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蚕丝尽，与蜡炬泪始干说起
鲁氏认为，“浴入爱河”是一种美妙的、深刻的经验，这种高昂的状态使得我们慷慨、勇敢。
春蚕与蜡炬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表达爱情的时候，是不唱爱国歌曲的，他们表达的方式含蓄、婉约，总是以物、以景寄情。就拿李商隐的律诗作例子吧：“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无题〉)
它写活了情侣离合的心态，真是字字珠玑，感人心弦！中国人写情，最淋漓尽致的就是描写离情的惆怅，所以“恨（憾）”字与“愁（怅）”字，用得比“爱（情）”字要多。在〈暮秋独游曲江〉中，李商隐写道：“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这首诗虽然没有春蚕与蜡炬来得悲壮，但是表达情思却更直接，更真切，也更无奈。
除了婉约以外，古人写情都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倾诉对情人整个人的恋慕，而不是对他所提供的服务，或优点（外在表现）的恋慕。这似乎与好莱坞的文化格格不入，但却是与我们在下文所要讨论的爱观不谋而合！
弗洛伊德与鲁益师都体认，“性”可以带给人极大的满足，也是人类表达最温柔，最诚挚的情感的一种方式。他们也都认爲“性”并不肮脏，是可以公开拿出来讨论的，犯不着脸红心跳。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对性与爱的看法似乎完全相反——这非常贴切地反映了他们迥异的世界观，也与廿世纪的文化景观息息相关。
弗洛伊德对性与爱的看法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欧洲社会意识地压制（Suppression）“性”，把它看作禁忌。再加上个人无意识的抑制（Repression），产生了许多假道学的病态现象。
绝顶聪明的弗氏，当然看出了其中的弊端。他所提出心理分析的理论，高举着“性爱”（Sexuality）的旗帜，自然遭到卫道人士、甚至科学界同仁的攻击了。他的理论虽然漏洞多多，但却是耸人听闻，言人之不敢言。他被奉为鼓励性开放的鼻祖，和性心理的权威。从无神论的世界观出发，弗氏眼中的人是纯生物性的。他把人类一切形式的“爱”，都看作是“性爱”的表现，只不过有些是明显的性（如性交），有些是下意识的性（升华了的）罢了。他认为，“情爱”（Eros）与“毁灭本能”（Destructive Instinct），是人类仅有的两种本能。他并且认为，性爱的冲动（Libido），是人类交往的基本动力（注一）。
弗氏把所有与追求感官满足有关的功能，都称作“性爱”。这倒也干脆。所以“性欲的冲动”（Sexual Impulse），就包括了友情与亲情。许多人认为这是对“性”字的误用，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但是，他把爱与“生殖”（Reproduction）关系连线，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他认为人类的“性生活”始于新生儿，而且逐期发展（注一）。这种学説，当时连医学界都没法接受。
有人认为弗氏有意利用心理分析，败坏传统道德。这种观点其实缺乏证据。弗氏虽然是鼓励性的“谈论”自由（开放），但是他并没有鼓励性放纵的生活方式。他也强调，要教育孩童遵守严格的道德凖则，控制他们的侵略行爲和性冲动。
就如教授饮食的知识一样，他鼓励父母亲用平常心，来教育孩童性知识，并且要在十岁以前“倾囊相授”，减少不健康的好奇心。
性的神秘性，果真能如此消除吗？现在的青少年，显然比五六十年前懂得多，学校也有生动的性教育。那么，是否他们的性心理更平衡呢？果真如此，海夫纳“绅士”型的《花花公子》色情企业，就不至于正正经经地进入文化主流了！
