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蠶絲盡，與蠟炬淚始乾說起
魯氏認為，“浴入愛河”是一種美妙的、深刻的經驗，這種高昂的狀態使得我們慷慨、勇敢。
春蠶與蠟炬
中國古代的文人，在表達愛情的時候，是不唱愛國歌曲的，他們表達的方式含蓄、婉約，總是以物、以景寄情。就拿李商隱的律詩作例子吧：“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李商隱〈無題〉)
它寫活了情侶離合的心態，真是字字珠璣，感人心弦！中國人寫情，最淋漓盡致的就是描寫離情的惆悵，所以“恨（憾）”字與“愁（悵）”字，用得比“愛（情）”字要多。在〈暮秋獨遊曲江〉中，李商隱寫道：“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這首詩雖然沒有春蠶與蠟炬來得悲壯，但是表達情思卻更直接，更真切，也更無奈。
除了婉約以外，古人寫情都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傾訴對情人整個人的戀慕，而不是對他所提供的服務，或優點（外在表現）的戀慕。這似乎與好萊塢的文化格格不入，但卻是與我們在下文所要討論的愛觀不謀而合！
弗洛伊德與魯益師都體認，“性”可以帶給人極大的滿足，也是人類表達最溫柔，最誠摯的情感的一種方式。他們也都認爲“性”並不骯髒，是可以公開拿出來討論的，犯不着臉紅心跳。但是，除此以外，他們對性與愛的看法似乎完全相反——這非常貼切地反映了他們迥異的世界觀，也與廿世紀的文化景觀息息相關。
弗洛伊德對性與愛的看法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歐洲社會意識地壓制（Suppression）“性”，把它看作禁忌。再加上個人無意識的抑制（Repression），產生了許多假道學的病態現象。
絕頂聰明的弗氏，當然看出了其中的弊端。他所提出心理分析的理論，高舉著“性愛”（Sexuality）的旗幟，自然遭到衛道人士、甚至科學界同仁的攻擊了。他的理論雖然漏洞多多，但卻是聳人聽聞，言人之不敢言。他被奉為鼓勵性開放的鼻祖，和性心理的權威。從無神論的世界觀出發，弗氏眼中的人是純生物性的。他把人類一切形式的“愛”，都看作是“性愛”的表現，只不過有些是明顯的性（如性交），有些是下意識的性（昇華了的）罷了。他認為，“情愛”（Eros）與“毀滅本能”（Destructive Instinct），是人類僅有的兩種本能。他並且認為，性愛的衝動（Libido），是人類交往的基本動力（註一）。
弗氏把所有與追求感官滿足有關的功能，都稱作“性愛”。這倒也乾脆。所以“性慾的衝動”（Sexual Impulse），就包括了友情與親情。許多人認為這是對“性”字的誤用，引起了很多的爭議。
但是，他把愛與“生殖”（Reproduction）關係連線，並不完全是偶然的。他認為人類的“性生活”始于新生兒，而且逐期發展（註一）。這種學説，當時連醫學界都沒法接受。
有人認為弗氏有意利用心理分析，敗壞傳統道德。這種觀點其實缺乏証據。弗氏雖然是鼓勵性的“談論”自由（開放），但是他並沒有鼓勵性放縱的生活方式。他也強調，要教育孩童遵守嚴格的道德凖則，控制他們的侵略行爲和性衝動。
就如教授飲食的知識一樣，他鼓勵父母親用平常心，來教育孩童性知識，並且要在十歲以前“傾囊相授”，減少不健康的好奇心。
性的神秘性，果真能如此消除嗎？現在的青少年，顯然比五六十年前懂得多，學校也有生動的性教育。那麼，是否他們的性心理更平衡呢？果真如此，海夫納“紳士”型的《花花公子》色情企業，就不至於正正經經地進入文化主流了！
