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总是习惯性地模仿投手动作。
在任何忙碌间的空档，或发呆时，不自主地将头摆向一边，凝视远处彷佛辨认着捕手暗号，左腿抬起，右膝蹲低，然后扭腰、挥臂，一气呵成。这样的习惯性动作，发作的频繁几乎像是偶尔抽搐的神经性疾患，但论其姿势的细致协调，连自己都不禁要在镜子前再三反覆欣赏。
如今全世界都盯着一位台湾出身的美国大联盟投手，报以喝采，掌声不断。王建民的巨幅广告看板，矗立在台北火车站前的百货大楼门口，挨近时必须仰头观看。那高高在上气势恢宏的英姿，不就是小时候在镜子前临摹过无数次的动作吗？他抬起左腿，凝聚了腰部肌肉的所有能量，准备在下一刻甩出，顺势带动结实的右臂。在漆黑神秘的帽沿底下，有双认真而笃定的眼神，盘算着如何对付打者，直球？曲球？还是他神勇无比的伸卡球？
小时候，我就在家裏的顶楼，捧着整盒的乒乓球，一颗一颗地奋力从房间这端掷往那端。整盒球都丢完了，就再一颗颗捡回来，投下一轮。乒乓球很轻，投出时会因为疾速的旋转，飞行出明显的弧度。也因为轻，体积小，没有什么破坏力，所以能使劲地投；击中玻璃窗时，会发出刺耳的撞击声；声音越大，我就越有成就感，认为这大概就是球评所说的「球质重」、「尾劲强」。
那是国内职棒兴盛的时代，龙象大战总是吸引满场球迷。当时没有电视实况，只有守候着广播；桌上摊开空中英语教室伪装用功，耳机里传来的却是紧张的战情。苦闷的国中生，在补习的宿命里寻求出口，在出门前按下录音键，等回来功课做完后，在睡前情绪澎湃地听完整场比赛。隔天上学，身为同一队球迷的同学们会互使眼神，为着前晚的比赛振奋或惋惜；然后安安静静地坐下早自习，等下课时，再跟支持别队的另一党同学大吵一番。
棒球，丰富着那段青涩的年少岁月。我以练习球、手套、进口压缩木棒、球员卡，作为向爸爸承诺考试进步以交换的犒赏条件。偶尔与爸爸到附近小学丢球，总是看他紧张而笨拙地接补我毫无保留的速球。没接到球时，气喘吁吁地跑个老远，捡回来还必须挨上几次失准的重击，至今我还记得爸爸大腿上的深色瘀青。
阿公也是棒球迷。在有线电视台还未勃兴时，家裏装了小耳朵天线，能收看日本 NHK 电视台。当阿公看到身穿巨人队制服的吕明赐被故意保送上垒时，就笑呵呵地说日本投手没胆。等我们上了高中，他依旧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着日本高校甲子园野球比赛，并对着我们兄弟说：「你看因，年纪拢甲恁差不多咧！」
我们也去现场看过几场棒球。因为我支持味全龙队，我们全家都也自然地与我站在同一边。当时操劳过度的金臂人黄平洋已经出现疲态，我们看到的是他暂退休息随后前往美国开刀之前的最后一役。阿公在最后几局望着悬殊比数，叹着「唉呀输啊啦，免看啊啦！」却奈何不了总是盼望逆转奇迹出现的我。
逆转奇迹，不就是棒球最引人入胜的魔力吗？要不是这样，何必在比赛都已经结束，还坚持不问比数重听一遍广播录音？在每一场比赛前，尽管主播和球评细数着先发出场的投打表现统计数字，预测谁的赢面较大，但球迷守候着的，不就是那些出乎意料之外的，在三坏球之后努力扳回的一记三振，或是贫打选手石破天惊的一击吗？
而谁又晓得，每天在楼顶学着投手投球的我，每每想像着的，都是在一场艰困的比赛中，临危受命上场救援的紧张戏码。譬如，上场的时候，球队面临失分危机，三垒有跑者濒临城下，打者是难缠的打击王。或者，站在本垒板边的，根本就是一个我幼小的心灵里所无比痛恨的，一个被具象化的抽象敌人。它是个讨厌鬼，是令人厌烦的考试，是暗恋女生的失败感，甚至是夺走妈妈健康的病魔。
读小学的时候，妈妈罹患红斑性狼疮。病情前前后后复发多次，也持续到我读国中、高中的日子。小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疾病，只知道妈妈必须北上求医、住院治疗。与她同一间病房的有癌末接受化学治疗的女孩，她教母亲唱歌，后来仍不敌癌细胞的侵蚀离开人间。妈妈后来常常忆起那个女孩的乐观与坚强，但是「乐观」这两字，对未经世事的小孩子来说，仍是个模糊的字眼。
直到越来越认识这种自体免疫的疾病，才渐渐知道它多么难缠，顽固到不再是一句「早日康复」可以驱赶的了。目睹妈妈接受化疗时，身体虚弱、浮肿、掉发的模样，我无法像那些励志故事中的人物一样，默默立下将来要当医生研究疾病的伟大志向。疾病夺走了家裏的欢笑，它太折磨人，它的形象在我心底几乎是个浑身是强壮的肌块，身体红通通如燃烧般气势凌人，呲牙咧嘴，头上还长角的怪物。那岂是单单相信用打针吃药就能解决的恶者呢？而我，只能凭着一时幻想，希望能立刻击倒病魔。
