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崇怀 2001.02.11

　亚当是否是一位历史人物，，以及创世记第一至二章的记载是否无误无谬，这原为圣经学者及实验科学家争论的要题之一。支持者及反对者常在学者风度之外存着对峙的态度。无可置疑的，圣经的创造记载未曾表明它是一种陈述性的事迹直接记录，它乃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据的宗教文体，是特别为信徒写的。虽然在研究圣经时我们常在描述性和启示宣告性文体之间作甚为明显的分野，但问题的症结仍然不变：，圣经所说的第一个人亚当到底是否真是一个人，或者亚当只是人类或人性的一个象徵？如此一来，亚当的历史性也似乎是一个谜。在福音派的神学界里这问题造成了极多的疑问和辩论。

　除了那些否定神的存在和不信创造论的学者外，笔者相信亚当的历史性自有讨论的价值。为此笔者愿从哲理神学的方法来思考这个命题。也就是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本着实际理性承认某种神学的理念和教义性的肯定。换句话说，哲理神学性的研讨乃是研讨方法论基本立场理念，并基于理性的运作来检验这基本立场的信仰。所以，在这样架构中，哲学的体系乃是根据教义信念或神学的肯定来操作；也就是说哲学理性是基于神学信仰，而不是根据哲学理性的方法来研究神学的问题了。因为任何理性的运作都必须先有一种信仰，并以其为坚定不移的信念基础。

　在这样的状况中，当福音派基督徒一致宣称一位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但却不能一致的接受亚当和夏娃的历史性和创世记的无谬性时，哲理神学的使命乃是解析并针对这问题的症结，并指出人的理性在神的终极真实的光照中所要面对的真理。所以虽然有些主流福音派学者回避面对亚当历史性的问题，也有时容许某些程度的通融，但我们仍可透过哲理性的分析，来探讨这个问题。

　许多时候教会认为：若提出亚当的历史性或史实性的释经法时，是否会使基督教的信念在现代化的理性前逊色落伍？对创世记的历史性肯定是否会削弱了福音的说服力？或是跟从了圣经记载的史实性就等于肯定了信仰的衰微和世俗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教牧同工及信徒关切和深思。

依我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乃在于是否肯定圣经的记载合乎理性，也是澄清人的理性是否具有了解神的启示和宣告型信息的本能。换句话说，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圣经的记载是否可信，而是在于人的理性是否能成为圣经信息的终极评判权威。问题的核心乃是我们是否应该认定人理性的权限只能应用于一般知识，而不能应用在特殊的文学范畴---就是启示性的宣告文献(圣经)。

　我们都同意理性是独特的。人的推理方式也是如此独特。当我们假定理性为人际沟通和社交基础时，理性自然的有了固定的普遍权威，它也控制了我们的人际生活。虽是如此，很有趣的，人似乎未曾将终极的权威交付于理性。我们不时仍保守着某些程度的「自主」性，也不时的在这种假设性的「自主」性中给自己某种的自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作些不能理喻但却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有时我们也竟然将别人认为是无理的事看成是「必然」而无须辨正的事(self-evidence) 。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清晰无须解释的真理。其实，人的理性是极其隐私(private) 和主观的(subjective)。为达到理念沟通的功用，人类发明了各样的工具和方法。其中包括了记号，表徵，文字，语言，甚至某种的信息。这些东西，有些是一般易解的普通学识；有些理性化的；但也有些是无理性(irrational)，不能言喻的；还有些是深奥甚至荒唐(subtle)的，也就是所谓的「反理性化的」(anti-rational)。更有些「非理性」（A-rational）的东西，不能简便的将之归类于理性或无理性的范围里。以上这些它们似乎是不可理解亦不能阐明，但却是容易被人接受并应用在生活中，也都是人类认定的必然真理。它成了人生观中的基础。信心和信仰就是在这范畴里的理念。

　人的弱点就是想将非理性化的理性化，并想硬将它塞进理性思维的范畴中。这种作法的结局当然是非常的悲惨。我们也很自然的常将非理性的当作是无理性的而不加考虑的将它远拒门外。凡非理性的虽是不可思议但非不能理喻。其实这种作法的不幸并不在于我们理性的操作，而在乎我们将理性推崇到终极的地位，并将其当作衡量实理唯一可靠的标准。这样作法的结果自然让理性成了暴君，认为它未能通过理性或逻辑原则，平白的将真理拒绝了。当人的思想否定真理时，它必然是很悲惨的否定了自己和自己的存在意义与价值而陷在虚无、虚妄和迷惘中，这样人的存在再也无意义了。

　以人的理性来评判圣经的记载必然会带来诸多的烦扰。因为当我们这么作时，我们乃是要求理性承担超重的负荷。所以，它的解决办法就是否定一切，包括否定圣经记载的本质、根源和启示性。连神的存在都否定了，最后圣经的历史性终将成了一种没有根据的神话了。

