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熊璩 2003.11.09

如果在我內心有一種慾望，是這個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沒法滿足的，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我是為著另一個世界而造的。

　　“上帝不過是父親形像的完美化。”（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

　　“我相信基督教就好像我相信太陽已經升起，並不僅僅是因為我看到了它，乃是因為，從它我得以看見其它的一切。”（魯益師《榮耀的份量》）

　　獨立思考的考驗

　　前英國聖公會Canterbury的大主教W. Temple曾經說，歐洲文明“最黑暗”的時刻，是1619-20年的一個冬日。當天，法國思想家笛卡爾爬進了壁爐上方的密室取暖。他決定，這一天將懷疑所有的一切。到了那天末了，他發現只剩下一件事他無法懷疑，即是他在懷疑這個事實。他因此講了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重點在“思”和“我”。

　　笛卡爾的獨立思考成為人類思想史上的里程碑。Temple主教認為，這種獨立性的思想是人類的浩劫，因為它是“理性主義”和後來“啟蒙運動”的萌芽。從此“懷疑”和“理性”的重要性逐漸地超過了“信心”，演變成現代思想中無神的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當道的局面。

　　難道基督教的信仰這樣經不住獨立思考的考驗嗎？


　　世界觀的定義特徵

　　在《政治思想字典》中，Roger Scruton定義“世界觀”為：“一種對所處世界的一般性的概念，在這種概念中，信仰（Beliefs）、價值、以及形而上的預設立場，都編織在一起，賦予了這個世界一種意義（重要性）。世界觀並且促使我們將思想轉化為行動。”這種由內而外，能夠指導行為的功用，是世界觀的特徵。

　　世界觀指導我們私人的，社交的，和政治的生活面。它影響著我們對自己的看法，我們與人相處之道，我們處理困境的方式，我們人生的目的，我們做事的動機，和我們的價值觀。

　　哲學家Thomas Kuhn認為，一個科學家的世界觀不但會影響他研究的內容，也影響著他對研究成果的解釋，筆者對此深為認同。

　　弗洛伊德的世界觀

　　有人說，十八世紀是牛頓的世紀，十九世紀是達爾文的世紀，廿世紀是弗洛伊德（1856-1939）的世紀。弗氏是精神治療的發明人，他是廿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家，現今心理學上的許多名詞都是從他來的。

　　但弗氏可能也是歷史上被人爭論得最多的學者，對他的爭論至今不息。他也曾獲得著名的歌德文學獎，經常發表生活性，思想性和文化性的論述。

　　弗氏是一個狂熱的唯物論者。他把這世界清楚地分作兩等人，一等是主張無神的，他稱之為具有“科學的世界觀”，是合乎科學的。另一等人是主張有神的，他稱之為具有“宗教的世界觀”（或作“靈性的世界觀”），是不合乎科學的，但他的一位好友提醒他，無神論本身也是一種信仰。

　　他認為只有從科學研究得來的知識，才是真知識。當時的學術界廣泛認為科學與宗教是對立的，在科學方法所發現的真理以外，再也沒有真理可言（邏輯實徵論）。其實，這觀點本身已超越了科學方法的領域，所以也不可能是真理！他是廿世紀“科學的世界觀”的旗手（Poster Child）。

　　他的一生，對“宗教的世界觀”攻擊不遺餘力，認為對上帝的信仰是一種逃避，一種幻想，源於兒童期對一個完美化的父親（Exalted Father）的渴望，只有心智低下的人才會有宗教信仰，人類應該長大了！可以說，廿世紀世界的世俗化受到他的影響至鉅。

　　魯益師的世界觀

　　魯益師（C.S. Lewis，1898-1963）是牛津大學的名教授、和文學批評家。他是廿世紀著名的作家，也是最受歡迎，用理性護教的基督徒學者。童話故事之所以在今天受到如此的重視，主要是受到他的著作的影響。在二次大戰時，僅次於邱吉爾首相，他是大英廣播公司上最熟悉的聲音，是黑暗中安定人心的力量。

　　魯氏從青春期起就是一個堅決的無神論者。然而在牛津教學時，他想起童年以來屢次莫名的體會，那種彷彿進入另一層境界的渴望，他稱之為“喜樂”（Joy）。他隱約體會這種喜樂不同於幸福感或愉快的情緒，它帶給人心的撫慰不是因為擁有什麼，而是因為渴盼什麼。後來他發現，這渴盼的對象就是造物主。

　　牛津的學術環境幫助他重新思考信仰問題，一個無神論教授衷心地告訴他，福音的歷史可信性非常高，此話出自這位同事之口，對他的刺激很大。

　　此時，他讀到Chesterton的《永遠的人》（The Everlasting Man），終於做出“有神”的結論。他告訴人說：“你必須想像那個情景，我獨自一人坐在抹大拉學院的房間裡，夜復一夜，每當心思從工作中移開，我總是非常不情願地感受到造物主的逼近，那麼堅定、那麼執著。最叫我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在1929年的一個晚上，我降服下來，承認上帝的存在，並且跪下來禱告。那時的我，可能是全英國最沮喪、最不情願的信徒了。”（註二）

