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义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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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做义工的时间应让追溯到我在念大学的时侯，我那时已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教友如果去弥撒，就可以领圣体，住院的天主教教友就没有这种福份了，因此有神父会主动地到医院去给病人送圣体，我在大学的时侯，认识了伯达书院的牧育才神父，当时他大概四十岁左右，现在可能已过了八十岁，他每周固定地从台大骑脚踏车到台大医院去送圣体，而我算是一个陪伴的年青人，在神父送圣体的时侯，我站在旁边，当然也帮一下忙。
由于我常去台大医院送圣体，我认识了不少社工人员，不知道是经过什么管道，我开始替台大医院的社会服务处做送书给病人看的服务，我和另外一位叫做沈彼德的好朋友，每周要去推一辆车子，车子上放满了书，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些书送给那些喜欢看书的病人，回想起来，当时一定也有不少的病人是长期病人，他们长期地住在医院裏，当然非常寂寞而且无聊，我们的书一定带给他们很多的乐趣。
在医院裏，我们遇到了一位老先生，大陆人，好可怜，一点零用钱也没有，我当时是个穷学生，也无法独自帮他忙，我就想到一个好计，找了十位电机系同学共同帮忙，每一个月，他们要给我一些钱，我再将这些钱带给那位老先生，这些同学也是穷学生，可是他们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也从未间断过。
在医院裏服务，也使我这个年青小伙子看到死亡的悲剧，而令我最不能忘怀的情景是一位三星上将的镜头，我那时曾经到新兵中心去接受过入伍的训练，尝试过做小兵的滋味，不要说将军了，我们看到少校都认为是伟大的人物，三星上将是遥不可及的人物，偏偏有一天，我在走廊上，看到这一位全身毕挺军礼服的三星上将，由他的家人扶着，哭得像个泪人儿，显然是他的亲人去世了，而且显然是突然去世的，所以他穿了全套的军礼服，大概是在什么典礼中赶到医院来，我这一下才了解三星上将和小兵又有何差别，只要死神一到，大家又平等了。无怪艾森豪总统死的时侯，遗嘱上说他的棺材一定要和小兵的棺材一模一样。
大概在医院服务不够刺激，我找了一个机会到台北监狱去服务了，台北监狱当时在爱国东路，我找到了一位神父，他进监狱的时侯，也将我夹带进去，去了很多次以后，我就单飞了。
监狱当然不同于医院，我一直认为监狱是社会裏最黑暗的地方，而我又发现只要你愿意去，这裏也是最有意义的地方，因为任何一种小小的善事，都常会得到很大的回响。
有一次，我去了医院，那天天气好闷热，外面倾盆大雨，裏面乱做一团，因为有大官要来参观。刹风景的是地上很脏，引来了大批苍蝇。监狱裏管事的人找了一位小犯人用苍蝇拍打苍蝇，这位小犯人绝不超过十岁大，他打苍蝇的技术不是很好，打来打去打不到，我当时没有事做，就从他手中拿过苍蝇拍，帮他打到了不少的苍蝇。
当时我蹲在地上，我聚精会神打苍蝇的时侯，那个小犯人忽然紧紧地抱住了我不放，我窘不堪言，那些管理员也被这个情形吓了一跳，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将他从我身上拉走。
为什么那个小犯人会紧紧地抱住我呢？后来我知道原因了，这个孩子有非常悲惨的身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爱与关怀，我这么一么小小而且无意的动作，使他深受感动，也使他深深地感激我。
我们常说「勿因善小而不为」，我的故事是一个好例子，很多不幸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在等待我们的关怀，我们应该伸出手来轻轻地安慰他一下，因为这是他们最需要的。
我在监狱服务的时侯，曾有一位年青人变成了我的好友，他总觉得他在监狱裏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他当然知道他不是一个受到尊敬的人，所以他常常提起他的母亲，说他母亲常去看他，他说如果我去拜访他的母亲，我会比较看得起他的。
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抄下了他家的地址，骑了脚踏车去找他的母亲，令我大惊的是，他的母亲根本从来没有去看过他，因为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保守而有道德观念的家庭，我朋友的爸爸认为儿子犯了罪，被关入了监狱，是一件羞耻的事，他因此而禁止了全家人去看我的朋友，所以我在监狱的朋友这几年来从未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所谓 「我的妈妈常来看我」也仅仅是一个幻想而已。我去了，碰了一鼻子的灰，那位严肃的爸爸将我赶了出去。可是故事的结果却是很美的，朋友的妈妈还是去看了他，他的姊姊和弟弟也都和他恢复了来往。如果我不去看他的妈妈，我的朋友永远是一个没有家人来访的孤独受刑人。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新竹的清华大学服务，附近有一个德兰儿童中心，好有名，我和我太太常去捐钱，后来我拥有一辆机车以后，就去做义工了，教英文，有一位小朋友有一天忽然告诉我，他不要我教了，我去买了一台录影机，送给了他，他又让我教了。我这人真是沦落至此，连做义工也要出钱买学生。
