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聖召—文化使命的詮說（三）
入世而不屬世
如果基督教完全淪為了一種只是指引人們現世思考與行為的結構，這固然是一種嚴重的信仰危機。然而，每一個時代的信徒幾乎都會面臨一種抉擇，就是要不要回應世界、參與當代社會和文化、並進行深度的對話？對王明道之類的基要派來說，若是要回應這樣的世俗召喚，無異是隨著魔鬼的歌聲起舞。因為，就誠如學者吳利民所評論的，在王明道「對來生的希望中隱藏著對世界的一切一種不由分說的指責，包括所有人類的文化和社會組織。」但是對於那些鄙棄「聖俗二元論」與肯定現世的人來說，面對現世的召喚卻是信仰上的一項責任與使命。雖然它帶著塵世化的誘惑，卻是一種無可選擇的信仰考驗。
許多基督徒的錯誤在於混淆了「入世」與「屬世」之間的區別。在韋伯（Max Weber）就儒家與清教徒的比較研究中，就曾經清晰的對照出了清教徒的入世召喚。按照韋伯的看法，儒家是不必「入」世的，因為他們本來就在「此世」（this-worldly）。而且，儒家並沒有另一個形上世界，根本無從發生一種由「彼世」（other-worldly ）入世的過程。相反的，清教徒卻有一個「彼世」，而且這個「彼世」並非與「此世」互不相干的。清教徒一方面被要求「入」世；另一方面，卻被要求不能「屬」世。「屬」世意謂著一個人完全缺乏超越意識，只是努力於認同及結合現世既存的結構、道德與價值體系；「入」世則是要求抱持著「彼世」的道德與價值理念來生活於此一凡俗世界。
對於儒家來說，現世並非沒有罪惡；然而現世的罪惡並無需求助於「彼世」來解決。韋伯相信，這導致了儒家只是努力於認同及結合現存世界的政治暨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從而缺乏一種強而有力的批判意識。相反的，基督教中的超越意識則為清教徒們提供了衡量現世的尺度、批判現世的泉源、以及改造現世的動力。在「彼世」的對照下，「此世」當然顯得污穢不堪、亟待改造；而所有的「傳統」與任何形式的既存「權威」也都失去了神聖性。按著清教徒的聖召，他們不得不依照上帝的道德與價值來改造凡俗世界了。
這個道理如果應用在台灣或現代社會，就可以成為基督徒積極面對教育問題、毒品與犯罪、環保問題、衛生醫療、權力政治、道德淪落以及關懷人身自由與民主化等「文化使命」的信仰理據了。相反的，對於那些稟持「出世聖召」的許多台灣教會而言，同樣也未嘗發生一種「入」世的過程。因此，在超俗世上帝的命令與凡俗世界的罪惡之間，存在的恐怕只是一種「疏離性」而非「緊張性」了。這樣的基督徒就一如王明道的基要信念，在對人類文化與社會組織的「不由分說的指責」下，而日愈與教會以外的社會和凡俗世界二元劃分與區隔了。在他們的推論中，現世的各個領域都已經遭致罪的全面污染，信徒理當只有自潔以等待末世的救贖。他們也不相信任何社會方案或政治改革能真正圓滿的解決人生的問題；相反的，社會與政治上的種種問題，乃根源於各個人深層的罪性。因而，基督徒既沒有「社會責任」、也不存在什麼「文化使命」了。
「聖工」觀念的扭曲
更進一步的，我們不難發現，「文化使命」的低落與「聖工」觀念的遭到扭曲，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原本在中古時期，天主教會就充斥著「聖俗二元論」。並且在這樣的背景下，教會裡面的工作稱為「聖工」，而在教會裡面工作的人叫作「聖職」，至於神父、修士則稱為「神的僕人」。而社會上那些擔任政府官員、從事工商買賣、或是務農與管家等的工作呢？當然就是「俗務」與「俗職」，而從事者更沒有資格稱為「神的僕人」了。如此一來，基督徒在教會以外的世俗職業以及社會角色，顯然就都喪失了在信仰意義上的神聖性。
衡諸今天的台灣教會，雖然少有人敢公開承認以牧師及傳道人為「聖品」的觀念，但宗教改革以來的「信徒皆祭司」的信念已經名存實亡，甚至返回到「舊教」的錯誤了。猶記得當筆者尚在讀碩士班時，就曾虛心請教過一位神學院院長，筆者表示自己所學的專業是政治，而「應該如何裝備自己、為主所用呢？」結果這位大有名氣的院長竟然瞇著眼睛，笑著對筆者說道，「學政治的，怎麼事奉神呢？！」他的話使筆者黯然離開，並且帶著一份自卑感。這位院長的「聖工」觀念是很明顯的，他所期望於筆者的只是「放下世界」、「蒙召」作全職傳道，然後到他的神學院報到。
然而，我們要問的是，只有獻身全職傳道才稱作是「蒙召」嗎？為什麼在台灣教會中，很少聽聞獻身作老師、作商人、作社工、作記者、作藝術家，或是作政治家也是「蒙召」呢？難道從事這些工作的信徒都是憑己意行、而沒有來自上帝的任何「聖召」嗎？如果他們定意在自己的專業與工作上榮耀上帝，那麼他們不也是應該被按立、祝福和分別為聖的「神的僕人」嗎？又難道聖徒在文化上榮耀神的「聖召」次等於全職傳道人在教會中榮耀神的「聖召」嗎？