值得一提的是，弗氏虽然鼓励性开放，但无论对自己，或是教导孩子，他都遵照着传统的道德标准。他对女性的看法也非常保守，他认为女人的天地是在家里，不必在外抛头露脸。他甚至认为，夫妇间的性关系是为了要繁殖后代，否则，就是不正常的（Perverted, 注二）。他自己在卅多岁，有了第六个孩子以后，就与妻子停止了性关系。
鲁益师对爱的归类和独见
鲁氏不同意弗氏的爱观，认爲它过分简化。他按照希腊文的用法，把“爱”分爲四类（注三）：亲情（Affection），友情（Friendship），情爱（Eros），和圣爱（Agape）。许多人认为，他不仅给爱下了最深刻的定义，他的洞察力，他的睿智和他的风趣，都带给人们很大的啓示。
亲情（Affection）
这个字源于希腊文Storge 。它的原义是“喜爱，特别是亲子间的爱” ，但也包括兄弟姐妹的爱。它是生物界的通性，这爱并不建筑在对方的优点，或回报上，而且几乎是无条件的。母亲的爱就是其中一种，“他有一张只有母亲能爱的脸”，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爱能牺牲，也常被受方视为当然。有些文化把这种爱，看作是爱的最高表现。因而有人说：“世上最接近上帝的爱就是母爱。”但是鲁氏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鲁氏把爱的性质分作两类：“施予爱”（Gift-love）和“需求爱”（Need-love）。我们常把父母亲的爱，归类于“施予爱”，而孩子对父母亲的爱，则是“需求爱”。
鲁氏认为，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需求”与 “被需求”两者，其实是有相互依存关系的。世上的施予者，不但常“被需要”，也常常有操纵、控制被爱者的欲望，甚至连“自我牺牲”都可能是一种控制的手段。
我则认为，双亲的爱，是幼儿认识自己，建立安全感的基础。幼儿需要从双亲的眼中肯定自己，也需要从父亲和母亲的形象中，对这个世界有健全的认识。这种爱是不可替代的。鲁氏九岁丧母，心灵受到创伤，这就是一个例子。
友情（Friendship）
它源于希腊文Philia。友情是建筑在个别的关系上的。友情没有排斥性，一个人可以有许多朋友。如果说情侣关系是面对面，两个人被对方所吸引，倾诉彼此的爱意，那么，朋友关系是肩并肩，两个人为共同的兴趣所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于彼此的仰慕。
所以，如果一个人希望能交些朋友，就应当去寻找共同兴趣。鲁氏指出，友情不只是同伴之情，更不只是利害关系的结合。友情应当是自愿的，不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所以更富有“灵性”。
可是，朋友的圈子也容易形成私党，促成圈内人的骄傲（优越感），和对圈外人的排斥。这个圈子容易彼此影响，加强共同点。使好的更好，也使坏的更坏。这或许跟孟子所谓益者三友，和损者三友的道理相通。
我认为，在有些文化中，朋友相互依存的关系非常紧密，甚或比家庭关系还深，这其实是不健康的。健康的友情不企图控制对方，不要求意见划一，并且能给对方成长的空间。就是情侣间，若是只有情爱而没有友爱，也是不会快乐的。
情爱（Eros）
伊若斯（Eros）是希腊的爱神，表达的是“浴入爱河”的感情。虽然旧约《雅歌书》中所描写的就是这种爱，但是在鲁氏所提出的四爱中，唯此一爱在圣经上没有对应的单字。
鲁氏认为，情爱包含性爱，但性爱不是情爱，甚至可以有性而无情。他用英国人的幽默説，一个好色的男人，所要的并不是一个女人，女人不过正好是满足他欲望的工具罢了。
鲁氏用罗马的美神维纳斯（Venus）来代表性爱。他呼吁我们不要对维纳斯太过认真，否则会受到伤害。“维纳斯是一个嘲弄人的精灵，不能算作神祗，她喜欢戏弄我们于股掌之上。”
他认为，如果把性看得太严肃（把金赛博士或是Ruth博士的《性经》，当作认真学习的教材），就会失去性生活中轻松、活泼、健康的乐趣。伊若斯应当在“认真的浪漫情调”，和“轻松的游戏”的间奏曲中进行，缺一不可。
真正的情爱，其对象不是性，而是被爱者的全人；所赞叹的，是爱的对象，而不是自己的需求。这是亲密性最真挚的表现，爱侣融为一体，施与受之间几乎已经无法区别。