　然而深层一点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所谓历史性其实只是一种以特质和时空为描述架构的文体。它自然是在物、时、空的三度架构来阐解事物。其实，我们更可肯定的是我们根本不理解时与空的真义。因为时空只是实理的一部份，不是实理的全部。当人的推理运作完全交付所谓「左脑神经运作」时，人的思维就无形的全受制于西方文化的系统中。人的思想亦随之畸形的暴涨而成了霸君。只有当我们觉悟到我们的极限时，我们才能看到地球只是宇宙里的一粒微尘。哲理的系统只是真理和实理洋海中的一滴水露。为此，从认识论来看，我们只能认定我们的「不肯定」(uncertainty) 或我们理智里的「疑惑」(doubt)，不能狂妄的评定和否决我们所未知的事。

　从哲学上来看，怀疑和否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念。否定是对肯定的拒绝，而怀疑乃是存着某些程度的保留，有接受不可能的可能性或未能理解事物的理解可能，而不愿作无端的评判。为这缘故，哲理神学以怀疑为一种信念，虽然有些人将怀疑视为一种孬信，它平常也无形中成了迷信的根基，但真诚的怀疑很可能是「正信」的一种徵象。虽然怀疑诚然不像信心一样的显出相当程度对确据的肯定，然而怀疑毕竟是离开高傲的否定还有一段长远的距离。因为真诚的怀疑者仍会含蓄的肯定自己理性的极限而不会武断的下定案。所以，神学上的真信心仍会带着些微的疑念。因为它不能绝对肯定自己的极限而欢喜顺服在神的启示之下。在这样的哲理架构和思想文脉中，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有关亚当历史性的论题中了。

　亚当真的像你、我一样是一个人物吗？一位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名字、能讲话、并能和神、夏娃甚至蛇对谈？这些问题的肯定性答案显得太率真简单，而否定性的答案显然是会落在拒绝神的信实和圣经无谬的咒诅中。我们真的在窘境中了，然而真的是窘境吗？

　若没有启示，圣经的记载就会叫信徒落在窘境中了。然而，当人能肯定神的启示，我们自然可从别的角度及以别的途径来解决这项的难题。对我来说，窘境的产生乃是我们将自己困在非理性和理性化是冲突的、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宣告性文字和描述性文字是相对的假设中。

　其实，若拒绝圣经所记载的亚当真的是一个人的话，问题就更多了。肯定亚当的历史性比否定亚当的历史性更合理和更可以被人接受。理由很简单：否定封闭了任何的可能性，而我们的理性根本没有这种权威。理性不可能理会这种极度性的权威，并要求它负起终极性的责任。所以纯为辩论的缘故，当我们看见有极微细的可能性，就是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时，人的理性仍要求放弃否定的极终权柄而接受亚当的历史性。因为明智的思想不会让背叛的理性享受伪装的安然，而拒绝承认亚当的真实性，只将亚当视为一种宗教文学的记号或表徵而已。

　所以以信心肯定亚当的真实性比否定它更合情理。当人在神的自我启示下与神对恃时，人只能惊叹的以信心接受神的启示。虽然在这种信心中仍会有些微的怀疑，然而当我们在信仰里能与神的子民联谊时，我们就可单纯的以带着怀疑的信心(doubting faith)来肯定亚当和创造的真实性。甚至以信心的怀疑(faithful doubt)安然的活在背正性(paradoxical) 欢乐中。当我们不能确实的肯定圣经的记载是一场荒谬时，我们就当谦虚的保留自己，逊退到接受圣经启示记载的真确性。能接受圣灵在众信徒中所作的确实见证。这种态度必会为学术界的自由思想带来正确的导向。相反的若以真理为藉口而跨出了理性的权限，这样就是踏入了危险的阵地。后果必是带来无谓的争论、败坏人的信仰、危害教会、摧毁信徒的群体，更把信仰丢失了。

　当我们面对圣经中那些距离我们遥远的记载，和那些超过历史研究方法的权限范围时，我们就应慎重的以学者的风度和信心里的谦虚来处理。我们应将这些经文视为一种对人极限的挑战，而不是摧毁信心的劲敌。学者的风度是认真，信心的心态是谦虚，二者的配合是基督徒的特徵和美德。为此，当基督徒的信心受到挑战时，它必会认真的面对事实，寻求圣经文脉里的理解。不应单凭着科学经验的方法和现象的观察，草率的作否定性的结论。 　所以，每当面对那些超乎理性难解的经文时，我们应当回归到理性思维的起点，不是方法论的现象观察，而是观察现象方法的本体假设。对基督徒来说，这起点就是以信心接受那位真实可靠的神、神的启示和圣经中在救恩文脉里的无误和无谬。遵着保罗的提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特别是在神学及教义的领域里分解那些未明的哲理问题。我们当如履薄冰，以谦虚的心态，蹑足于陷阱的边缘来讨论这些难题。当我们的信心正确的使用我们的理性时，我们才能得被称为神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到底亚当是真的一个人吗？当然是的。这世上必然有第一位人。接受圣经的记载和接受亚当的历史性比拒绝它来得合理的多了。面对那些超乎理性范畴的事物和神坦诚向人启示自己时，我是谁，竟胆敢高傲的因怀疑而否定它。其实，基督徒生命中信心的背正性，会使他们在真诚的怀疑和未能肯定中有高度的喜乐和得胜感。这样永生的灵必如潮水一样的淹没人性的孤傲，使人谦虚的承认自我的极限，以感赞的心惊叹说：神啊！你真伟大，真正伟大！

本文作者为美国洛杉矶国际神学院院长
参考：美国洛杉矶国际神学院（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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