值得一提的是，弗氏雖然鼓勵性開放，但無論對自己，或是教導孩子，他都遵照著傳統的道德標準。他對女性的看法也非常保守，他認為女人的天地是在家裡，不必在外抛頭露臉。他甚至認為，夫婦間的性關係是為了要繁殖後代，否則，就是不正常的（Perverted, 註二）。他自己在卅多歲，有了第六個孩子以後，就與妻子停止了性關係。
魯益師對愛的歸類和獨見
魯氏不同意弗氏的愛觀，認爲它過分簡化。他按照希臘文的用法，把“愛”分爲四類（註三）：親情（Affection），友情（Friendship），情愛（Eros），和聖愛（Agape）。許多人認為，他不僅給愛下了最深刻的定義，他的洞察力，他的睿智和他的風趣，都帶給人們很大的啓示。
親情（Affection）
這個字源于希臘文Storge 。它的原義是“喜愛，特別是親子間的愛” ，但也包括兄弟姐妹的愛。它是生物界的通性，這愛並不建築在對方的優點，或回報上，而且幾乎是無條件的。母親的愛就是其中一種，“他有一張只有母親能愛的臉”，就是這個意思。
這種愛能犧牲，也常被受方視為當然。有些文化把這種愛，看作是愛的最高表現。因而有人說：“世上最接近上帝的愛就是母愛。”但是魯氏並不同意這種看法。
魯氏把愛的性質分作兩類：“施予愛”（Gift-love）和“需求愛”（Need-love）。我們常把父母親的愛，歸類于“施予愛”，而孩子對父母親的愛，則是“需求愛”。
魯氏認為，事情不是那麼簡單。“需求”與 “被需求”兩者，其實是有相互依存關係的。世上的施予者，不但常“被需要”，也常常有操縱、控制被愛者的慾望，甚至連“自我犧牲”都可能是一種控制的手段。
我則認為，雙親的愛，是幼兒認識自己，建立安全感的基礎。幼兒需要從雙親的眼中肯定自己，也需要從父親和母親的形象中，對這個世界有健全的認識。這種愛是不可替代的。魯氏九歲喪母，心靈受到創傷，這就是一個例子。
友情（Friendship）
它源于希臘文Philia。友情是建築在個別的關係上的。友情沒有排斥性，一個人可以有許多朋友。如果說情侶關係是面對面，兩個人被對方所吸引，傾訴彼此的愛意，那麼，朋友關係是肩並肩，兩個人為共同的興趣所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不在於彼此的仰慕。
所以，如果一個人希望能交些朋友，就應當去尋找共同興趣。魯氏指出，友情不只是同伴之情，更不只是利害關係的結合。友情應當是自願的，不建立在“需求”的基礎上，所以更富有“靈性”。
可是，朋友的圈子也容易形成私黨，促成圈内人的驕傲（優越感），和對圈外人的排斥。這個圈子容易彼此影響，加強共同點。使好的更好，也使壞的更壞。這或許跟孟子所謂益者三友，和損者三友的道理相通。
我認為，在有些文化中，朋友相互依存的關係非常緊密，甚或比家庭關係還深，這其實是不健康的。健康的友情不企圖控制對方，不要求意見劃一，並且能給對方成長的空間。就是情侶間，若是只有情愛而沒有友愛，也是不會快樂的。
情愛（Eros）
伊若斯（Eros）是希臘的愛神，表達的是“浴入愛河”的感情。雖然舊約《雅歌書》中所描寫的就是這種愛，但是在魯氏所提出的四愛中，唯此一愛在聖經上沒有對應的單字。
魯氏認為，情愛包含性愛，但性愛不是情愛，甚至可以有性而無情。他用英國人的幽默説，一個好色的男人，所要的並不是一個女人，女人不過正好是滿足他慾望的工具罷了。
魯氏用羅馬的美神維納斯（Venus）來代表性愛。他呼籲我們不要對維納斯太過認真，否則會受到傷害。“維納斯是一個嘲弄人的精靈，不能算作神祗，她喜歡戲弄我們于股掌之上。”
他認為，如果把性看得太嚴肅（把金賽博士或是Ruth博士的《性經》，當作認真學習的教材），就會失去性生活中輕鬆、活潑、健康的樂趣。伊若斯應當在“認真的浪漫情調”，和“輕鬆的遊戲”的間奏曲中進行，缺一不可。
真正的情愛，其對象不是性，而是被愛者的全人；所讚嘆的，是愛的對象，而不是自己的需求。這是親密性最真摯的表現，愛侶融為一体，施與受之間幾乎已經無法區別。