新约《以弗所书》用基督与教会，来比喻婚姻中夫妻相爱的关系。鲁氏认为，这表明了情爱是圣爱在地上的影子。虽然人类的情爱，无法从自身发出圣爱那种无私、不变的爱，但它仍然是圣爱在人间的一种投影。
上帝的爱是一种完全的投入，他给人类立下了爱的典范，也赋予我们爱的天性。他赐予我们的情爱，让我们体会圣爱的内涵。好像基督以情爱为喻所説：“你要不计代价的爱我，和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位，要爱到好像浪费一般奢侈。” （注三，110页）因为这正是他所作的。爱侣的危机并非是过份崇拜对方，而是把情爱当作偶像。除非情爱受到上帝的约束，否则，当人们把它当作偶像来敬奉时，它就变成了妖精。
鲁氏认为，“浴入爱河”是一种美妙的、深刻的经验，这种高昂的状态使得我们慷慨、勇敢。它也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但能看到所爱的人的美丽，而且能欣赏一切的美，它还是胜过淫念的妙方。可是，“浴入爱河”固然是一件好事，给予人高贵的感觉，但是，感觉是不能持久的。许多的婚外情，就是因为人们继续在追求这种感觉。鲁氏与 Joy Davidman 的恋爱史和短暂的婚姻，是一段非常美丽感人的故事。他曾在《惊喜》书上写到：“在那几年里，我和妻子尽情地相爱 –我们经验每一种样式的爱，没有一处心灵，或是一处身体，没有得到满足的。”所以，她的去世带给他极大的悲痛。或许因爲如此，他对情爱和圣爱才有如此深刻的洞见？
圣爱（Agape, Charity）
激情是不能持久的，它多会逐渐地被一种更深沉，更平和，和更成熟的爱所代替。这种爱不只依靠感觉，更依靠意志。是一种深沉的合一，因着习惯而更为加强。它是从众爱之源的上帝来的。
圣爱是圣经里面对上帝爱的描写，它是一种恒久、无私、牺牲的爱。鲁氏説：“爱是神圣的活力。”这起初的爱，是种“施予爱”，就是在被爱的对象不值得爱（或不可爱）的时候，还能够去爱。
我们所有天然的爱（亲情，友情，情爱），都无法自足。只有当受到圣爱引导时，才能体现出最尊贵的表现。人间的爱并非不好，也非次等。但是需要引导，犹如花园，园中的花树比起野生的并非有什么特出。使得花园特出的，是园丁的修剪，除草，和施肥。这就是圣爱的功用。
有人以为爱上帝与我们天然的爱有冲突，因爲新约説：“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26）
原文“爱我胜过爱”中，所用的其实是“恨”字。鲁氏认为，人在真正懂得，人与神之间的爱之前，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出问题，他已经在恨恶自己的父母、兄弟了。这种人不能因为宣称更爱神而变得靠近上帝。我们不是爱心太多，而是爱心太少。
神学家奥古斯丁，曾因一个好友的去逝而悲伤地説，不要把爱放在上帝以外的地方，因为那些都是暂时的。把爱放在他们身上，至终会让我们不快乐。鲁氏大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希腊哲学的立场，不是圣经的教导。
任何的爱都会使我们容易受伤（Vulnerable），甚至破碎。只有最硬的心，最冷的心，在棺墓里面，才不会受伤。
那种想要保护自己，使得不致于被爱伤害的作法，并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想要逃避因爱而带来的伤害，并不能让我们更靠近上帝。我们应当除去一切盔甲，去承受伤害，并把伤害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的心因此而破碎，如果这是上帝所定的路，那么，就让它破碎吧！可是，圣经为什么要用“恨”字呢？其实这种对比的用法，在圣经上多次出现。当耶稣对使徒彼得説：“撒但，退我后面去罢。”他并不是骂彼得是魔鬼，他是在拒绝一个建议，一个是所爱的人因受到魔鬼误导，而发出的建议。
同样地，圣经説：“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马太福音》6：24）明显地，这不是在表明感情上的好恶，而是在表达在为谁效力。
