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寄作者 曾孝明 2003.08.17
在已是全球化的专业知识管理与相关的社会议题上，必须要有架构性的宏观思维，再辅以关键性议题，才能把动态和研究的影响力展现出来。2001年被挖角去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管理）学院，主持科技法律方面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前康乃尔大学科学暨科技研究系系主任Jasanoff，是国际着名的科技法律学者。她的一本名着《科学于法律审判：法律、科学、科技在美国》，其中着墨于（高度知识内涵）医疗的议题甚重。这本书引用非常广泛的代表性科研期刊的文献，以及各种法律期刊，做为讨论的参考[9]。仅仅从这些文献与章节架构，实在不难看出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性。相对的，国内所谓的医疗政策研究，研究人员似乎不敢翻阅这类文献。挖掘和制造新闻题材根本不是学术研究！然而，这难道又是台湾式的知识经济？
立法和政策最重要的在于执行和品质保证，这些需先做好宏观管理与分析工作，然后专业经理人较可以针对宏观议题，而非个案，拟定并提出计划方案，并且做好相关又必要的沟通工作。如此，才可进入立法程序和相关的政策辩论过程。荷兰在1994年Kok总理内任，启动「竞争、松绑、立法品质」（简称MDW）计划，其目的在于修正过时的立法。每一项MDW计划结构依次分成三期：方针决定期，谘议期，履行期。从1994年至2002年年中，荷兰经济部共计推动了69项计划，其中的29项已完成。「科技大国」荷兰经济部的创新政策，有具体的指标与规划，对事项、名词也有清楚的诠释。政策内容不但涵盖荷兰国内的现况，同时也探讨其它先进国家的情形，这类资讯都可由网站（www.ez.nl）下载。没有确实先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国家怎么会有创新产业政策？怎么会有研发效率？
在医疗落后、赤贫、知识不足的乡下，引进「赤脚医生」下乡，提供一些消毒、包扎等最基本的医疗工作，这项服务甚至是政府的一项德政。稍后，逐渐培育出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点专医的专科医生是进步。但，对衍生范围更加复杂的疾病，医生仍是原地踏步，只会「头痛摸头」、「脚痛踢脚」，这种专业不足的情形伤害病人的病情。过去我们有长足的进步，近年来在公众议题上我们愈来愈出现心力焦疲的情形。专业管理水准是进步国家的门面与象徵，至今台湾的专业管理水准仍是，变成「系统晶片」一定要具备两种技术，一是「晶片」、一是「系统」。「火车」要具备两种技术，一是「火」、一是「车」〔5〕。
台湾在政治逐渐民主化后，民间不同的声音、抗争逐渐浮现，要求松绑是普遍的诉求。进步、高效率的国家，松绑法规是为了提升效率和竞争力。然而，台湾把银行设立的规范松绑后，看到的后患是什么？把大学设立的规范松绑后，看到的下场是什么？无庸置疑，「知识经济不是找工作的民众要具备高学历」。我们不应当嘴喊打拼，而行事酷似迷宫里乱窜的鼠辈，不但缺之效率，也无目标。
进步的国家会不断强化自己的基础架构和体质，而落后国家才会一再让「大师开讲」。公共政策研究对先进国家是专业而不是政治事务，对落后国家两者是「驴马不分」。荷兰的大学从事一流的公共政策研究，而相对的，我们的大学的相对影响力与绩效在哪?台湾一直把庶务、行政人员充当公共政策大帅，这是搞荒唐大闹剧[5]。公共政策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政府与大学是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的单位。台湾的政府是庶务本质，大学没有从事专业的公共政策研究，这种长期无知下所产生的文化，深深地伤害台湾的永续发展与效率。评论台湾的公共政策[10]，深入研究后，大学无能为社会培育出专业管理人才，才是核心的问题。
公共政策的「专业经理人才」要自己培育。如果我国要有好的公共政策，国内的大学一定要有专业、跨领域的公共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的研究与本土社会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的研究需要了解国际的发展情形，这种扎实草根化且兼具国际视野的研究，远远比一般的研究计划，更具有影响力。为了真正推动人才培育工作，大学为社会培育宏观思维的人才，这个社会才会顺利跨入进步、公义的社会。大学投入优质公共政策研究，才是以最小投资成本衍生出最大社会影响力的智慧决策。真正有远见的大学，要设法自行孕育专业公共政策研究单位。
当越来越多的竞争者投入产业的竞争行列，智慧财产和保护良好的（专属）科技才是台湾厂商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若稍加研究、分析产业价值链和相关厂商的动态结构蓝图，台湾许许多多主从关系代工业、供应商，其实是没有名份的帮佣，一些末稍供应商甚至如同现代商场的慰安妇。从客观的事实来看，为了能（不断地以变通、变相或甚至接近自残的代价）出口货物，台湾社会越来越付出代价，而许多代价绝对不是知识经济应有的健康产物[5]。低生产力的国家仍会有不错的出口表现，也能出口至高生产力的国家以赚取外汇是常识[1]。2002年台湾的外贸出超高达180.66亿美元，这成绩极接近1987年所缔造的186.95亿美元历史记录。但，2002年台湾平均5.17%的失业率是40多年来的新高。《联合报》2003年3月16日记者徐国淦等报导，「近两年不少中高龄妇女切除子宫自残的方式，向劳保局申请残废给付，以弥补家用。依劳工保险条例及残废给付标准表规定，女性被保险人只要年龄未满四十五岁，如有切除两侧卵巢或子宫时，即可视为十一等级残废，可领取一百六十天的残废给付。劳保局官员说，以目前平均投保薪资二万六千元计算，切除子宫可领十三万余元的残废给付。2002年三万五千余件残废给付中，子宫切除占了七千余件，较往年增加了数倍。据初步估计，2002年因子宫切除领取的劳保给付超过十亿元，创下单项给付最高纪录。」从前述发展可知，台湾已面临强大的转型压力，大学如果再无自省能力，再依然如故，再不知从事专业公共政策研究，台湾不健康的产物会愈来愈多。
