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易澄 2002.05.05

　　当约翰•昆西偕妻、子在教堂做礼拜后，到球场为孩子麦可加油。在美好的诗歌里，我们看见幸福美满的家庭的天伦画面。不料麦可因先天未被察觉的心疾发作而昏倒在球场上。约翰为了救孩子，不但祷告、四处求援，还作了一个令人讶异的决定.......

　　由两千零二年奥斯卡影帝丹佐•华盛顿主演的电影《迫在眉梢》(John Q)，其控诉医疗保险制度的正义之举，是众多以虚伪的良心包装的好莱坞影片里难得出现的「良心电影」，而我们乐见电影所可能引起的讨论与反省。

　　一位慈祥的贫穷基督徒父亲因为爱子必须接受换心手术而得以存活，不惜绑架一家医院的急诊室的员工与病患。剧情随着各种不同的角色的介入，事件从医院与病患家属的周旋，发展到各种权力与良心的辩证舞台；因此我们还看到了贪功而心狠手辣的警官，以及无所不用其极为求收视而撷取警方讯号的媒体等等。当然围绕医院看热闹，视约翰•昆西为英雄的群众、为「绑匪」说好话的人质、接受媒体采访的也同时身为贫穷劳工的好友等角色，显然提升了主角「为爱不惜牺牲」的情操。

　　纵然截至目前为止笔者尚未了解本片是否为真实故事改拍，但显然这部电影所要揭示的，不外乎是「良心」的准则的尴尬位置。即使我们很难（或根本无法）在种种境域（医院/国家社会/急诊室/SNG转播/保险公司）底下去寻求一个终极且单一的伦理标准，我们仍然可以明白指出一个最间单却最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总是贫穷者受苦？」

　　在这部电影中，「医疗保险制度」、「医院与医师」、「贫穷黑人工人/父亲」的三个角色，巧妙的带出了现今「批判医疗社会学」中的「政经状况/医疗体系/人口健康」三角关系的结构对照。（注，胡幼慧，新医疗社会学P15-16）

　　在片中贫穷的父亲约翰，在终于无法凑钱支付「让小孩排上移植手术名单」的美金三万多元，不惜铤而走险，知法犯法。约翰是个基督徒，他绑架急诊室时手枪里没有任何子弹，而他身上唯一的子弹是为自己预留的。当最后约翰走投无路，向人质表示他将自杀而捐赠心脏给自己的小孩时，人质用unethical（不道德的）一词来否定这样的想法。这其中产生一个问题在于，何以贫穷父亲在走投无路之下想将自己枪杀以捐赠器官给小孩，才被指涉为「不合伦理标准」呢？

　　法律作为一个维持社会秩序的途径，可以使人免于恐惧，并确保人生存的权利。然而法律也是「公权力」介入人民的体现，其背后的谋算即是「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家代表了阶级的支配工具，而这也能初步简单地为电影中的「苦难」的来源下了注解。约翰•昆西的劳工阶级迫使其只能接受HMO（健康保险组织）无法支付其昂贵手术费用的窘境；我们必须警觉的是，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乃是现今最为重要且迫切医事伦理问题。简单地说，约翰•昆西的小孩麦可无法动手术，乃因：因为医疗单位的自负盈亏，使得医院降低支出，以节省开支，继而提高利润。

　　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即便有社会福利，有医疗保险，但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已成为社会运作的必然。台湾即便有施政满意度最高的全民健保，但整体而言，台湾的医疗政策也是在类似美国这种资本逻辑的脉络下发展的。

　　除此之外，由于医师的专业权威，因着其易于操纵形成产业之本质，「医学」本身所背负的便不再止于消灭疾病、减轻痛苦的单纯而神圣的事业。一来由于「专业」本身靠着资本家背书而拥有权力，二来所谓的「专业」又无法独立被行使于商业的逻辑之外；是以，「医疗」本身是否可以成为「健康提供者」，几乎已经是否定的了。时至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日，医疗不再完全是「悬壶济世」的慈善事业，因为民众花钱购买的不是「健康」，而是「医疗行为」。

　　影片中，当约翰在急诊室里与人质们讨论保险制度时，约翰的处境获得人质的同情。人质还问起：「那有『希波克拉提斯宣言（The Hippocratic Oath）』又如何呢？」另外一个人质忿忿也巧妙地（运用英文发音的音韵）说，那宣言已经不是「希波克拉提斯的」（Hippocratic）而是「虚伪的（hypocritical）」。让我们来看看这宣言怎么说：

" I will not permit consideration of religion, nationality, race, party; politics or social standing to intervene between my duty and my patient;"

「我不容许关于宗教、国籍、族群、党，或政治会社会的立场来介入我的职责与我的病人；」

　　显然我们现在的医疗政策处境，远远否定了这个西方医学伦理观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中心思想。

　　然而，即便医疗行为的商品化成为必然，本文的用意不在凸显无奈和绝望。对基督徒而言，行使医疗行为目的可能出自责任与怜悯，但是「医治」本不在人。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为医疗行为的提供者卸责，反而，行使医疗行为的一方，必须警觉自主性的降低，而努力思索在现今的医疗的「生产线」上，我们应该在角色上，乃至于信仰的负担上，要有什么新的诠释？

　　台湾的基督教医疗院所一再强调的精神，往往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老传道人（马偕、马雅各、谢纬、兰大卫等）的奉献情操。然而「不论是『教会医院』、『公立医院』等非营利医院、或是『财团法人』之营利医院，其原本的组织宗旨，在现今的『高科技』、『高效率』管理主义下，已无明显差异」（胡幼慧《新医疗社会学》P175）。如果过去的老医疗传道人的终极关怀是福音的广传，他们甘心离乡远行进入蛮荒开垦，并透过西方医疗技术作为帮助民众的途径，台湾目前虽也有长期外派医疗传道至外邦，或者偏远地区的医疗事工，但平心而论，教会医院的财团化的趋势已显明肇始于二十世纪末的台湾，那种史怀哲式的传统医疗传道精神已然远去。

下期待续

参考文章、书目：

• 胡幼慧《新医疗社会学》P254-256，心理出版
• 范国栋《浅论医疗业专权与工作权》
• 王崇尧《民众的神学》P11，P079-182，南神出版
• 严久元《当代医事伦理学》P51-119，橘井出版
• 陈宗献《台湾的论人计费制，不是美国的HMO？》，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网页
• 陈兴正《有没有医学伦理专家》，医望杂志第27期
• 戴正德《谈医学伦理教育》，自由时报二００二年四月十四13版
• 吴易睿《制度杀人、人性杀人还是天杀的？？―我看电影「迫在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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