　　就這樣，他成為了一個一神論者（Theist），但還不是基督徒。他開始研讀希臘文的《約翰福音》，並研究基督教的教義。經過了好幾個月的掙扎，但總是不能跨出信心的一步。在1931年的秋天，他有一次與兩位同事共進晚餐（其中一位是《魔戒三部曲》的作者J.R.R. Tolkien），討論到福音的可信性。飯後，他們散步，繼續討論到清晨三時。這次的談話對他影響至深，九天以後，他接受了基督。

　　這個抉擇完全改變了他的世界觀，他的人生，和他的寫作。

　　二者觀點之對比

　　弗氏最痛心的是，天下竟有這麼多人會迷信上帝！用他的話來說，竟然會有人認為，天上有位“理想化的超人”。這完全是標準的嬰兒式，是脫離現實的表現。

　　弗氏認為，人類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宇宙中到底有沒有一個超自然的智慧？他的答案是堅定的“沒有”。他的論點有二：首先，從心理學上看，那顯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其次，他認為人類的苦難證明，如果有超自然的智慧者的話，那也不可能是一位全能而又全愛的上帝。本文只限於對前者的討論。

　　弗氏心理學的論點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深切的渴望上面，所以都是幻想，是錯誤的。他說：“我們告訴自己，如果有一位慈愛、眷顧世人的造物主，如果世界上有道德秩序和來生，一切該有多好！”他認為，這些都是我們強烈的想像力和我們強烈的需求的投射。

　　當時的思想界多認為上帝是人類創造的，因而弗氏的特殊“貢獻”是，適時地賦予了一個確定的，心理學的解釋，就是人類渴求一個“完美化的父親”。

　　魯氏的看法則與弗氏完全相反。

　　首先他認為，聖經告知人們，世界充滿了絕望與痛苦。這觀點並非人們所樂意接受。要接受這樣的觀點，人首先得承認，自己遭遇了很大的困難，承認自己違反了道德律，需要被原諒，並恢復和好。

　　而達到這一步，人又得首先承認，真有一個道德律，而且後面有一個賦予這律的力量（Power）存在。人還得承認，自己違反了那個律，把自己與那個力量放在對立的位置上了。

　　只有當人感到完全無助，体會到自己的貧乏與不足，和上帝的聖潔、偉大時，人才能夠了解聖經所說的。雖然聖經的信息能夠安慰人心，但它的起點並不是安慰，而是人的狼狽、不安。而且，若是不經過狼狽，就沒法真正達到安慰。

　　他認為，安慰是沒有辦法追求的。人們若是追尋真理，他們或許能夠得到安慰。但是如果人們尋找安慰，他們既找不到安慰，也找不到真理（註三）。

　　魯氏更認為，想要活出基督教的世界觀，是會痛苦的。要我們把經年累月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意志交付出去，是很痛苦的，就像是一種死亡，這不會是人們的願望。（註四）

　　弗氏與魯氏對自己的父親都有很不愉快的回憶。弗氏從臨床經驗中做出總結論，說一般人對自己的父親都有雙重情結，正反兩面的強烈情緒同時存在。

　　魯氏則因此說，既然是雙重情結，那麼希望上帝存在的願望，豈不是與希望上帝不存在的願望同樣真實嗎？怎麼就能說是因為我們渴望上帝存在而創造了上帝呢？

　　魯氏非常清楚，新約和舊約的中心就是神聖的干預。當他還是無神論者時，最痛恨的字眼就是干預，他不希望任何人干預他的人生，因此他從不希望有上帝的存在。魯氏的明辨很淺顯地指出弗氏理論上矛盾的地方。

　　更進一步，魯氏指出願望的本身，並不能證明被願望的對像不真。相反地，它可能更接近真實。他舉例說，我們有食、色的本能欲望，而食物和性正是確實存在的。

　　魯氏認為，我們都會有一種深沉的願望，想要與造物主建立關係，超越此生。或許這種願望是在反映一種真實。近來腦神經的研究有跡象顯示，人大腦的基因組合，構成了對信仰的需要（註一）。

魯氏說得好，我們審視證據時的哲學觀點，往往決定了我們從證據中學到的是什麼。這句話正與Thomas Kuhn的話相互呼應。

　　魯氏又說，如果在我心有一種欲望，是這個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沒法滿足的，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我是為著另一個世界而造的。如果世界上所有的樂趣都不能滿足我，並不就證明整個宇宙是一個騙局。或許，這世界的樂趣原本不在滿足我們，乃是為了要刺激我們去追求那實體。所以，我們應該一方面感激那現世的，知道那是實體的影子，一方面要羡慕那將來的實體本身（註三）。

　　對於這種更深的欲望，弗氏倒也有提及，他用的德文字與魯氏的“喜樂”意義相同。他把這種感受與他幼年時與父親在林中散步，看到那美麗景色時想要擁抱大自然的心境相比。他描寫自己一生都在追尋這種感受，但總是不得其門而入。

