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圣经翻译的故事—希腊文 βαπτίζω
第一次重大争议－βαπτίζω 的翻译
基督教首一百年翻译中文圣经，大致上有三个最大的争议。第一个影响最广和最深远的争议，就是如何翻译希腊文 βαπτίζω （baptizõ）一字的问题。
这个争议的起因其实跟中文圣经翻译没有关系，却是源自浸信会在孟加拉翻译同一个字作印度文的 doob，即「浸入」的意恩。虽然克理威廉早于英国圣经公会成立以前已展开在印度的事工，但公会在1804年成立后迅速吸引大量捐款，成为举足轻重，具有庞大影响力的圣经翻译及出版支持机构。例如当圣经公会在1824年由于新教基督徒的反对，改变自1813年沿用的较包容的方针，转而不支持任何包括次经（Apocrypha）的圣经版本，最后更在1827年停止对所有制作及印发次经的机构的经济支持。baptizõ 一字的翻译问题也是沿自非浸信会传教士向英国圣经公会投诉，指所有由浸信会传教士翻译的印度文圣经，所用的字都包含「浸入」的意思。起初公会的反应是想当和事老，建议塞兰坡一方考虑选用一个音译字（例如英文的 “baptism”），或改用一个意思较盖含性的字。对这些建议克里威廉在1830年一封信内坚决拒绝，英国圣经公会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但到了克里威廉死后一年，圣经公会在1835 年重题此事，态度也强硬多了。他们要求浸信会差会（BMS）修改孟加拉文的新约圣经中的 doob，改用像英译本的音译字或一个「其他基督教宗派不会反对」的翻译，否则不会提供财务上的支持。此举亦被美国圣经公会（ABS）所仿效，并引用英国圣经公会的决定作为其理据。
中文圣经中baptizõ 的翻译之争事实上到了1843年香港宣教大会时才浮现 － 距离第一代中文圣经翻译完成后整整二十年。早期和后期的一些翻译方法可见于下面：
由于圣经公会一直都有支持两个翻译阵营，所以在中文圣经中baptizõ 的不同翻译一直不造成问题。但由于印度文圣经中的争议已在1835年重新展开，浸信会和其他宗派的不咬弦最终也漫延到中文圣经的范围。由于在1843 年的大会中不同的传教士及差会需要翻译一个新版本去代替马礼逊译本，baptizõ 在翻译上的分歧终于浮现出来。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报导了当时的情况，指出事实上众人都同意，在完成翻译后浸信会日后可以随意选择喜欢的译字。但这个决议仍未能满足美国的浸信圣经公会（Baptist Bible Society），仍然决定不以资源支持这个译本。这次翻译的争议不但造成浸信会拒绝参与《委办译本》的工作，决定另起炉灶，双方的分歧也延续了大半个世纪，以至William Canton在1904年撰写关于圣经公会的历史时仍叹息说：「希望神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化解这些爱主的人之间的难题。」我们会在稍后再讨论这次的纷争，但有两点是不应该忘记的：
（一）马礼逊看来从来没有参与在这个争议中，而他选用「洗」去翻译baptizõ ，应该只是沿用巴设（Jean Basset）的翻译。事实上马礼逊在《神天圣书》中把马可福音十39翻译为「伊等谓之曰、我们可能。耶稣谓伊等曰、尔固将饮我所饮之杯、而将受浸似我所受之浸焉。」证明他也是「洗」和「浸」两个字交替使用；
（二）所谓baptizõ 的翻译问题，事实上是源自基督教宗派与宗派之间的争执。中文译本之间的不一样一直不是问题，直至因为印度文圣经翻译而产生的歧见。换言之，与其说这次是中文译文上的争议，倒不如说是宗派之间纷争而洐生的问题。到最后能化解分歧的也非翻译上的突破，却是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我们会在后面部份再详加探讨。
(节录自《启示与文字 – 中文圣经翻译的故事》，第67-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