新約《以弗所書》用基督與教會，來比喻婚姻中夫妻相愛的關係。魯氏認為，這表明了情愛是聖愛在地上的影子。雖然人類的情愛，無法從自身發出聖愛那種無私、不變的愛，但它仍然是聖愛在人間的一種投影。
上帝的愛是一種完全的投入，他給人類立下了愛的典範，也賦予我們愛的天性。他賜予我們的情愛，讓我們體會聖愛的内涵。好像基督以情愛為喻所説：“你要不計代價的愛我，和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位，要愛到好像浪費一般奢侈。” （註三，110頁）因為這正是他所作的。愛侶的危機並非是過份崇拜對方，而是把情愛當作偶像。除非情愛受到上帝的約束，否則，當人們把它當作偶像來敬奉時，它就變成了妖精。
魯氏認為，“浴入愛河”是一種美妙的、深刻的經驗，這種高昂的狀態使得我們慷慨、勇敢。它也打開了我們的眼睛，讓我們不但能看到所愛的人的美麗，而且能欣賞一切的美，它還是勝過淫念的妙方。可是，“浴入愛河”固然是一件好事，給予人高貴的感覺，但是，感覺是不能持久的。許多的婚外情，就是因為人們繼續在追求這種感覺。魯氏與 Joy Davidman 的戀愛史和短暫的婚姻，是一段非常美麗感人的故事。他曾在《驚喜》書上寫到：“在那幾年裡，我和妻子盡情地相愛 –我們經驗每一種樣式的愛，沒有一處心靈，或是一處身體，沒有得到滿足的。”所以，她的去世帶給他極大的悲痛。或許因爲如此，他對情愛和聖愛才有如此深刻的洞見？
聖愛（Agape, Charity）
激情是不能持久的，它多會逐漸地被一種更深沉，更平和，和更成熟的愛所代替。這種愛不只依靠感覺，更依靠意志。是一種深沉的合一，因著習慣而更為加強。它是從眾愛之源的上帝來的。
聖愛是聖經裡面對上帝愛的描寫，它是一種恆久、無私、犧牲的愛。魯氏説：“愛是神聖的活力。”這起初的愛，是種“施予愛”，就是在被愛的對象不值得愛（或不可愛）的時候，還能夠去愛。
我們所有天然的愛（親情，友情，情愛），都無法自足。只有當受到聖愛引導時，才能体現出最尊貴的表現。人間的愛並非不好，也非次等。但是需要引導，猶如花園，園中的花樹比起野生的並非有什麼特出。使得花園特出的，是園丁的修剪，除草，和施肥。這就是聖愛的功用。
有人以為愛上帝與我們天然的愛有衝突，因爲新約説：“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14：26）
原文“愛我勝過愛”中，所用的其實是“恨”字。魯氏認為，人在真正懂得，人與神之間的愛之前，會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出問題，他已經在恨惡自己的父母、兄弟了。這種人不能因為宣稱更愛神而變得靠近上帝。我們不是愛心太多，而是愛心太少。
神學家奧古斯丁，曾因一個好友的去逝而悲傷地説，不要把愛放在上帝以外的地方，因為那些都是暫時的。把愛放在他們身上，至終會讓我們不快樂。魯氏大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是希臘哲學的立場，不是聖經的教導。
任何的愛都會使我們容易受傷（Vulnerable），甚至破碎。只有最硬的心，最冷的心，在棺墓裡面，才不會受傷。
那種想要保護自己，使得不致於被愛傷害的作法，並不是從上帝來的。所以，想要逃避因愛而帶來的傷害，並不能讓我們更靠近上帝。我們應當除去一切盔甲，去承受傷害，並把傷害交託給上帝。如果我們的心因此而破碎，如果這是上帝所定的路，那麼，就讓它破碎吧！可是，聖經為什麼要用“恨”字呢？其實這種對比的用法，在聖經上多次出現。當耶穌對使徒彼得説：“撒但，退我後面去罷。”他並不是罵彼得是魔鬼，他是在拒絕一個建議，一個是所愛的人因受到魔鬼誤導，而發出的建議。
同樣地，聖經説：“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馬太福音》6：24）明顯地，這不是在表明感情上的好惡，而是在表達在為誰效力。