　　早年，當弗氏在維也納大學求學時，受教於名哲學家Franz Brentano。此教授原來是位天主教神父，為了反對教皇無誤論而還俗。弗氏非常佩服這位老師，認為他為人正派，富於想像力，而且他的有關有神論的論點，叫弗氏無法反駁，使他幾乎承認有神。

　　弗氏告訴他的好友說：“老實說，我之所以承認有神，完全是出於無奈……我沒法反駁他的論點。”但他又很矛盾地說：“我不再是一個無神論者，但也還不是一個有神論者。”

　　終其一生，弗氏私底下這種曖昧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他甚至私底下承認：“不幸的是，科學偏偏需要有一個造物者。”雖然他對“靈性的世界觀”的公開攻擊不遺餘力，但是他哲學性的論點與他的立場卻有差距。總是情緒性高，論理性低，不像他的心理臨床論文那麼清晰、客觀。他的一生似乎總是被這個上帝的問題所纏擾，為這個“幼稚”的渴望而煩惱。

　　弗氏的女兒說，要了解她的父親，要看他的信件，不要單看他發表的文字。他給好友的信件中常常引用聖經，新舊約都有。他一生的信件中充滿了下面這些字眼：“靠著上帝的幫助”，“若上帝許可”，“良善的主”，“交在主的手中”，“科學似乎要求上帝存在”，“上帝的審判”，“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恩典”，“如果我們有一天在上面相見”，“我祕密的禱告”，“你是上帝忠實的僕人”，“你處在一個很幸運的地位上，可以把人帶到上帝面前”……

　　這些是否都是比喻式的說法呢？對一位把無心之言都看得別具意義（Freudian Slip）的心理治療發明人而言，這是很難想像的。一個認為信仰上帝是心智脆弱的人，卻同時佩服一些基督徒（聖保羅，牛頓，好友Oskar Pfister，等等）的智慧和學識，這也是讓人費解的。哈佛的Nicholi教授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的學術界，特別是醫學界，充滿了無神論的氣息。弗氏最佩服的人是哲學家費爾巴哈，他的無神論思想深受費爾巴哈、達爾文和同躋間壓力的影響。

　　有人還猜測，因為弗氏猶太人的出身背景，在有濃厚天主教氣息的維也納受到很大的排擠，影響了他對基督教的看法。這話可能不無道理。

　　魯氏則認為，當討論到心理學的內容時，弗氏是以專家的身份講話，帶有權威。但是當他討論到一般哲學性的問題時，這是魯氏比較擅長的領域，弗氏不過是個業餘愛好者。你認為這個說法有道理嗎？

　　牛津內不改其志

　　世界觀對人的影響深遠。自從接受基督的信仰以後，魯氏徹底改變，從一個憂鬱、內向、悲觀的人，轉變成一個開朗、外向的人。他的好友們描述他：“非常有樂趣，有機智，容易相處，体諒人，對別人的福祉比對自己還關心。”（註五）

　　魯氏的決定是經過長期的思辨，認真的研究的，無論是在理智上，還是在情感上，都是誠懇的，統一的，並非一種不成熟的投射。而且，他忠於所信。雖然影響了他在牛津的事業，也不改其志，令人佩服。以他之名，始終沒有在牛津成為正教授，他後來講座教授名還是在劍橋得的。

　　相對地，弗氏是個倔強的悲觀派，他常常與朋友和同事激烈地爭辯，他對信仰的問題無法作客觀的討論。而且，作為一個強調人類尊嚴的人，他對人性的評價卻非常的低。他有一次寫信給一位朋友說：“依我看，不論人們對倫理的看法如何，他們大多數是垃圾。”

　　我們看見，獨立思考與信仰上帝其實是不衝突的。況且，獨立思考的獨立性到底有多少，又有多少成分是人云亦云，或是受到群眾和輿論的壓力，都是值得探討的。

　　今天許多人都說要獨立思考，這實在不是件易事。但願我們能夠學習擺脫情緒、私心、得失心和偏見，給自己更大的思維空間，使得對事情能作出清晰的判斷。又因為牽涉抉擇和行動，在節骨眼上，真正的獨立思考甚至是與品格有關的。美國華盛頓總統曾說，“很少有人的品格可以勝過最高的喊價。”

　　本文把重心放在他們兩人對信仰上帝看法的對比上，筆者期望將來能繼續參照Nicholi教授的書，對他們的道德觀、快樂、愛、受苦和死亡作進一步的討論。□

註：

1. 本文關於弗洛伊德和魯益師的生平與言論多參考：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Nicholi教授在哈佛大學教授此課凡卅餘年，備受學生歡迎。
2. 魯益師：《驚喜》，”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 London, Fontana, 1959.
3. 魯益師：《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余也魯譯，香港，海天書樓，1995。
4. 魯益師：《痛苦的奧秘》 （The Problem of Pain），魯繼曾譯，香港，基督教輔僑，1940。
5. Ken Gewertz, “The Question of God”, Harvard Gazette Archives, Sept. 19, 2002.

轉載自《海外校園》第61期

本專欄與《舉目雜誌》、《海外校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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