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歷史性的再訪
亞當是否是一位歷史人物，，以及創世記第一至二章的記載是否無誤無謬，這原為聖經學者及實驗科學家爭論的要題之一。支持者及反對者常在學者風度之外存著對峙的態度。無可置疑的，聖經的創造記載未曾表明它是一種陳述性的事蹟直接記錄，它乃是一種以信仰為根據的宗教文體，是特別為信徒寫的。雖然在研究聖經時我們常在描述性和啟示宣告性文體之間作甚為明顯的分野，但問題的癥結仍然不變：，聖經所說的第一個人亞當到底是否真是一個人，或者亞當只是人類或人性的一個象徵？如此一來，亞當的歷史性也似乎是一個謎。在福音派的神學界裡這問題造成了極多的疑問和辯論。
除了那些否定神的存在和不信創造論的學者外，筆者相信亞當的歷史性自有討論的價值。為此筆者願從哲理神學的方法來思考這個命題。也就是在追尋真理的過程中，本著實際理性承認某種神學的理念和教義性的肯定。換句話說，哲理神學性的研討乃是研討方法論基本立場理念，並基於理性的運作來檢驗這基本立場的信仰。所以，在這樣架構中，哲學的體系乃是根據教義信念或神學的肯定來操作；也就是說哲學理性是基於神學信仰，而不是根據哲學理性的方法來研究神學的問題了。因為任何理性的運作都必須先有一種信仰，並以其為堅定不移的信念基礎。
在這樣的狀況中，當福音派基督徒一致宣稱一位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但卻不能一致的接受亞當和夏娃的歷史性和創世記的無謬性時，哲理神學的使命乃是解析並針對這問題的癥結，並指出人的理性在神的終極真實的光照中所要面對的真理。所以雖然有些主流福音派學者迴避面對亞當歷史性的問題，也有時容許某些程度的通融，但我們仍可透過哲理性的分析，來探討這個問題。
許多時候教會認為：若提出亞當的歷史性或史實性的釋經法時，是否會使基督教的信念在現代化的理性前遜色落伍？對創世記的歷史性肯定是否會削弱了福音的說服力？或是跟從了聖經記載的史實性就等於肯定了信仰的衰微和世俗化？這些問題都值得教牧同工及信徒關切和深思。
依我看來，這些問題的答案乃在於是否肯定聖經的記載合乎理性，也是澄清人的理性是否具有瞭解神的啟示和宣告型信息的本能。換句話說，問題的癥結不在於聖經的記載是否可信，而是在於人的理性是否能成為聖經信息的終極評判權威。問題的核心乃是我們是否應該認定人理性的權限只能應用於一般知識，而不能應用在特殊的文學範疇---就是啟示性的宣告文獻(聖經)。
我們都同意理性是獨特的。人的推理方式也是如此獨特。當我們假定理性為人際溝通和社交基礎時，理性自然的有了固定的普遍權威，它也控制了我們的人際生活。雖是如此，很有趣的，人似乎未曾將終極的權威交付於理性。我們不時仍保守著某些程度的「自主」性，也不時的在這種假設性的「自主」性中給自己某種的自由。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作些不能理喻但卻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事。有時我們也竟然將別人認為是無理的事看成是「必然」而無須辨正的事(self-evidence) 。對我們來說，這些都是清晰無須解釋的真理。其實，人的理性是極其隱私(private) 和主觀的(subjective)。為達到理念溝通的功用，人類發明了各樣的工具和方法。其中包括了記號，表徵，文字，語言，甚至某種的信息。這些東西，有些是一般易解的普通學識；有些理性化的；但也有些是無理性(irrational)，不能言喻的；還有些是深奧甚至荒唐(subtle)的，也就是所謂的「反理性化的」(anti-rational)。更有些「非理性」（A-rational）的東西，不能簡便的將之歸類於理性或無理性的範圍裡。以上這些它們似乎是不可理解亦不能闡明，但卻是容易被人接受並應用在生活中，也都是人類認定的必然真理。它成了人生觀中的基礎。信心和信仰就是在這範疇裡的理念。
人的弱點就是想將非理性化的理性化，並想硬將它塞進理性思維的範疇中。這種作法的結局當然是非常的悲慘。我們也很自然的常將非理性的當作是無理性的而不加考慮的將它遠拒門外。凡非理性的雖是不可思議但非不能理喻。其實這種作法的不幸並不在於我們理性的操作，而在乎我們將理性推崇到終極的地位，並將其當作衡量實理唯一可靠的標準。這樣作法的結果自然讓理性成了暴君，認為它未能通過理性或邏輯原則，平白的將真理拒絕了。當人的思想否定真理時，它必然是很悲慘的否定了自己和自己的存在意義與價值而陷在虛無、虛妄和迷惘中，這樣人的存在再也無意義了。
以人的理性來評判聖經的記載必然會帶來諸多的煩擾。因為當我們這麼作時，我們乃是要求理性承擔超重的負荷。所以，它的解決辦法就是否定一切，包括否定聖經記載的本質、根源和啟示性。連神的存在都否定了，最後聖經的歷史性終將成了一種沒有根據的神話了。