又有一处説：“耶和华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玛拉基书》1：2-3）从旧约的记载我们知道，以扫的日子比雅各好过得多，雅各倒是受尽了失望、痛苦、折磨、流浪，和丧亲之痛。圣经所讲的是，雅各承受了更高的呼召，成为上帝救赎计划的参与者。
鲁氏进一步解释説，虽然在人的天然爱中，包含了“施予爱”和“需求爱”两种，但是人间的“施予爱”，与上帝的“施予爱”，有本质上的不同。人间的爱是有限的，总是倾向于施予者所能的，所偏好的，或是符合他个人构想的。
但是从上帝来的“施予爱”，能够完全站在被爱者的最高利益上。上帝的爱不但施予在所有人身上，还有能力改变人，使人成为更能够接纳，也更能够施予爱的人。能永存到天上的爱，就只有这种（从神来的）。
给我们的啓示
在今天这个“性”趣高涨的世代，但愿我们能以历史的视角，体会一下两性文化。弗氏与鲁氏，正好给了我们鲜明的对照。
Nicoli教授，在研究哈佛大学的学生时发现，人们对性的追求，常常是因为缺乏归属感，并要填补内心的空虚。因为他们渴求亲密的关系，性的追求就是他们的挣扎。然而，弗氏却认为，性冲动是人类生活的动力，这岂不是舍本逐末吗？
弗氏与鲁氏同样认为，人类应当控制性冲动，但是他们的出发点相差很远。弗氏认为，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文明必得约束个人的性冲动。因此，个人会感到不满足，不快乐。
鲁氏却认为，道德律是从造物主来的，这位造物主爱我们，也希望我们快乐。神就是爱，但爱不等于神。我们若是能够遵循这个道德律，就能更有效地去爱，也会更快乐。
从个人生活来看，鼓吹性开放的弗氏是一个寡欲的人，而懂得爱的鲁氏，晚年享受了婚姻中极大的乐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
弗氏观察到，在所有人的组织（家庭、公司、机构、教会）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达到该团体的目的，而是如何处理个人间的敌意和矛盾。Nicoli教授指出，终其一生，弗氏对人性的观感非常负面，也常与好友翻脸，总是认为别人亏负他，友情亦不能长久。鲁氏在改变前，也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但是有了信仰以后，他变得非常随和，容易亲近，而且真心关切别人的需要。这又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人是有情的，人类的文明中，充满了对爱的礼赞，这个世界也因爱而更美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人类的丑陋，爲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利益，而彼此相吞，甚至不惜伤害至亲。这个世界又充满了为爱带来的苦恼。
这説明了，人粗糙的本性中，有天使般的美丽，也有魔鬼般的丑恶。人的心是残缺的，是一块迫切需要受到雕琢的璞玉。那么，谁能是那位有情的匠人呢？
这个世上的爱观，是“你若替我搔痒，我就替你搔痒“，是“只要你改变，一切都美好”，是“你今天为我做了些什麽好事”，是“我比你做得多”……这种爱观能够提升我们吗？鲁氏所提出以上帝的爱为主导的爱观，才能让我们认识到爱的真谛。
如果李商隐也能跨越时空的限制，在残缺、愁怅的后面，看到有一片有情天，在照顾着远方的爱人，他的诗境或许能够突破哀怨的窠臼，而有“千里共婵娟”的气概？
注：
- Sigmund Freud: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这是弗氏在世最后一年所着。
- 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 Nicholi教授在哈佛大学教授此课凡 卅余年，备受学生欢迎。
- 鲁益师，“The Four Loves”, A Harvest Book, 1960.
转载自《海外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