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中的复活精神
耶稣基督的复活属于上帝的特殊启示层面，在新约圣经影响下的复活精神，给西方文学带来了极为独特的影响。西方文学在此之前，希腊神话和罗马文学有变形观，美少年那喀索斯因为太爱自己，结果投进水中变成水仙花，这样的故事大家都听过，那是变形而不是死后复活。
■ 向死而生的盼望和勇气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西方文学开始深受基督教复活观影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谈：
第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给人向死而生的盼望和勇气，给此岸人生引进了彼岸价值的光照。这一点很明显。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这样。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强调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因此他「不语怪、力、乱、神」，生成一种乐生恶死的人本哲学。这也影响到中国文学，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多是悦生或忧生之作，少有对死亡的思考之作。
西方文学不单谈死，而且谈死后复活，正因为想到死后可以复活，从而给人一种盼望精神，从而影响到今生的选择。这是基督教的影响。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和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有趣的是，这两部巨着都引用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而且，两部作品都引用了主耶稣说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在《双城记》中，卡尔登要代替好友代尔那上断头台，临死前最后一夜，他徘徊在巴黎街头，想起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问自己值不值得为朋友赴死，这时他想起了主耶稣的话，深信自己为朋友舍命是值得的，也相信主已经救赎了自己，自己死后一定可以复活，他因此就充满了盼望，才坦然无惧地走向了断头台。死时，他的脸上发出圣洁光辉，像一张先知的脸。
《罪与罚》几乎整章引用了约翰福音，妓女索尼娅给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朗读这一大段经文。索尼娅被迫卖身，为了养活失业的父亲和得了绝症的母亲，还要照顾好几个弟弟妹妹们，拉斯柯尼科夫质问她在痛苦中上帝何在，她用这一章圣经来回答，尽管是应拉斯柯尼科夫要求而读，在她自己却算说出了内心信念：是的，这个世界是痛苦的地狱，但有一天主会怜悯，赐给她复活。想到这里，她就好受了一点。
两部巨着都强调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权柄和能力，正是对这种权柄和能力的相信，使主人公有了赴死的坦然或活下去的勇气。
此外，像歌德的名着《浮士德》，主人公浮士德在书斋中过着灰暗的生活，发觉「知识是灰色的」，想喝毒药自杀，就在这时候听到了复活节的钟声，竟一下子打消了自杀念头，内心深处有种东西复活过来，那复活过来的，照歌德的说法，是永不止息的追求精神和生活下去的勇气。歌德之所以写到复活节钟声，正是试图藉助复活精神，使浮士德有勇气活下去，看到「生命之树常青」。
还有但丁的《神曲》，也是藉圣经中，人死之后还会复活受审判的教义写成，他从死后人的不同结局，来告诫人在今生要好好选择。
■ 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新生的开始
第二，死亡是通往复活的门槛，所以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新生的开始，复活精神就转换为对永生的向往。
这一点对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影响巨大。安徒生是北欧第一位获得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他的童话深受基督教理念影响。
比如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大家一向只注意到小女孩冻死了，却忘了安徒生分明安排小女孩的灵魂跟着祖母一起升天而去，到了没有饥饿、没有寒冷的天堂，大家只看到了她的悲惨，而没有看到她临死前看到的美丽景象和死后的美好结局。对于一个贫寒交加的小女孩，死是解脱，天堂是最美的安慰，安徒生安排她藉着死亡走向了复活。
还有他的代表作《海的女儿》，结尾是美丽的小人鱼投进大海变成了泡沫。这真的就是童话的结局吗？不，后边还有七个自然段，安徒生写她将要在天空的国度复活，最终会获得一个永恒不灭的灵魂。
安徒生的很多作品中，都洋溢着这种对永生的向往，死的凄惨被复活的盼望吞灭。
波兰文学大师显克维支的《你往何处去》，为他赢得了190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小说被拍成《暴君焚城录》，很多人大都看过这部很好看的片子。小说中写到了早期基督徒被暴君尼禄送到斗兽场上，他们唱着圣诗走向死亡，死的惨烈和痛苦被永生和复活的向往冲淡，这样的场面震撼了整个罗马。小说中还写到彼得本来要逃出罗马，结果看到了主耶稣正往罗马城里走，他就毅然选择了回城，甘愿被倒钉十字架，坦然赴死。赴死，在显克维支笔下不是烈士式的慷慨就义，而是对复活和永生的确信，使人战胜了死亡之后的那种从容。
■ 向罪而死、向义而活的人格精神
