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駱頴佳 2019.08.25
抑鬱日漸成為都市病,而病者的年齡層也日漸由成年人擴至年輕人,甚至小學生。當然,憂鬱症的成因十分複雜,但不得不承認部分確實與緊張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關,而近年留德的韓裔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倦怠社會》,就從社會學與哲學的角度出發,剖析憂鬱症、倦怠(burnout) 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倦怠與資本主義社會
韓炳哲認為,資本主義固然會規訓我們的身體去適應其操作,但它不一定以一種壓逼的方式進行,而是以加強、鼓勵的方式,強化我們的精神力量來進行。他稱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其實就是功績的社會,看重你的工作表現,鼓勵你不斷上進及進修,令自己成為一個達標的人。例如今天在大學教書,經常要接受校方、學生或外來機構的評估,不斷將工作能力量化,變成一種數字,以定斷你的質素。量化背後便是為了滿足功績社會對數字的要求,若果不達標,例如論文發表不足、投稿的學術期刊級數不高,便可能影響你的前途。
韓炳哲指出,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未必想要不停地挫敗你,反而是不停鼓勵你向上游、爭取功績,將自己變成一個功績主體。以「力必多經濟學」(libido)的說法,就是不斷刺激人的精神力量,將人的欲望只導向追求自我表現的方向。這種進取性及強悍的人格,正是佛洛依德所謂的一種力必多導向的「自戀─佔有形態」(narcissistic-obsessional)。[1] 韓炳哲又指出:
功績主體的座右銘不是服從、法則、履行義務,而是自由、欲望與喜好。他對於勞動的期待,在於能夠滿足欲望。勞動之於他,是一種樂趣。他不會聽從他人命令採取行動,主要只聽從「自己」。說穿了,就是自己的老闆,如此一來,他擺脫了「權威他者」對他的否定。[2]
這是一種將他人的要求,內化為自己對自己要求的壓迫,是隱性的,甚至是無意識的一種自我壓迫。最慘的是,無論你達標或不達標,都會因此把自己弄得疲倦不堪,甚至因滿足不了自我定下的要求,而患上憂鬱症或情緒疾病。
從小開始,累是常態
這種期待達標的資本主義,也發生在學校現場;事實上,今天的教育制度,基本上已將未來的職場評審邏輯提早搬上場。在香港,特別是中產家庭,一早便安排學前的孩子上才藝班,入小學前上「面試班」,到了中小學則是各式各樣的功課輔導班及補習班,這些都是一些保證學生能達標的操練。
這些操練使得孩子疲倦不堪,大部分的小學已是全日制,放學回家,已經下午五點多,沒多大休息之餘,還要趕功課及溫書,往往十一點多才可休息。所以倦怠生活形態,不需如韓炳哲所言從職場開始,在學校早已開始了。
這就是為何我們常常覺得疲累,「累」意味著你追不上功績社會的要求,又或者相反,你做得太好了,仍舊要擔心成績保不住。比如成功人士常會覺得累,整天嚷著五十歲就要退休,卻仍不斷努力賺錢,繼續讓自己疲倦。再者,功績主體的人際關係也不見得好,因為你把身邊的人,都視為與你競爭的對手,在缺乏與朋友分享的情況下,人更容易感到不快、抑鬱,甚至培養出一種自戀的人格。
受害與施暴的倦怠循環
在今天的功績社會裡,由於功績主體常常自我責怪,並在理想自我的面前,責難自己是一個永不達標的失敗者,令自我總是處於張力狀態,最終逼自己走入自我壓迫的毀滅性困局。這即是一種以肯定性,而非否定性的正向暴力,體現在自我的疲倦及抑鬱裡面:「資本主義制度將外來剝削換成自我剝削,以便加快速度。功績主體的荒謬自由,使得他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既是主人,也是奴僕。自由和暴力在此同時崩毀。」[3] 說得直接點,當資本主義叫我們將人生視作一個專案(project)去營運,但我們又沒有能力去把自己的履歷做得漂亮,又或者建立不了符合社會標準期望的人生履歷時,自我的失望就會容易令一個人產生憂鬱症。
所以韓柄哲認為,傅柯(Michel Foucault)對規訓的理解,到了今天的功績社會可能已不合時宜,因為今天的壓迫及規訓,不一定如傅柯所言來自外在於主體的體制,而是主體對自己的的壓迫及規範。但我認為他的說法不完全正確,主體在功績社會的規訓既由外至內,又可再由內推向外,而讓另一些人加以模仿。
若功績主體是在正向環境下,自我加壓的施暴者,那這種暴力往往是從資本主義體制裡的某一功績型團體中仿效回來的;例如見到上司及同事自我增值及正向思考,只見到對方風光的表面(如升職、加薪),卻沒見到當事人不安不穩的情緒狀態,於是就有樣學樣(內化了當中的制度暴力)。所以這種自我的規訓,作為一種自我的施暴,也往往只會愈演愈烈,令人掉進一種倦怠的循環。
正向思考,功績社會的共犯?
