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凤翔 2006.11.05

针对国务机要费侦结，陈水扁总统5日晚间亲自召开记者会，向全民报告。

陈总统对于相当于宣判他政治死刑「贪污歪哥的指控」感到难以承受，认为此案问题关键在于国务机要费性质不明，其他政府首长、各公司行号机构负责人都有特支费或交际费项目可以自由运用，连副总统都有，就唯独总统没有交际费，「比乡长还不如」。检察官因为对国务机要费性质与他个人的见解不同，便迳自判断总统贪污，这是他不可承受之重。

最后，陈总统以两点总结，强调自己深爱国家，如果因为机密任务受到委屈，他愿意承担。个人清廉名誉比生命还重要，他的个人去留微不足道，因此，只要司法在一审判决贪污有罪，他立即下台一鞠躬，毫不恋栈。八十分钟的记者会中，并未没有针对起诉书内容提出具体澄清。

民众对于陈总统的说明，各有不同反应。有人认为陈总统根本就是特权跟硬拗，找理由搪塞；反过来，有人则认为外交机密本来就有很多事情不方便公开说明，阿扁拼外交很辛苦；也有的是认为阿扁不清楚国务机要费怎么报帐，或许是被审计部设局陷害。还有第三种立场认为起诉并不代表有罪，很多人一审有罪，二、三审却获判无罪，阿扁是否有罪应该要看法院最后的判决。

人生世事如斯复杂，许多事情处在扑朔迷离的灰色地带，不时遇到一些暧昧难明之事。就像对于扁珍所涉的国务机要费案，民众的反应有千百种可见一斑。特别是总统陈水扁的记者会说明主轴是：因其深爱国家，国务机要费常入不敷出，以致于得用假发票报帐之说法，此说实是一套完整价值体系，呈现出多数台湾人共同的思考逻辑。因此很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在这件事上对扁珍报以同情。

事实上，在台湾的一些机关首长、法人机构的负责人，采取不道德或不合法的经营手段所见多有，他们不见得全出自个人利益考量，也有的为所领导团体之整体利益牟利。即使是不沾染市侩铜臭的道德宗教团体，也偶见新闻报料。这正透露出我们并未探索到民主的精神根源，民主流于徒具形式与组织架构，缺乏思想、价值观与心态等相对应的内涵。

西方民主思想的基本假设，肯定每个人的重要性。每个人是高贵的人（The Exalted Individual），以上帝的形象而造。但人类堕落后，每个人又都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救赎。人既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我们应相当的敬重，但也由于人是罪人，由罪人管制社会，我们应该时常保持某种程度的怀疑。民主的形式与组织架构就是要同时能满足「尊贵」与「罪恶」同在一身的人类所设计。这个基本假设说明了为何民主要比集权来得好，那正是因为不应该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在全体人民之上，相当于上帝的位置统管万有。

就像美国林肯总统说过，无人品格足够完美，以致于有资格去统治他人，除非他人首肯。举凡一国之首、机关首长、法人机构负责人，其权力来自全体的委托。因此，其行使的权力不是无限上纲，而是有限制的，在公众所制订出来的法规里，代表全体来处理事务。

因此，回头来看国务机要费一案，此案是否贪渎由法官去审定，但陈总统的迷思有两点。第一点是为何一味地认定外交就一定得透过金钱才能处理？事实上从过去的经验，不也一再显露出金钱常解决不了外交（不管是机密、或非机密）问题。

第二点在于，总统是受人民之托，代表全体台湾人进行外交，不应该迳自决定超过人民集体所制订的国务机要费额度。若有需要，应该民主所制订之程序提出，等候预算编列通过。这件事上他的行为算是越权，即使或出于爱国家的动机，但任其手上的权力如同集权体制的君主无限上纲，擅自替人民决定事情，非民主精神之真谛。

这种越权事件，绝非仅见于陈总统身上。在台湾常见民主制度选举产生的团体领导者，因着不能了解「权力受托」的观念，就很容易自己当起上帝，迳自替团体决定事务，日后造成许多纠纷。即使在基督教团体也偶见这类问题。

究其背后的原因源自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圣人治国」之弊，加上认为天子权力是通天的，天意由天子来体现，民意由天子来上达，权力意志就神化为天的意志。认定在上者必是圣人，授予在上者的权力高如上帝，而造成许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扑朔迷离弊案。

因此，解决之道该是回归西方文化基督信仰中的「人论」，清楚认知人类的真相就是集罪恶与尊贵一身，放弃期待上位者是圣人的不切实际幻想，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假设。让台湾施行民主制度，不再是空有其壳，而能有相对应的民主内涵之实。这样尽管我们经常遭遇灰色难题，但却能有所依循，黑白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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