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裡處處讓人發笑，因此「笑」這件事變得很突顯、也很刺眼，畢竟你在讀的是一本談殘障兒的書，你有時會對你竟覺得好笑感到一點罪惡。而這也是作者一生所面對的：他該如何談起自己的孩子？他說起好笑的事，朋友笑不出來，似是責難他怎能覺得自己的孩子好笑？

因此，首尾兩處談及孩子的笑，就格外讓人心酸。作者說，老大馬修自出生就不愛笑，總愁著一張臉，因此他們總覺得他對自己的障礙是有自覺的，可是無能為力。馬修在十五歲時動脊柱手術後過世。老二托馬比哥哥小兩歲，打出生就很愛笑，最愛說的一句話便是：「爸爸，我們去哪裡？」（當然，他不是真的在問，這句話對他來說是毫無意義的。）然而當他成年後住進療養院，已經不再笑了，也不再問「爸爸，我們去哪裡」了，作者說，或許他已經不再期待，也或許他已經滿足於現在這個目的地了。

再怎麼幽默，悲傷的基調是始終存在的，我想這是讀者和作者的朋友會顯得侷促不安的原因。畢竟，我們的正常，正正對比了他處境的不正常。不過，我覺得孩子們的管家太太做得非常好，她將兩個孩子和她以前帶過的孩子一視同仁，在馬修和托馬惹事時，她會毫無顧忌地斥責：「你們腦袋裡面是裝稻草嗎？」是的，作者說，他們腦袋裡就是裝稻草，只有她敢將實情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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