台灣教會就在這樣一種怪異的的屬靈文化下，一方面，形成了一種以牧師與傳道人為中心的屬靈結構體。另一方面，這個屬靈的結構體也過度發展成「教會導向」（church-oriented ），而非「國度導向」（Kingdom-oriented）。在上帝國度的事工上，教會的牧師與傳道人不只是「豫定」了要成為「火車頭」、或「蹺蹺板」的中心，更也是一個在永恆意義上的「屬靈的專家」。甚至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只要確實有來自上帝的「聖召」，牧師與傳道人就不可能不是「屬靈的專家」。因而，無論他們是如何的「賢不肖」或「能與不能」，信徒都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環繞著他們，幫助他們、順服他們，甚至是忍受他們與等待他們。難怪！在許多人的診斷下，台灣教會荒涼的原因竟是「群羊流離失所，沒有牧人。」而當前台灣教會與神學院的緊急任務，就是呼召更多的全職事奉者成為工人了。
聖工與聖召的真諦
我們不禁要問，「聖工」與「聖召」的真諦到底是如何呢？按照路德與喀爾文的體會，一個教師若是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當作是一種信仰見証，那麼他就已經是在作「聖工」了。而一個商人若是將他的職業當作信仰的考驗，或者他確有一個單純的心志要為上帝賺錢，那麼，他所領受的召喚就是百分之百的「聖職」了。同樣的，一個參與政治或是投身於其它「文化使命」的人，若是所言所行都為了要彰顯上帝的慈愛與公義，並且他們照著上帝的旨意、靠著上帝的恩典與能力，那麼，這些「聖徒」就都領受了「聖召」、也都是不折不扣的「神的僕人」了。
雖然上帝也藉著人類的制度來工作，但嚴格的來說，從新約神學而言，基督徒的「聖召」並無現時的所謂的「全職」或「帶職」的區別。它們無寧是後來制度的發展結果。事實上，基督徒只有一個「聖召」，就是榮耀與見証上帝。而依照筆者個人的詮釋，它又有兩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所謂的「大使命」，就是領人歸主、廣傳福音與靈命造就。這是所有基督徒責無旁貸的「基要的呼召」（the Fundamental Calling）。任何一個只要是清楚重生得救的信徒，都無可例外的要努力於領人歸主、廣傳福音與靈命造就。
至於第二個部分則是屬於「文化使命」的「個別的呼召」（particular callings）。它可能就是我們所從事的職務與事業 ，也可能是職業以外的其它有負擔與使命感的專業與工作。這種「個別的呼召」同樣也是每一個信徒都必需面對的，即使是牧師與傳道人也不能豁免於在「文化使命」上的尋求與實踐。只是上帝對每一個信徒的呼召內涵是有所差異的。上帝可能要某些信徒去推動政治與社會改革，但並未將這個呼召給每一個信徒。而對於另一些信徒來說，上帝的「個別的呼召」卻可能是去從事教育、諮商、學術、傳播、藝術、環保或是經商。也就是說，這樣的「個別的呼召」是容許差異，可以多元選擇的。以此而論，我們可以得到了一個對「聖工」的新認識。就是當一個人立志在污濁的商場上榮耀神的信實與清潔、或是獻身成為整合信仰與文化的學術尖兵、或是出於上帝的愛而給學生們作額外的課業輔導、或是按著上帝的正義挺身為二二八的冤屈講話、或是像影片「火戰車」中那位努力爭取奧運金牌的準傳教士，雖然這樣的人或許尚未向同事、朋友或學生們分享《屬靈的四個定律》或開查經班與佈道會，他也已經是在作「聖工」了。
耶穌對「聖工」的體會不也是這樣嗎？在〈馬太福音〉的第二五章三五至四○節中，祂清楚的說道，對於那些出於慈愛的救助與關懷的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這裡所謂的「弟兄」並不專指基督徒）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耶穌清楚的明白，現世雖沒有真正的「聖善」，但若是出於憐憫、並為了上帝的榮耀，即使是給最小的弟兄一杯涼水，那就是「聖善」了。
下期待續
本文作者葉仁昌教授任職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作者是衛蘭團契晚堂「生命的需要」專題講員
本文原載於《邁向台灣的神學建構》及作者個人網頁，經作者授權本中心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