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道維 2013.01.27

是否廢除死刑的爭議多次在台灣的社會中發酵與討論。以為不論反對或贊成者的立場如何，這樣的議題絕對得整個社會用更細緻與審慎的態度來思考面對，也應該成為我們對於中學以上關於法治、人權、社會、道德甚至宗教教育的重要素材。本文將從後兩者的觀點提供一些看法。


彼此的共識

不論對死刑的立場如何，雙方都會同意以下幾點共識：

一、死刑的存廢應該先與司法審判的可信度脫鉤。也就是說我們的問題是在罪證確鑿之下是否需要使用死刑，而非僅是因為對司法的不信任而擔心錯殺或濫放。

二、這個刑罰就算存在，也希望儘量不需要被用到，所以應儘量限縮使用機會。

三、對於受害者的撫慰或社會秩序的維持，死刑的存在就算有若干作用，也是非常的輕微。更好的家庭教育與社會輔助的機制可以更有效地降低重大犯罪的發生。

四、死刑的存廢與否絕對不只是一種個人的道德判斷，而是牽涉到一個社會的文化與制度整體性問題，而非片面的改變或強化就可以解決。

不同觀點的哲學基礎

由於最後一點的公眾特性，死刑的存廢就牽涉到更廣泛的正義論問題，也就是說需要考慮多數人的看法與價值觀的整合。最近很有名的一本書，Michael Sandel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就點出這類型討論的基本出發點有三個：一是功利主義的角度，將公眾利益視為一個可以被計量的數值來作最大化的選擇。二是自由主義的角度，相信人性的尊嚴與絕對自由是不可侵犯的神聖準則。三是道德主義的角度，認為是否滿足對於人性本質的定義與期待才是決定正義與否的標準。

比較一下目前在檯面上的爭論，支持死刑存在的論點主要是關乎於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契約執行，強調犯人必須承受其暴行的代價以為補償。這觀點類似於經濟學上將功利主義與自由主義結合而成的自由市場機制，強調每個自由選擇的行為與其代價的關連性。粗略來說，在大眾心理上也是受到佛教「因果報應」的原則影響，或承襲於儒家治國平天下過程中「替天行道」的公義感(如孔子誅殺少正卯)。但是這樣的人性觀很難避免社會大眾因為一時現實的利益而要求某些弱勢族群犧牲生命或利益來成全多數人，造成例如墮胎、安樂死、或族群沙文主義。

從另一方面來說，主張廢除死刑的論點則是奠基於對於生命價值的尊崇以及對於社會集體暴力的質疑，反對任何將人的生命作為個人行為或社會體制下的犧牲品。其實這兩個角度都不是出自東方人文傳統(比較強調社群正義)的延伸，反而是從西方啟蒙運動以來高舉個人尊嚴與價值的結果。所以其本質上可以算是一種自由主義與道德主義結合成的人道主義。不過主張廢死觀點的人也需要面對一個關於人性的挑戰，就是倘若將死刑換成終生監禁難道就會比較人道嗎？一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只有在其物質的生命中展現嗎?

核心問題：人是甚麼？

在這樣的脈絡下，想要提出不管是從公眾利益或是個人尊嚴的角度，這都聯繫到一個根本要點，也就是所有哲學的基礎問題：「人是甚麼？」

如果個人的生命或存在價值是一個可以被量化與取代的，則追求眾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顯然認為犧牲一位眾所唾棄的人犯會是個可以接受的決定。但如果人的生命或存在價值是有某種先天的神聖性，那麼似乎只有上帝才有最後的生殺大權，容不得他人代勞。但是在台灣這個受到中西文化交互影響的社會裡，我們社會對於「人是甚麼？」這個道德核心議題所思考的深度卻是格外的膚淺，以至於社會大眾總是在血氣的報復論調與蒼白的理想高歌間顯得進退失據。

悔改與饒恕更為重要

其實這問題的超越必須是在宗教信仰當中，因為那是憑著信仰而附予「人」一個宇宙性定位。例如，在基督教信仰中，人其實是被定位成在上帝以下，萬物以上的位置：雖有尊貴的價值，卻也因為罪惡而蒙塵。因此，人世間即或有不公不義的死亡或偷生，卻不一定代表道德終極的判準，因為所有的靈魂都要面對上帝最終的審判。也由於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所以除了公義的審判外，基督教更強調的是對罪的悔改與受害者的饒恕，才能有餘力真正的處理死刑的存廢問題。

這讓我想起81年一位計程車司機湯銘雄所犯下的「神話世界KTV」縱火案，造成16人死亡，後被判處死刑的案例。在他被羈押的期間，死者之一杜勝男的姊姊杜花明與其保持書信的往來，最後帶領他信仰耶穌。後來杜花明親自來到看守所帶來其老母與家人對湯銘雄的原諒，並祈求上帝赦免他的過犯。雖然死刑依然被執行，但這中間因為悔改、饒恕與和好所綻放出的美好生命，更見證了死亡的有限與渺小。

認真面對問題

台灣人民對於宗教精神的認識多半也只是在求平安與發大財的程度。也許只有當我們社會更多地體悟到那比物質生命存活更為重要的世界時，我們才能比較坦然與有智慧地討論死刑的存廢問題。反之，若真要好好處理，那就應該認真地來認識生命，更多思想「人是甚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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