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柯志明 202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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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2月15日）到台大演讲，对比人工智能论人不可取代的基本存在性与宗教性，学生们都很有耐心地中间不休息聆听我颇为冗长的抽象思辩论述，讲完后并有不少同学提问。

有一位学生问：如果人不能理解非人工作品的自然物的存在意义，那么生孩子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个有意思又关键的问题。这位学生想问的应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不是我们制作的自然物之存在意义（这是我的主张），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所生的孩子，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制做的人工制品；既然如此，那么孩子以及生孩子有什么意义，或者，我们能理解他们的意义吗？

我约略如下回答：如果我们认为人的生命是独特、珍贵又充满意义的，那么我们也一定会认为我们生的孩子的生命也是独特、珍贵又充满意义的，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他们的出生也必令我们万分喜悦。除非我们不是如此看待人以及自己的生命，否则我们必视他们的生命充满意义。如果我们会因为收到一份礼物（例如，一台新出产的苹果电脑）而高兴，但却对生孩子无此喜悦，那就表示我们并不认为人的生命是独特、珍贵又充满意义的（不如一台电脑）。因此，如果我们对人以及自己的生命意义感到困惑，那么我们也就很自然地会困惑新生命的意义，因而也必对生孩子有何意义感到困惑。总之，可以这么说，我们对人的生命的基本信念，影响着我们对孩子以及生孩子的看法。

我当场没讲的是，其实，即便我们相信人的生命充满意义，我们还是可能对是否生孩子感到困惑，因为我们不确定他们能否有充满意义（尤其幸福）的一生。不过反过来说，人的生命之所以充满意义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在充满各种艰难挑战的一生中有着料想不到的生命可能性，包括最为极端的超越罪恶、苦难与死亡的可能性。但这需要超越的信仰。

另有一位学生问：如果道德是人想要超越现世而通往永恒的重要理由，但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对社会加在我们身上的道德框架非常反感，那么这样的观点对年轻能成立或有说服力吗？

这问题诚实又直接，我回应说：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许多年轻人对道德框架反感其实不是因为不认同道德或否定道德，反而是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也就是充满道德理想主义情怀，以致于不满意（中老年人制造出来的）既有社会的虚假、伪善、不诚实、不公义、不公平等等。年轻人常是最真诚、最富理想、最热情、最有正义感的，而不像中老年人那么世故、虚伪、不真诚、势利眼、易妥协、好钻营。正因如此，改革者或革命者常多是年轻人，当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屑时，就是怀着极高的道德理想，想要追求一个人人平等、有尊严、有人性、充满意义的共产乌托邦社会，因此共产主义、共产党激发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起来革命，改变社会。虽然我极不认同共产主义并厌恶共产党，但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现象」足以表示年轻人反感与反对社会既有的道德框架其实并不是真的反对道德，正好相反，反而是怀着更高的道德理想，更在乎是非对错以及正不正义。如果没有道德理想，那么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有什么意义？如果革命者的道德信念与坚持确实是对的，但却失败了，不义的势利得胜了，那么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这样，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而渴望永恒、超越者难道没有意义吗？

张老师也加入提问：如果有一天人真地能制造出与人自己一样的人工智能人，那么那「人工人」算不算人呢？是不是位格呢？

我的回应是：虽然我仍不相信人能创造出与人完全一样之位格的人工人，因为我认为无法拥有如同上帝那样造出人的创造力是人根本的ontological limitation，再多的时间与再大的技术都无法突破。但如果有一个「人工人」能与我有着如同所有其他人完全一样的互动，有着与所有其他人完全一样的人格特质，以致于令我察觉不出「他」根本不是人，那么我就完全没有理由不视之为人；确实，我有什么理由不视之为人呢？

昨天的演讲主题因涉及基本人性、基本存在处境、永恒要求、超越渴望，甚为抽象思辩，不易当下理解，对讲者与听者都是挑战，但很高兴仍有不少学生提问，且能与他们有很充裕又冷静理性的时间问答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对坐在前排的年纪大的老前辈夫妇，整场演讲从头到尾都非常专注地聆听，并对我演讲内容不断表示很理解又认同的反应，这颇令我高兴，给我极大的鼓励与安慰。

演讲结束后，可惜我因与人有约而必须先离开，不能留下与学生有更多的交谈互动，否则应更能理解他们的反应、意见与感受。

非常感谢谦和、认真又可亲的张毅民老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重温在台大博雅教学馆讲课时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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