我想進一步指出,今天不少所謂「正向思考」(the positive thinking)的普及心理學,也是一種「功績社會亅的共犯論述。這類「心靈雞湯」,一味叫你從「樂觀」、「正面」的心態出發,並否定「放負」的「積極性」,強調要去改變自己悶悶不樂的情緒。這類論述表面貌似健康,實則只是不斷強化內在的自我壓迫,令自己無法好好檢視「功績社會」所造成的心理或情緒問題。學者何春蕤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只欣賞那些正面、積極、向上的人,而那些抑鬱、情緒並非正向,或有特殊取向的人,就相對較難進入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社會。雖然何春蕤不是簡化地將憂鬱的成因歸入社會建構論中,但不得不承認這製造了許多抑鬱的人。[4]
在《失控的正向思考》一書中,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就指出,在現今的社會,經濟學家在衡量經濟成就時,不只用國民生產總值,還會用國民的快樂感指數。[5] 事實上,正面快樂的正向思考一直是資本主義社會用來克服經濟困局的手法。艾倫瑞克就指出,從一九七○、八○年代起,美國的就業環境開始惡化,大公司透過裁員及扣減福利來面對經濟危機。但為了控制員工的失望及憂慮情緒,就不斷鼓勵正向思考,來防止員工的悲觀蔓延,甚至叫員工以感激的心工作。
在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激勵員工的活動不只是餘興節目,也開始滲入美國企業的心臟,好防止因經濟不景氣而帶來恐慌,影響生產力。與此同時,大量正向思考的論述(例如《追求卓越》或《誰搬走了我的乳酪》等書),以及訓練、小組活動的出現,希望令員工以積極及樂觀的心態面對生活困難,並矯正有負面思想的人。因此,「正向思考」已被商業化兼教條化,它壓抑了人的個性,並漠視現實的社會問題,只叫人浸淫在盲目的樂觀裡。
艾倫瑞克認為,開心快樂的正向思考並不一定是面對苦痛生活的最佳方法,有時自欺地維持正向情緒,反而造成更嚴重的情緒問題:「要學習正向思考,就得刻意欺騙自己,包括時時壓抑或阻擋『負向』想法,不要去想可能會發生令人不快的事。」[6] 當中最大的問題往往就是:自己把自己看為敵人,進行一種自我的離間,把自我切成兩面,一面是負責改善自己的自我,而另一面則是不夠好並必須改善的自我。所以在正向思考的論述中,法則、工作的評估表、時間表非常重要,好幫助自我去規訓自己達標,目標是可以得到更多財富。[7] 艾倫瑞克認為,正向思考並不對所有人有幫助;相反的,不斷強逼自己什麼都正面地想,最終只帶來無形的壓力及情緒疲倦,甚至是抑鬱。
正向思考不該逃避現實
艾倫瑞克不是反對任何自我生命的建立及探索,只是認為真正的正向態度,不是對社會種種不公不義的政治、經濟實況視而不見,而是有勇氣地去正視。艾倫瑞克舉例,一九九○年代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派員工去參加一個叫「成功一九九四」的大型激勵活動,同一天卻裁減了一萬五千人,而那次活動的講員是狂熱的基督教勵志作家金克拉,他的主旨竟然是:「錯在自己,別怪體制,別怪老闆。要更認真工作,更用心祈禱。」[8] 這只是一種將公共問題化為個人問題,輕易將問題掩飾的意識形態操作。所以,艾倫瑞克總結道:
我們面對的威脅是真實的,消除威脅的不二法門就是別再成天只想著自己,應該起身行動,為世界貢獻心力,像是幫忙蓋堤防、送食物給饑民、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更重要的是,強化第一線緊急應變機關!雖然我們絕對無法同時完成這一切,甚至永遠無法達成,但是,請容我用個人的快樂祕訣作為本書最後一句話:我們可以從努力中獲得快樂。[9]
批判正向思考,不是要否定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或鼓勵大家終日鬱鬱不歡,特別是基督徒常習慣正向思維,遇上哀傷的事,較快以所謂信仰的喜樂取代之。我只是想指出,今天很多正負面的情緒表達,都是體制操控的結果,如果未能正視或覺醒這樣的意識型態對自己精神世界的操控,仍舊追求自我功績,忽視其他價值的追求,或與別的生活領域連結,即使吃更多的安眠藥,見更多的精神科醫生,也於事無補。有些人投入宗教修煉,試圖作出自我的生命及靈性轉化,或是透過建立另類的生活方式,比如耕種、跑馬拉松,作為改善的開始。
附註
1. Sigmund Freud, On Sexuality: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and other Work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362-3.
2. 韓炳哲,《倦怠社會》,(臺北:大塊文化,2015),頁90。
3. 同上,頁111。
4. 甯應斌、何春蕤,《民困愁城:憂慮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臺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2),頁117-118。
5. 芭芭拉.艾倫瑞克,《失控的正向思考》(新北:左岸文化,2013),頁9。
6. 同上,頁12。
7. 同上,頁117。
8. 同上,頁147-148。
9. 同上,頁260-261。
駱頴佳(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於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研究興趣包括傅柯及列維納斯、文化研究、身體倫理等等,著有《後現代拜物教:消費文化的神學批判》(香港:FES Press,2010),《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香港:印象文化,2016),明年將會出版情感資本主義方面的新著。
◎取自校園雙月刊2019年7、8月號:心累了嗎?──在倦怠社會中找回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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