那位浑身发着恶臭的红魔鬼站在打击区上，面目狰狞。它状似挑衅地挥舞着球棒，我则面容严肃地盘算着稍后小白球该如何进垒。加油声轰然在耳，我平稳地跨出步伐，并以右脚为支点灵巧地旋身，左腿抬起时心里想着看我如何修理这只畜生。如果以慢动作播放，也许会像一些庸俗的美国棒球电影一样，闪过一幕幕投手力争上游的励志过程跟爱情故事，但我的影带里播放的却是点滴架、药罐子和浴室里目睹大把脱落的头发和妈妈呕吐的声音。
在妈妈对抗疾病的几年间，我就在顶楼的空房间里模拟着一场接着一场的恶战。而这期间，味全龙几度不堪地连败，也曾经从逆境杀出赢得总冠军。我一面关注着这只球队的战况，心情随之起伏；然而在另一个时空里，我也暗自组了一支球队，队员都是我的好朋友们，他们一起与我并肩作战。
大约是窗台与离地约一公尺的高度，以及半个窗户之宽；那是自己所设定的好球带。要是球一直没有投掷到位，就表示保送了打者，紧接而来是巨大的挫败感。然而对一个还没有了解何谓信仰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游戏其实不再只是个游戏。没有理由灰心，必须赶紧推演接下来的战术；牵制？制造双杀？甚至故意投个触身球把红魔鬼打死？「要是能连续投三个好球，那妈妈的病就会好起来……」
于是，抬腿扭身挥臂投球，一套平稳细致的连续动作，就这样在同一个房间里演练多年，也渐渐植入我寻常生活里的每分每刻；偶尔在父母房前的走廊间，拉开了身躯用力挥掷，碰的一声撞到了墙上的挂图框缘，虽然疼痛无比，却仍乐此不彼。妈妈总是心疼地问说，这样投，手臂都不会坏吗？小心以后得五十肩喔！
后来，台湾职棒因为签赌案件，一度失去了以往令人神往的魔力。味全龙在我上大学那年因球团无意经营而解散了。当年曾经在课室里为同一支球队摇旗呐喊的同学们也分道扬镳，国中时开始收集的一整套球员卡，也被收藏在书柜深处。妈妈的病，渐渐得到控制了以后，我所想像的那些比赛，也就逐渐不再「举办」了。
妈妈在阿公临终受洗过世后，也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家人一一跟进。在积极活跃的教会生活中，我看见妈妈从疾病中逐渐恢复以往红润的气色与笑容。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Tillich）这么说：「信仰不但超越了生活各部分的个别影响及其总和，而且也对生活每一部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在妈妈的身上，看见这句话的神奇见证。然而在感谢上帝之余，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些在脑海里推演的比赛，以及使劲扔掷乒乓球的往事。于是也深深相信，正当家人生病而徬徨无助时，那些想像着自己身为王牌投手的白日梦，也早就是我对抗所有挫折的意志所在。
如今，台湾投手开始在美国大联盟崭露头角，也理所当然地凝聚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全民对棒球比赛燃起的热情达到至高点，彷佛又回到国三那年在烦人的联考压榨下，以棒球为主题布置教室的疯狂。要是阿公还健在，现在一定也是在电视机前笑得开怀吧。妈妈偶尔也走到电视旁边，关心王建民的战情，「啊这是第几胜了？」爸爸更是在下班后，撑着沈重的眼皮，也要看重播台湾之光投个几球才甘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充满想像的投掷，逐渐变成无意识的习惯动作；唯一的差别，就是不再像年少时毫不保留地用力了。现在沐浴时右臂伸向背后欲触及肩胛处的僵硬与酸疼，想来也与好几年来毫无训练就使劲挥臂的过度操劳有关。而那个演练着无数次与病魔交战的房间，也已改成此时伏案书写这段回忆的书房。有时书读累了，依旧起身，不自主地将头摆向一边，凝视想像中的远处，那似是记忆远处，又也许是人生路上的未知之境。
抬起左腿，右膝蹲低，扭腰、挥臂。人生中无尽的抵抗与期待，早已成为深深植在身体里面，透过每次不自主的挥掷，同时陈诉着一段不曾向人诉说的记忆，与向前远眺的欲望。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200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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