去,这裏也是最有意义的地方,因为任何一种小小的善事,都常会得到很大的回响。

有一次,我去了医院,那天天气好闷热,外面倾盆大雨,裏面乱做一团,因为有大官要来参观。刹风景的是地上很脏,引来了大批苍蝇。监狱裏管事的人找了一位小犯人用苍蝇拍打苍蝇,这位小犯人绝不超过十岁大,他打苍蝇的技术不是很好,打来打去打不到,我当时没有事做,就从他手中拿过苍蝇拍,帮他打到了不少的苍蝇。

当时我蹲在地上,我聚精会神打苍蝇的时侯,那个小犯人忽然紧紧地抱住了我不放,我窘不堪言,那些管理员也被这个情形吓了一跳,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将他从我身上拉走。

为什么那个小犯人会紧紧地抱住我呢?后来我知道原因了,这个孩子有非常悲惨的身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爱与关怀,我这么一么小小而且无意的动作,使他深受感动,也使他深深地感激我。

我们常说「勿因善小而不为」,我的故事是一个好例子,很多不幸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在等待我们的关怀,我们应该伸出手来轻轻地安慰他一下,因为这是他们最需要的。

我在监狱服务的时侯,曾有一位年青人变成了我的好友,他总觉得他在监狱裏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他当然知道他不是一个受到尊敬的人,所以他常常提起他的母亲,说他母亲常去看他,他说如果我去拜访他的母亲,我会比较看得起他的。

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抄下了他家的地址,骑了脚踏车去找他的母亲,令我大惊的是,他的母亲根本从来没有去看过他,因为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保守而有道德观念的家庭,我朋友的爸爸认为儿子犯了罪,被关入了监狱,是一件羞耻的事,他因此而禁止了全家人去看我的朋友,所以我在监狱的朋友这几年来从未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所谓 「我的妈妈常来看我」也仅仅是一个幻想而已。我去了,碰了一鼻子的灰,那位严肃的爸爸将我赶了出去。可是故事的结果却是很美的,朋友的妈妈还是去看了他,他的姊姊和弟弟也都和他恢复了来往。如果我不去看他的妈妈,我的朋友永远是一个没有家人来访的孤独受刑人。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新竹的清华大学服务,附近有一个德兰儿童中心,好有名,我和我太太常去捐钱,后来我拥有一辆机车以后,就去做义工了,教英文,有一位小朋友有一天忽然告诉我,他不要我教了,我去买了一台录影机,送给了他,他又让我教了。我这人真是沦落至此,连做义工也要出钱买学生。

德兰中心的孩子们快乐无比,而他们的快乐也都表现在他们的调皮上,我教书的时候,通常是一对一,他们因此都还很乖,有一次,我带几个静宜大学的学生深入孩子们的卧室,看他们做功课,每个孩子旁边都有一个义工在看着他们。这些义工年纪大约三十岁左右,都是工程师,现在脾气极好,相信我们没有进去以前,孩子们还蛮乖的。一旦发现有了客人来,这些小孩子们就疯了起来,所谓人来疯也,有一位学生们事后向我说:「李教授,我不敢到这里来做义工,我会被他们气死了。」可是他们一致认为这些小孩子们真是活在天堂里。

我每次到德兰中心,看到那些慈祥的修女,就会精神一振,再多的烦恼,也不见了。

我到了静宜大学,有一天,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台中启明中学的全盲学生写来的,他说李教授向来愿意帮助盲生,因此要求我去教他英文,我问同事台中启明学校离静宜大学远不远,他们异口同声说不远,我按照地图。开车去,才发现要一小时之久,但我既然号称是大善人,只好答应了,这么一来,我连续三年地教了两位盲生英文,一位考上了淡江大学历史系,一位在静宜英大系。

这两位宝贝学生和我变成了好朋友,也和我没大没小地胡扯,我暑假去教书,知道他们没有好东西吃,有时会请他们到附近的饭店吃饭,有一次,我付帐回来,发现两个小子在窃窃私笑,就问他们笑什么,其中一位说他们在研究一个问题:「被李教授请客,应不应该感到有罪恶感?」我问他们答案是:「应该没有,理由是李教授已经赚钱,而我们没有,所以李教授应该请我。」我听了以后,觉得言之成理,可是我仍然强辩,我说如此我必须再等五年,因为他们当时只有高中,既使毕业后可以立刻考上大学,也要念四年后才能赚钱,我说:「万一我在五年内跷了辫子,岂不是捞不回本?」这两个中有一位比较调皮,他说事情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我比他们先死,当然他们无法回报;第二,他们比我先死,当然也无法回报;我就问他第三可能性呢?这个小子说:「我们一起死掉。」讲得我气得半死,因为当时就要开车送他们回去了,岂不是触霉头吗?

可是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我当成什么伟大的恩人,而把我当成了好朋友,好朋友是应该帮忙的,没有什么该感谢的地方。

我做义工,一直没有参加任何团体,也没有组织任何团体,我怕团体是因为一来我不喜欢开会,二来我不喜欢义工团体那种比业绩的可能性,这次九二一大地震,我碰到好多义工团体,他们纷纷向我表示他们有多伟大,我的感觉是他们有一点互相在竞争,这一点我非常不能接受。我认为做义工,绝对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因此我们是不该谈业绩的,更不能和别人比赛。

我在台中惠明学校做义工(带一批又盲又智障的孩子走路)的时侯,曾经碰到来自逢甲大学的学生义工,他们原来属于我国一个着名公益团体,那裏知道这个团体内斗,居然将义工队解散了,这些逢甲大学可爱的学生们丝毫不为所动,解散归解散,义工照做不误,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以私人身份参加的。

我更喜欢大家了解,义工工作应该是长期性的,每年很多大学生会跑到山地去服务那些山地的小孩子,和他们唱歌跳舞,几天下来,那些天真的小孩子会对大哥哥大姐姐产生了感情,可是时间一到,大学生行李收拾好,下山了,留下山地孩子一片茫然,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以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是要留下来的。

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在训练义工,被训练的义工却又不知道到那裏去工作。我对这些事情永远百思不得其解,有的是工作需要我们去服务,只要你有心,怎么会找不到义工工作做呢?替老人院扫地,擦玻璃窗,烧饭等等,都是很容易做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训练,问题在于你肯不肯去做这些不起眼的事。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捐钱给德兰中心,让他们送孩子去补习,而要自己去教书,我的回答是「爱的种子,必须亲手撒出,而且每次一粒」,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德蕾莎修女说的,我希望每一位只想捐钱,而不肯亲自帮助别人的善心人士,能够细细体会这句话的真义。

也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放不下身段,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是总经理,怎么能够去洗碗,自己是有名的数学教授,如何能去教国中生数学?我的建议是「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地」,一旦你踏出这一步,你就会发现一个美丽新世界,我保证你会在这个新世界中得到无比快乐和平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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