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寄作者 熊璩 2002.12.28
"倫理不過是讓人類暢通往來的交通規則。"（弗洛伊德）
"在攻擊無神論之前，我們先要戰勝相對道德這個敵人。"（魯益師）
普遍性的道德律
康德把這個世界分成兩個彼此不相干的部分，一個是“本體”的世界，一個是“現象”的世界。前者是看不見的，是關乎意義與價值的領域，後者從理性出發，是關乎外在、可量度的世界，是科學的領域。 他在現象（理性認知）的世界中找不到上帝。于是，康德希望在本體的世界中尋回上帝。在他《實踐理性的批判》的書中，他認為夜空的繁星和心中的道德律就是偉大上帝的明證。 康德用心良苦，他希望兼顧信仰與理性，把上帝從理性主義的放逐下拯救回來，試圖把個體性和普遍性整合起來。他大約是作這種努力的最後一位哲學家了，但是就像其它以人為本的思想一樣，這並沒有帶來理性與信仰的統一，人還是被分割的。 縱然如此，康德還是肯定了普遍性（超文化）的道德律的存在。在後現代的氣氛裡討論這個主題，可能更加深了我們的歷史感和時代感。
賽先生（科學）帶來的困惑
弗洛伊德對康德的論點感到相當地困惑。他認為，繁星點點的夜空與一個人應當怎樣生活，沒有任何干係。但是，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弗氏還是“想通”了。他以為，康德的觀點不過是人類“想當然爾”心理的投射作用罷了。（註一） 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弗氏認為（其實是邏輯實徵論的立場）知識是從經驗得來，凡不是由科學方法研究得來的知識就不是真知識，只不過是某些人的意見而已。知識不能是先驗的（上帝放在人心的）、也不能是由啟示得到的。從這個立場出發，普遍性道德律的觀念當然是“與理性衝突”的了。 魯益師則完全不同意弗氏的觀點。他無法接受“科學的方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立場，也不同意“只有科學的知識才是真知識”的觀點。（讓我們仔細想想，這兩句話本身是不是以科學方法得到的結論？當然不是。那麼既然不是，如果引用弗氏自己的原則，這結論豈不也是不可信的嗎？那麼，弗氏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魯氏寫道：“我們所認識的現象界到底是如何產生的？科學觀察的背後是否還有其他的存在體？有沒有一個智慧的設計者？這些都不是科學可以回答的問題。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能期望科學來回答，‘普遍性的道德律是否存在'的問題。”（註二） 可不是嗎？人類文明一些偉大的成果，和重要的認知，都不屬于科學的領域。人類智慧、精神、與創造力最高的表現，例如：藝術、音樂、文學、企業、犧牲的情操、生命的意義、人生的目標、價值的判斷、對永恆的渴望和自我的超越，等等，都是科學無法解答的，但卻包含極為可貴的知識與信息。 有一則描寫青少年心理的笑話說：“孩子們，你們是不是厭煩了自己愚蠢的父母親？趕快行動罷！乘你還‘無所不知’的時候，立刻搬出去，找份活兒幹！” 與此相對地，大科學家牛頓談到自己的成就的時候說：“在知識的大海洋裡，我不過像是沙灘上一個撿貝殼的孩子。” 當我們過分主觀，或是過份自信的時候，我們往往看不見人類的無知和有限。相對于牛頓（虔誠的基督徒）的謙卑，這個對比豈不是很恰當地描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了嗎？
道德律的來源
弗氏認為，所謂道德律，不過是社會中的人，為了生存的利益，從社會經驗和理性思辨中發明的規則。經過了代代的相傳，就形成了該社會的道德規範。基本上，他拷貝了達爾文的立場，並且更進一步地肯定了相對道德的合理性。 當愛因斯坦憂心忡忡地寫信問他，人類當怎樣才能避免戰爭的時候，他回答說，“最理想的情況是，將整個社會歸服于‘理性的專制’之下。”對他而言，訴諸戰爭是人類非理性的表現，理性則是解決人類道德問題的唯一法寶。 話雖如此，但是當他發現，心理分析，並不能使得那些“非常有理性的”分析師，更為有道德時，他也感到非常地失望。 魯氏的想法就沒有那麼武斷。他比較所有的古文明，從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和宗教中，他發現這些古文明的道德觀與我們的極其相似，只是著重點和敏感度略有不同罷了。