又有一處説：“耶和華說……我卻愛雅各，惡以掃。”（《瑪拉基書》1：2-3）從舊約的記載我們知道，以掃的日子比雅各好過得多，雅各倒是受盡了失望、痛苦、折磨、流浪，和喪親之痛。聖經所講的是，雅各承受了更高的呼召，成為上帝救贖計劃的參與者。
魯氏進一步解釋説，雖然在人的天然愛中，包含了“施予愛”和“需求愛”兩種，但是人間的“施予愛”，與上帝的“施予愛”，有本質上的不同。人間的愛是有限的，總是傾向于施予者所能的，所偏好的，或是符合他個人構想的。
但是從上帝來的“施予愛”，能夠完全站在被愛者的最高利益上。上帝的愛不但施予在所有人身上，還有能力改變人，使人成為更能夠接納，也更能夠施予愛的人。能永存到天上的愛，就只有這種（從神來的）。
給我們的啓示
在今天這個“性”趣高漲的世代，但願我們能以歷史的視角，體會一下兩性文化。弗氏與魯氏，正好給了我們鮮明的對照。
Nicoli教授，在研究哈佛大學的學生時發現，人們對性的追求，常常是因為缺乏歸屬感，並要填補内心的空虛。因為他們渴求親密的關係，性的追求就是他們的掙扎。然而，弗氏卻認為，性衝動是人類生活的動力，這豈不是捨本逐末嗎？
弗氏與魯氏同樣認為，人類應當控制性衝動，但是他們的出發點相差很遠。弗氏認為，為了維持社會秩序，文明必得約束個人的性衝動。因此，個人會感到不滿足，不快樂。
魯氏卻認為，道德律是從造物主來的，這位造物主愛我們，也希望我們快樂。神就是愛，但愛不等于神。我們若是能夠遵循這個道德律，就能更有效地去愛，也會更快樂。
從個人生活來看，鼓吹性開放的弗氏是一個寡慾的人，而懂得愛的魯氏，晚年享受了婚姻中極大的樂趣。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
弗氏觀察到，在所有人的組織（家庭、公司、機構、教會）中，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達到該團体的目的，而是如何處理個人間的敵意和矛盾。Nicoli教授指出，終其一生，弗氏對人性的觀感非常負面，也常與好友翻臉，總是認為別人虧負他，友情亦不能長久。魯氏在改變前，也是一個很難親近的人。但是有了信仰以後，他變得非常隨和，容易親近，而且真心關切別人的需要。這又是一個有趣的對比。
人是有情的，人類的文明中，充滿了對愛的禮讚，這個世界也因愛而更美好。但是，我們也看到人類的醜陋，爲了滿足個人的野心、利益，而彼此相吞，甚至不惜傷害至親。這個世界又充滿了為愛帶來的苦惱。
這説明了，人粗糙的本性中，有天使般的美麗，也有魔鬼般的醜惡。人的心是殘缺的，是一塊迫切需要受到雕琢的璞玉。那麼，誰能是那位有情的匠人呢？
這個世上的愛觀，是“你若替我搔癢，我就替你搔癢“，是“只要你改變，一切都美好”，是“你今天為我做了些什麽好事”，是“我比你做得多”……這種愛觀能夠提昇我們嗎？魯氏所提出以上帝的愛為主導的愛觀，才能讓我們認識到愛的真諦。
如果李商隱也能跨越時空的限制，在殘缺、愁悵的後面，看到有一片有情天，在照顧著遠方的愛人，他的詩境或許能夠突破哀怨的窠臼，而有“千里共嬋娟”的氣概？
註：
- Sigmund Freud: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這是弗氏在世最後一年所著。
- 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 Nicholi教授在哈佛大學教授此課凡 卅餘年，備受學生歡迎。
- 魯益師，“The Four Loves”, A Harvest Book, 1960.
轉載自《海外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