然而深層一點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所謂歷史性其實只是一種以特質和時空為描述架構的文體。它自然是在物、時、空的三度架構來闡解事物。其實，我們更可肯定的是我們根本不理解時與空的真義。因為時空只是實理的一部份，不是實理的全部。當人的推理運作完全交付所謂「左腦神經運作」時，人的思維就無形的全受制於西方文化的系統中。人的思想亦隨之畸形的暴漲而成了霸君。只有當我們覺悟到我們的極限時，我們才能看到地球只是宇宙裡的一粒微塵。哲理的系統只是真理和實理洋海中的一滴水露。為此，從認識論來看，我們只能認定我們的「不肯定」(uncertainty) 或我們理智裡的「疑惑」(doubt)，不能狂妄的評定和否決我們所未知的事。
從哲學上來看，懷疑和否定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理念。否定是對肯定的拒絕，而懷疑乃是存著某些程度的保留，有接受不可能的可能性或未能理解事物的理解可能，而不願作無端的評判。為這緣故，哲理神學以懷疑為一種信念，雖然有些人將懷疑視為一種孬信，它平常也無形中成了迷信的根基，但真誠的懷疑很可能是「正信」的一種徵象。雖然懷疑誠然不像信心一樣的顯出相當程度對確據的肯定，然而懷疑畢竟是離開高傲的否定還有一段長遠的距離。因為真誠的懷疑者仍會含蓄的肯定自己理性的極限而不會武斷的下定案。所以，神學上的真信心仍會帶著些微的疑念。因為它不能絕對肯定自己的極限而歡喜順服在神的啟示之下。在這樣的哲理架構和思想文脈中，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有關亞當歷史性的論題中了。
亞當真的像你、我一樣是一個人物嗎？一位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名字、能講話、並能和神、夏娃甚至蛇對談？這些問題的肯定性答案顯得太率真簡單，而否定性的答案顯然是會落在拒絕神的信實和聖經無謬的咒詛中。我們真的在窘境中了，然而真的是窘境嗎？
若沒有啟示，聖經的記載就會叫信徒落在窘境中了。然而，當人能肯定神的啟示，我們自然可從別的角度及以別的途徑來解決這項的難題。對我來說，窘境的產生乃是我們將自己困在非理性和理性化是衝突的、宗教和科學是對立的、宣告性文字和描述性文字是相對的假設中。
其實，若拒絕聖經所記載的亞當真的是一個人的話，問題就更多了。肯定亞當的歷史性比否定亞當的歷史性更合理和更可以被人接受。理由很簡單：否定封閉了任何的可能性，而我們的理性根本沒有這種權威。理性不可能理會這種極度性的權威，並要求它負起終極性的責任。所以純為辯論的緣故，當我們看見有極微細的可能性，就是億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時，人的理性仍要求放棄否定的極終權柄而接受亞當的歷史性。因為明智的思想不會讓背叛的理性享受偽裝的安然，而拒絕承認亞當的真實性，只將亞當視為一種宗教文學的記號或表徵而已。
所以以信心肯定亞當的真實性比否定它更合情理。當人在神的自我啟示下與神對恃時，人只能驚歎的以信心接受神的啟示。雖然在這種信心中仍會有些微的懷疑，然而當我們在信仰裡能與神的子民聯誼時，我們就可單純的以帶著懷疑的信心(doubting faith)來肯定亞當和創造的真實性。甚至以信心的懷疑(faithful doubt)安然的活在背正性(paradoxical) 歡樂中。當我們不能確實的肯定聖經的記載是一場荒謬時，我們就當謙虛的保留自己，遜退到接受聖經啟示記載的真確性。能接受聖靈在眾信徒中所作的確實見證。這種態度必會為學術界的自由思想帶來正確的導向。相反的若以真理為藉口而跨出了理性的權限，這樣就是踏入了危險的陣地。後果必是帶來無謂的爭論、敗壞人的信仰、危害教會、摧毀信徒的群體，更把信仰丟失了。
當我們面對聖經中那些距離我們遙遠的記載，和那些超過歷史研究方法的權限範圍時，我們就應慎重的以學者的風度和信心裡的謙虛來處理。我們應將這些經文視為一種對人極限的挑戰，而不是摧毀信心的勁敵。學者的風度是認真，信心的心態是謙虛，二者的配合是基督徒的特徵和美德。為此，當基督徒的信心受到挑戰時，它必會認真的面對事實，尋求聖經文脈裡的理解。不應單憑著科學經驗的方法和現象的觀察，草率的作否定性的結論。 所以，每當面對那些超乎理性難解的經文時，我們應當回歸到理性思維的起點，不是方法論的現象觀察，而是觀察現象方法的本體假設。對基督徒來說，這起點就是以信心接受那位真實可靠的神、神的啟示和聖經中在救恩文脈裡的無誤和無謬。遵著保羅的提示，按著正義分解真理的道，特別是在神學及教義的領域裡分解那些未明的哲理問題。我們當如履薄冰，以謙虛的心態，躡足於陷阱的邊緣來討論這些難題。當我們的信心正確的使用我們的理性時，我們才能得被稱為神忠心有見識的管家。
到底亞當是真的一個人嗎？當然是的。這世上必然有第一位人。接受聖經的記載和接受亞當的歷史性比拒絕它來得合理的多了。面對那些超乎理性範疇的事物和神坦誠向人啟示自己時，我是誰，竟膽敢高傲的因懷疑而否定它。其實，基督徒生命中信心的背正性，會使他們在真誠的懷疑和未能肯定中有高度的喜樂和得勝感。這樣永生的靈必如潮水一樣的淹沒人性的孤傲，使人謙虛的承認自我的極限，以感讚的心驚歎說：神啊！你真偉大，真正偉大！
本文作者為美國洛杉磯國際神學院院長
參考：美國洛杉磯國際神學院（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Semin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