他雖然沒有充分證明道德律的先驗性，但卻是對它的普遍性提出了有力的證據，魯氏把它叫作“道”（Tao）。在歷史上，道德律曾被賦予各種不同的名稱，例如：“自然律”，“實踐理性的第一原理”，和“傳統道德”等等。在古文明中，道德律的絕對性一向被視為是天經地義的。（註三） 魯氏並提出一個強有力的論點：當我們說，一個文化的道德觀比另一個文化要“高明"的時候，我們是在把兩者與一個客觀的標準來作比較，也就是說，我們承認有一個絕對道德律的存在，並且用它作為標準來判斷其他系統。 （註二） 道德律若是人類社會進化過程的產物，它就沒有方向感，沒有一個主導的目的。但它若是普遍的、先驗的，它必定有一個目的，有一個方向，它可以指導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選擇的意義。
良心的退卻
道德律就好像一個指南針，指示我們正南的方向。良心則有如人心的調溫器，它藉著同情心、正義感和罪惡感催逼著我們。這大約就是孟夫子所謂的“四端”（《公孫丑章句上》）罷？孟子認為它是人類與禽獸間最大的差異，是人類最尊貴的特性（《離婁章句下》）。 弗洛伊德對良心的形成，提出了一個新鮮的理論。他宣稱，孩子在大約五歲的時候，開始把父母親的教導（甚麼是該做的，甚麼是不該做的）內化，逐漸地和“自我”結合起來。他把這種內化的父母親叫作“超我”，也就是良心。他認為，人類之所以成為有道德的社會動物，就是這種良心內化過程的表現。 魯益師則觀察到：第一，全人類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奇怪想法，就是他該當怎樣為人（至少，別人該當怎樣為人）。第二，但他自己又常常達不到這種要求。這種內在的訴求不是科學，或者進化論可以解釋的。但是這個觀點非常符合聖經的立場。在聖經中，保羅把良心稱作“心中的律”（《羅馬書》7：23），它是我們內在道德律的頒佈者，是催促我們行動的內心警察，也是與“肉體中的律”（罪性）交戰的。 其實良心並不是一個永久可靠的調溫器，它會受到環境的影響而遲鈍、麻木，甚至變質，但是，它不會消失。保羅說：“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哥林多前書》4：4）他的意思是說，良心並不完全可靠，它會受到罪性與偏見的污染，我們應當以上帝的話語來作判斷的標準。 魯氏認為，歷史中無論哪種文化，一向都對道德律非常敏感。但是這種敏感度從廿世紀起顯著下降，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心理分析學對社會的影響。 他認為，弗氏對“壓抑”與“禁制”的理論，暗示著羞恥感是危險、有害的。這種學說鼓勵人採取開放的道德觀，告訴人們，那些不合約束的行為與思想（例如：性開放）都是自然的本性，不必大驚小怪，犯不著有甚麼羞恥感。以致今天的文化對懦弱、欺騙、妒嫉和不貞節的寬容度，遠超過以往所有的文化（註四）。歷史證明，這樣的社會將逐漸失去其共同的價值基礎，造成價值觀的混亂。 魯氏認為，在這樣一種心態之下，聖經中贖罪和拯救的觀念就沒有甚麼意義了。 筆者對此深以為然。不但如此，我想今天流行的“這是我應當得的”（Entitlement）的心理，很可能與弗氏的學說有關。當罪惡感是有害的，當我的欲望（Want）都是合理的時候，所謂忍耐、犧牲、節制和利他，就不再是美德了，甚至犯罪也不過是一種疾病。難怪廿世紀以來的人類，如此酖沉于立即滿足的習慣中，這是自我中心的社會自然的表現。 弗氏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人。有許多證據顯示，終其一生，他經常在“臨床性沮喪”的症狀中掙扎，甚至有好幾年需要用古柯鹼來幫助他放鬆。表明他極可能懷疑自我的價值。 但是，另一方面，他好像又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人。他在給朋友的信上，曾自謂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說自己膺服“凡道德之事都是淺顯自明”的觀點。 他認為：自己的正義感，對人的關懷，不佔人便宜，和不願讓他人受苦的操守，可以與他所知道世上最好的人相比。他並且指出，雖然他贊成一個性開放的社會，但是他個人的性道德卻是保守的、傳統的。 明顯地，他對道德律“淺顯自明”的觀點，與他反對普遍性的道德律的立場，兩者是有矛盾的。弗氏也反對聖經上“愛人如己”的教訓，認為那是迂腐。這或許也是一個關鍵點，他的道德觀是建立在“人比人”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于客觀的標準上。