曾在实验室里亲手做出创新、具商品化机会的实体，尔后再拥有数年的独立指导科研计划的人士应知道，生产缺乏专属知识的科技产品的厂商，少有良好保护的关键知识，故这类门槛不高的制造活动难以是知识经济的主流。在知识经济里投资学术科研的一绩效指标是，学术界到底产生多少有衍生性的基础性专利。试问对国内学术界这项绩效如何？大学校长到处去化缘、恳请补助，然后再量产庶务性人才回馈给社会，这种举动不会受到尊敬。国内的大学应当多了解以色列、荷兰，这类型的「科技奇迹」和「科技大国」，不应当搞一堆美国旧梦和个人式理念。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缺乏效率的最根本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虚心检讨，为什么国内作者所撰写的（非工具类）知识类通识书籍，流通量甚糟？国内的整体知识产业，是否真是知识贫乏而难有影响力呢？我们的学术界不应该一再以美国的条件为藉口，搪塞自己的核心问题。在客观度极高的科研领域，相对于客观的国际相对科研评比表现（www.in-cites.com/research/），台湾的整体平均学术影响力几乎是30年如一日，我们还有额外的30年吗？
曾孝明
清华大学电机系 (2003年3月20日)
smtseng@ee.nthu.edu.tw
参考文献与说明
1. 曾孝明，台湾的知识经济—困境与迷思，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1）。
2. 总统制的美国政府常找（整合型）大企业的执行长、总经理出任部长，如果对方找一名民航客机制造商的总经理出任部长，而我们有样学样的找一名代工生产旅客座椅的总经理当部长，试问这两种层次的总经理会产生什么层次的管理水准？
3. 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便看准国际出版业的前景，故选送技术人员至欧洲先进国家学习出版印刷技术，目前新加坡已是国际大出版商在亚洲最重要的营运枢纽。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政策产生可观的无形资产，然而也产生一些不佳的现象。例如小学生近视率全球冠军的新加坡教育便是极争议，新加坡学生尔后的生涯几生在15岁便被（政府）宣告确定，这残酷的制度使一些台商选择离开新加坡。
4. O. Granstrand,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ward Intellectual Capitalism,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1999);此外，由三位瑞士科技管理学者的共同着作R. Boutellier, O. Gassmann, and M. von Zedtwitz, Managing Global Innovation: Uncovering the Secrets of Future Competitiveness, Springer-Verlag, Berlin (1999)可看出，大学的研究水准能达到国际一流，才有可能吸引大公司将上游研发单位设在该国。以台湾目前的国民平均所得，若国外的公司到台湾来设立下游研发单位，事实上对我们并无太大的意义。人口较少的科技先进国家善用各国的人才，或是以一流的科研人才（如以色列）吸引跨国公司进驻该国成立上游研发中心。
5. 曾孝明，回应「冀迷途能知返」―― 缺乏专业管理造成今日之噩梦，科技报导，第253-254期 (2003年1&2月15日)。
6. R. Stone, Israel hits rich seam in ex-Soviet immigrants, Science, vol. 284, pp. 892-897 (1999); 王世仁，科技报导，第255-256期 (2003年3&4月15日)。.
7. F. Kodama, Analyzing Japanese High Technologies: The Techno-paradigm Shift, Pinter Publishers, London (1991).
8. F. Warshofsky, The Chip War: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of Tomorrow,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89); 前本书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及文化有极佳的介绍，这位专业作家写了数本通俗性科技、产业、社会议题的书籍。国内所谓论述产业的出自大学教授的作品，其水准远不及国外专业作家的通俗性作品是广为人知，难道这就是台湾式的知识经济。国内一些号称研究宏观科技政策的学术界人士，他们的科技专业水准甚至不如大二、大三学生的基本常识。甚至还有所谓的智库研究人员，把世界顶尖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育，与中研院李远哲院长建议废止的国内技职教育相提并论，这种现象岂是台湾式的知识经济？
9. S. Jasanoff, Science at the Bar: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5).
10. 笔者近期将出版的新书，分别从产、官、学、国内、国际、历史、资源分配等等，剖析专业公共政策。
——《科技报导》第256-258期 (2003年5-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