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寄作者 曾孝明 2003.08.17
在已是全球化的專業知識管理與相關的社會議題上，必須要有架構性的宏觀思維，再輔以關鍵性議題，才能把動態和研究的影響力展現出來。2001年被挖角去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管理）學院，主持科技法律方面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前康乃爾大學科學暨科技研究系系主任Jasanoff，是國際著名的科技法律學者。她的一本名著《科學於法律審判：法律、科學、科技在美國》，其中著墨於（高度知識內涵）醫療的議題甚重。這本書引用非常廣泛的代表性科研期刊的文獻，以及各種法律期刊，做為討論的參考[9]。僅僅從這些文獻與章節架構，實在不難看出公共政策研究的專業性。相對的，國內所謂的醫療政策研究，研究人員似乎不敢翻閱這類文獻。挖掘和製造新聞題材根本不是學術研究！然而，這難道又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
立法和政策最重要的在於執行和品質保證，這些需先做好宏觀管理與分析工作，然後專業經理人較可以針對宏觀議題，而非個案，擬定並提出計劃方案，並且做好相關又必要的溝通工作。如此，才可進入立法程序和相關的政策辯論過程。荷蘭在1994年Kok總理內任，啟動「競爭、鬆綁、立法品質」（簡稱MDW）計劃，其目的在於修正過時的立法。每一項MDW計劃結構依次分成三期：方針決定期，諮議期，履行期。從1994年至2002年年中，荷蘭經濟部共計推動了69項計劃，其中的29項已完成。「科技大國」荷蘭經濟部的創新政策，有具體的指標與規劃，對事項、名詞也有清楚的詮釋。政策內容不但涵蓋荷蘭國內的現況，同時也探討其它先進國家的情形，這類資訊都可由網站（www.ez.nl）下載。沒有確實先做好這些工作，我們的國家怎麼會有創新產業政策？怎麼會有研發效率？
在醫療落後、赤貧、知識不足的鄉下，引進「赤腳醫生」下鄉，提供一些消毒、包紮等最基本的醫療工作，這項服務甚至是政府的一項德政。稍後，逐漸培育出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對點專醫的專科醫生是進步。但，對衍生範圍更加複雜的疾病，醫生仍是原地踏步，只會「頭痛摸頭」、「腳痛踢腳」，這種專業不足的情形傷害病人的病情。過去我們有長足的進步，近年來在公眾議題上我們愈來愈出現心力焦疲的情形。專業管理水準是進步國家的門面與象徵，至今台灣的專業管理水準仍是，變成「系統晶片」一定要具備兩種技術，一是「晶片」、一是「系統」。「火車」要具備兩種技術，一是「火」、一是「車」〔5〕。
台灣在政治逐漸民主化後，民間不同的聲音、抗爭逐漸浮現，要求鬆綁是普遍的訴求。進步、高效率的國家，鬆綁法規是為了提昇效率和競爭力。然而，台灣把銀行設立的規範鬆綁後，看到的後患是什麼？把大學設立的規範鬆綁後，看到的下場是什麼？無庸置疑，「知識經濟不是找工作的民眾要具備高學歷」。我們不應當嘴喊打拼，而行事酷似迷宮裡亂竄的鼠輩，不但缺之效率，也無目標。
進步的國家會不斷強化自己的基礎架構和體質，而落後國家才會一再讓「大師開講」。公共政策研究對先進國家是專業而不是政治事務，對落後國家兩者是「驢馬不分」。荷蘭的大學從事一流的公共政策研究，而相對的，我們的大學的相對影響力與績效在哪?台灣一直把庶務、行政人員充當公共政策大帥，這是搞荒唐大鬧劇[5]。公共政策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政府與大學是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兩個最重要的單位。台灣的政府是庶務本質，大學沒有從事專業的公共政策研究，這種長期無知下所產生的文化，深深地傷害台灣的永續發展與效率。評論台灣的公共政策[10]，深入研究後，大學無能為社會培育出專業管理人才，才是核心的問題。
公共政策的「專業經理人才」要自己培育。如果我國要有好的公共政策，國內的大學一定要有專業、跨領域的公共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的研究與本土社會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公共政策的研究需要了解國際的發展情形，這種紮實草根化且兼具國際視野的研究，遠遠比一般的研究計劃，更具有影響力。為了真正推動人才培育工作，大學為社會培育宏觀思維的人才，這個社會才會順利跨入進步、公義的社會。大學投入優質公共政策研究，才是以最小投資成本衍生出最大社會影響力的智慧決策。真正有遠見的大學，要設法自行孕育專業公共政策研究單位。
當越來越多的競爭者投入產業的競爭行列，智慧財產和保護良好的（專屬）科技才是台灣廠商未來國際競爭的關鍵。若稍加研究、分析產業價值鏈和相關廠商的動態結構藍圖，台灣許許多多主從關係代工業、供應商，其實是沒有名份的幫傭，一些末稍供應商甚至如同現代商場的慰安婦。從客觀的事實來看，為了能（不斷地以變通、變相或甚至接近自殘的代價）出口貨物，台灣社會越來越付出代價，而許多代價絕對不是知識經濟應有的健康產物[5]。低生產力的國家仍會有不錯的出口表現，也能出口至高生產力的國家以賺取外匯是常識[1]。2002年台灣的外貿出超高達180.66億美元，這成績極接近1987年所締造的186.95億美元歷史記錄。但，2002年台灣平均5.17%的失業率是40多年來的新高。《聯合報》2003年3月16日記者徐國淦等報導，「近兩年不少中高齡婦女切除子宮自殘的方式，向勞保局申請殘廢給付，以彌補家用。依勞工保險條例及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女性被保險人只要年齡未滿四十五歲，如有切除兩側卵巢或子宮時，即可視為十一等級殘廢，可領取一百六十天的殘廢給付。勞保局官員說，以目前平均投保薪資二萬六千元計算，切除子宮可領十三萬餘元的殘廢給付。2002年三萬五千餘件殘廢給付中，子宮切除占了七千餘件，較往年增加了數倍。據初步估計，2002年因子宮切除領取的勞保給付超過十億元，創下單項給付最高紀錄。」從前述發展可知，台灣已面臨強大的轉型壓力，大學如果再無自省能力，再依然如故，再不知從事專業公共政策研究，台灣不健康的產物會愈來愈多。