第三，复活事件在文学作品中转化为一种向罪而死、向义而活的人格精神。
最着名的当然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这是最伟大的拉丁文学经典，整个中世纪除了圣经，就属它流行了。此书是一个美妙的「浪子回头」故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强调「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正可用在它身上，这也是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悔改故事的翻版，但因为此书如此惊心动魄，披露了人性的幽暗、犯罪的放纵、思悟的狡猾和信主的喜乐，才给西方哲学和文学都添加了生动饱满的一笔。
受奥古斯丁影响，西方又有卢梭的《忏悔录》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二人都因为面对神圣价值的光照，而对自身的浪荡犯罪有所忏悔，也鼓励人们要向罪死、向义活。尤其托尔斯泰，在思想剧烈转变后，晚年用了十年时间，六易其稿，呕心沥血写出了《复活》，里面不单饱含深情描述了复活节仪式，更提到人身上都有兽性和人性两面，人应该向兽性死，向人性活。
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在一次庭审中，遇见了早年被他诱奸致使她堕落的马斯洛娃，他的良心开始苏醒，决定洗心革面，为自己过去的罪行承担责任，要和马斯洛娃结婚，并把个人土地分租给农民。他为她四处奔波，甚至跟着她到西伯利亚去，他复活成一个新人，马斯洛娃也复活了，成了早年纯洁的卡秋莎。
这种人格上向罪死、向义活的精神，正是受圣经复活精神的影响。所以书末，托尔斯泰写到涅赫柳多夫在读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中，得到了良心的安宁。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雨果的《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过去是一个对社会充满仇恨的苦役犯，被大主教感化为悲天悯人的良心斗士，后来他的一生都成为爱和善的使者，个人的旧我死去，新人复生，从此人格中流露出一种爱和悲悯情怀，给人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 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强烈的反思精神
第四，复活精神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也体现在西方文学很多作品，具有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强烈的反思精神。
就像法国思想家巴斯卡在神秘的「火之夜」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后，写下「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这样的话，他在强调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人与上帝的关系必须是活的，信仰不是信抽象的观念。人死之后，只要真信，必会得见上主，这不是靠观念和哲学，而是靠生命的关系，靠信心，靠耶稣基督的代赎。
带着这种生命意识，他提出「人心自有其理由，而理性对此一无所知」，人必须通过「人心」的「理由」而不是头脑的「理性」，才能得见上主。这就使他反省到「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从而写出了法国散文史上最伟大的经典——《思想录》，英国大诗人艾略特对巴斯卡评价说：「正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的书也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巴斯卡是那些注定要被人们一代代重新研究的作家中的一个，改变的不是他，而是我们。并不是我们对他的知识增加了，而是我们的世界和对他的态度变化了。」
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也说：「一个人的思想必须是他在其中生活的房屋，否则所有人就都发疯了。」他一生也断然拒绝理性主义的猖狂，写下大量文字和理性的僭越、狂妄进行斗争。面对死亡的幽暗，必须靠对复活生命的确信才可以战胜，而不是靠任何理性逻辑。
英国作家弥尔顿和班扬也是靠这种生命意识和对复活生命的确信，写出了伟大的《失乐园》和《天路历程》，把生命的意义放在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层面。弥尔顿眼瞎而吟唱，班扬被囚而着书，都是因为看见了人不能看见的那位复活之主。
当然，复活精神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不限于这几个方面，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进一步阅读和思索的兴趣。
注：齐宏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从事基督教与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在美国《海外校园》、美国《蔚蓝色》、《钟山》、《青春》等刊物发表散文、小说、诗歌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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