當自己比別人做得好的時候，帶來的多半是驕傲、自得；當與己不利的時候，它就自然變得“迂腐”了。 有趣的是，越是道德高尚的人，越有敏銳的良心，越是認識自己的不足，良心的自責也特別多。相反地，越是沒有道德的人，越是良心遲鈍，往往越認為自己比別人強。可不是嗎？我們若是做一個調查，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會認為，自己比“一般人”更有道德。 我們相信，弗氏與魯氏都努力地遵守道德，弗氏拿自己與別人相比，魯氏卻關注客觀道德律的要求，結果他為自己品格中的缺陷所“震驚”，使得他開始尋求外來的幫助，最後終于離開無神論，接納了一個靈性的世界觀。這兩種選擇真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人的拆除與重建
在《人的拆除》一書中，魯益師為當年教科書中傳揚的相對價值而擔憂。魯氏認為，客觀價值的存在，是我們人生的基本信念，也就是他的“道”（Tao）。魯氏用比喻式的手法，把人分成頭腦、肚腹和胸膛三個部份。頭腦代表理性、才智，屬于靈性的範圍。肚腹代表情感、胃口，屬于物質面需求的範圍。頭腦想要控制肚腹的需求，是不能直接達到的，一定要經過胸膛，也就是品格和意志。魯氏認為，胸膛是決定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因素。然而，當代的教育所培養的，多是些頭腦聰明，但卻沒有胸膛（品格）的學生。 讓我們仔細想想，品格的確受到道德觀的指導，但它的薰陶與塑造卻需要一種理性以外的動力，而不僅僅是知識（這點是蘇格拉底沒有弄明白的）。不要以為，只要上些“怎樣控制憤怒的情緒”的課，就可以叫人性情溫和了。 如果我們拆毀了絕對的、客觀的“道”，而想要另外建立一套新的規則，那就好像要求人去另外發明一組自然律一樣，極可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歷史證明，任何人為創造的價值系統，都是主觀的，暫時的，任意的，它不能普遍化，而且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一個社會如果廢除了客觀的“道”，那麼掌權者就可以規定，甚麼是道德律。這樣，人類最後的勝利，竟然是消滅了人性的尊嚴。那時，人們將不再是照著神的形像而造，乃是照著他們的主子的形像而造。這個主子可以是政府的當權者，可以是時尚的領導者，也可以是某種主流的思想。 價值的主觀化和道德的相對化，是今天社會最大的隱憂。它不但對社會有害，更會影響個人的成長和幸福。我們如何度過一生，取決于我們的觀念，和我們對人生的基本信念上。這個信念可以建築在（客觀的）真理與真實上，也可以建築在人們主觀的價值系統上。 然而，有一點是可確定的，我們不能抵擋真理，只能輔助真理。主觀的心態與意志無法改變客觀的真實，更不可能推翻真理。如果道德律果真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先驗的），那麼，它必然是有愛的上帝為了保護人類而設立的。就好像父母親保護孩子不可以玩火一樣。雖然這會違反孩子好奇的天性，但卻是對他們有益的約束。如果真是如此，對這種規則的忽視，一定會給我們帶來災難，而我們卻很可能不自覺呢。 回歸到“道”不過是第一步，我們更需要有遵行“道”的動力，這就是基督教所說生命的力量：“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1：4）。這生命不但照出人心中的黑暗，它也給予我們行動的力量。如果耶穌基督真是道成了肉身，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那麼，我們來發掘、認識，並接納這“生命”，豈不是很合乎“理性”的表現嗎？ 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弗洛伊德和魯益師的思想，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啟示。你我應當師法誰呢？讓我們面對這個抉擇，否則，我們很可能還是在過著一個逃避真理的人生，與自己內心真實的需要搭不上線呢。
註：
轉載自《海外校園》第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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