曾在實驗室裡親手做出創新、具商品化機會的實體，爾後再擁有數年的獨立指導科研計劃的人士應知道，生產缺乏專屬知識的科技產品的廠商，少有良好保護的關鍵知識，故這類門檻不高的製造活動難以是知識經濟的主流。在知識經濟裡投資學術科研的一績效指標是，學術界到底產生多少有衍生性的基礎性專利。試問對國內學術界這項績效如何？大學校長到處去化緣、懇請補助，然後再量產庶務性人才回饋給社會，這種舉動不會受到尊敬。國內的大學應當多了解以色列、荷蘭，這類型的「科技奇蹟」和「科技大國」，不應當搞一堆美國舊夢和個人式理念。我們為什麼不研究缺乏效率的最根本原因？我們為什麼不虛心檢討，為什麼國內作者所撰寫的（非工具類）知識類通識書籍，流通量甚糟？國內的整體知識產業，是否真是知識貧乏而難有影響力呢？我們的學術界不應該一再以美國的條件為藉口，搪塞自己的核心問題。在客觀度極高的科研領域，相對於客觀的國際相對科研評比表現（www.in-cites.com/research/），台灣的整體平均學術影響力幾乎是30年如一日，我們還有額外的30年嗎？
曾孝明
清華大學電機系 (2003年3月20日)
smtseng@ee.nthu.edu.tw
參考文獻與說明
1. 曾孝明，台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1）。
2. 總統制的美國政府常找（整合型）大企業的執行長、總經理出任部長，如果對方找一名民航客機製造商的總經理出任部長，而我們有樣學樣的找一名代工生產旅客座椅的總經理當部長，試問這兩種層次的總經理會產生什麼層次的管理水準？
3. 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便看準國際出版業的前景，故選送技術人員至歐洲先進國家學習出版印刷技術，目前新加坡已是國際大出版商在亞洲最重要的營運樞紐。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政策產生可觀的無形資產，然而也產生一些不佳的現象。例如小學生近視率全球冠軍的新加坡教育便是極爭議，新加坡學生爾後的生涯幾生在15歲便被（政府）宣告確定，這殘酷的制度使一些台商選擇離開新加坡。
4. O. Granstrand,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ward Intellectual Capitalism,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1999);此外，由三位瑞士科技管理學者的共同著作R. Boutellier, O. Gassmann, and M. von Zedtwitz, Managing Global Innovation: Uncovering the Secrets of Future Competitiveness, Springer-Verlag, Berlin (1999)可看出，大學的研究水準能達到國際一流，才有可能吸引大公司將上游研發單位設在該國。以台灣目前的國民平均所得，若國外的公司到台灣來設立下游研發單位，事實上對我們並無太大的意義。人口較少的科技先進國家善用各國的人才，或是以一流的科研人才（如以色列）吸引跨國公司進駐該國成立上游研發中心。
5. 曾孝明，回應「冀迷途能知返」── 缺乏專業管理造成今日之噩夢，科技報導，第253-254期 (2003年1&2月15日)。
6. R. Stone, Israel hits rich seam in ex-Soviet immigrants, Science, vol. 284, pp. 892-897 (1999); 王世仁，科技報導，第255-256期 (2003年3&4月15日)。.
7. F. Kodama, Analyzing Japanese High Technologies: The Techno-paradigm Shift, Pinter Publishers, London (1991).
8. F. Warshofsky, The Chip War: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of Tomorrow,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89); 前本書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生態及文化有極佳的介紹，這位專業作家寫了數本通俗性科技、產業、社會議題的書籍。國內所謂論述產業的出自大學教授的作品，其水準遠不及國外專業作家的通俗性作品是廣為人知，難道這就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國內一些號稱研究宏觀科技政策的學術界人士，他們的科技專業水準甚至不如大二、大三學生的基本常識。甚至還有所謂的智庫研究人員，把世界頂尖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育，與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建議廢止的國內技職教育相提並論，這種現象豈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
9. S. Jasanoff, Science at the Bar: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5).
10. 筆者近期將出版的新書，分別從產、官、學、國內、國際、歷史、資源分配等等，剖析專業公共政策。
——《科技報導》第256-258期 (2003年5-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