德兰中心的孩子们快乐无比，而他们的快乐也都表现在他们的调皮上，我教书的时候，通常是一对一，他们因此都还很乖，有一次，我带几个静宜大学的学生深入孩子们的卧室，看他们做功课，每个孩子旁边都有一个义工在看着他们。这些义工年纪大约三十岁左右，都是工程师，现在脾气极好，相信我们没有进去以前，孩子们还蛮乖的。一旦发现有了客人来，这些小孩子们就疯了起来，所谓人来疯也，有一位学生们事后向我说：「李教授，我不敢到这里来做义工，我会被他们气死了。」可是他们一致认为这些小孩子们真是活在天堂里。
我每次到德兰中心，看到那些慈祥的修女，就会精神一振，再多的烦恼，也不见了。
我到了静宜大学，有一天，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台中启明中学的全盲学生写来的，他说李教授向来愿意帮助盲生，因此要求我去教他英文，我问同事台中启明学校离静宜大学远不远，他们异口同声说不远，我按照地图。开车去，才发现要一小时之久，但我既然号称是大善人，只好答应了，这么一来，我连续三年地教了两位盲生英文，一位考上了淡江大学历史系，一位在静宜英大系。
这两位宝贝学生和我变成了好朋友，也和我没大没小地胡扯，我暑假去教书，知道他们没有好东西吃，有时会请他们到附近的饭店吃饭，有一次，我付帐回来，发现两个小子在窃窃私笑，就问他们笑什么，其中一位说他们在研究一个问题：「被李教授请客，应不应该感到有罪恶感？」我问他们答案是：「应该没有，理由是李教授已经赚钱，而我们没有，所以李教授应该请我。」我听了以后，觉得言之成理，可是我仍然强辩，我说如此我必须再等五年，因为他们当时只有高中，既使毕业后可以立刻考上大学，也要念四年后才能赚钱，我说：「万一我在五年内跷了辫子，岂不是捞不回本？」这两个中有一位比较调皮，他说事情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我比他们先死，当然他们无法回报；第二，他们比我先死，当然也无法回报；我就问他第三可能性呢？这个小子说：「我们一起死掉。」讲得我气得半死，因为当时就要开车送他们回去了，岂不是触霉头吗？
可是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我当成什么伟大的恩人，而把我当成了好朋友，好朋友是应该帮忙的，没有什么该感谢的地方。
我做义工，一直没有参加任何团体，也没有组织任何团体，我怕团体是因为一来我不喜欢开会，二来我不喜欢义工团体那种比业绩的可能性，这次九二一大地震，我碰到好多义工团体，他们纷纷向我表示他们有多伟大，我的感觉是他们有一点互相在竞争，这一点我非常不能接受。我认为做义工，绝对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因此我们是不该谈业绩的，更不能和别人比赛。
我在台中惠明学校做义工（带一批又盲又智障的孩子走路）的时侯，曾经碰到来自逢甲大学的学生义工，他们原来属于我国一个着名公益团体，那裏知道这个团体内斗，居然将义工队解散了，这些逢甲大学可爱的学生们丝毫不为所动，解散归解散，义工照做不误，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以私人身份参加的。
我更喜欢大家了解，义工工作应该是长期性的，每年很多大学生会跑到山地去服务那些山地的小孩子，和他们唱歌跳舞，几天下来，那些天真的小孩子会对大哥哥大姐姐产生了感情，可是时间一到，大学生行李收拾好，下山了，留下山地孩子一片茫然，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以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是要留下来的。
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在训练义工，被训练的义工却又不知道到那裏去工作。我对这些事情永远百思不得其解，有的是工作需要我们去服务，只要你有心，怎么会找不到义工工作做呢？替老人院扫地，擦玻璃窗，烧饭等等，都是很容易做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训练，问题在于你肯不肯去做这些不起眼的事。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捐钱给德兰中心，让他们送孩子去补习，而要自己去教书，我的回答是「爱的种子，必须亲手撒出，而且每次一粒」，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德蕾莎修女说的，我希望每一位只想捐钱，而不肯亲自帮助别人的善心人士，能够细细体会这句话的真义。
也有人告诉我，他就是放不下身段，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是总经理，怎么能够去洗碗，自己是有名的数学教授，如何能去教国中生数学？我的建议是「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地」，一旦你踏出这一步，你就会发现一个美丽新世界，我保证你会在这个新世界中得到无比快乐和平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