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造化弄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苦难的民族，人们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摆布，用宿命观来安慰自己。若是命途多舛，或是受人欺负，那是命不好。既然造化弄人，天意如此，也就只好忍受了。
古希腊人却不是这样。希腊神话中有许多悲剧英雄，他们受尽迫害与屈辱，却还保持着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慨。对古希腊人而言，苦难是人生必经之途，无损于人的尊严，因而很少去怨天尤人。例如苏格拉底和季诺（Zeno，斯多亚派创始人），都能够忠于自己的理念去生活，并且能勇敢地面对死亡。
可见，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态度，会大不相同。信仰不同、世界观不同，那么对苦难和死亡的看法就更大相径庭了。
佛洛伊德的见解
佛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虽然名满天下，但他的人生却是坎坷的。三岁时，他最亲的保姆被解雇了，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创伤。从上小学，到大学，到教职，终其一生，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深受欧洲排犹气焰的伤害，处处受到同侪的排斥。不只是在纳粹影响下的维也纳，甚至老年逃到英国，还是受到岐视。岐视带来极大的痛苦，但也坚定了他独立判断的倾向。
不仅如此，在最后十六年中，他受尽了上颚癌的折磨。他最疼爱的女儿和孙子的早逝，更使他痛不欲生。在《战争与死亡的思索》（1914）中他写道：“如果你想忍受生活，那就请你为死亡作预备。”他了解精神病学上的常识：一个人如果要过一个充实的人生，一定要解决生死的问题。否则，人会花费许多的精力去否认死亡，要不然就为死亡的问题所困。
佛氏就是一个深深为死亡问题所困扰的人，他一生都活在忧郁症的阴影下。他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莫名恐惧，常常梦见死亡，而且对之充满各种迷信。
人类所遭遇的痛苦，有些是自然力带来的，像地震，洪水，火灾。他认为上帝（如果存在的话），并没有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去照顾那些善良、无辜的人；有些痛苦，则是他人加给的，例如好人往往吃亏，坏人往往得势，这才是最大的痛苦。因而，他的结论是：人生难熬，我们经常活在焦虑的期待中。
在1928年《一个宗教经验》一文中，他控诉上帝容许恐怖事件发生，他要上帝对此负责。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表现出自己的愤怒和反叛：“我对上帝毫无惧怕，如果我与他面对面，我对他的控诉将远比他对我的控诉要多。”
他坎坷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但是，恰是他的无神论的立场，使得他无处投诉。他在《幻想的将来》（1927）中，对那些持无神论观点的人说：“他们必须向自己承认，自己是完全无助的......他们没有求告的对象......在命运的面前，只有无言的无奈。”他不知道怎样安慰受苦中的人们，只能鼓励他们无奈地认命。
佛氏是个执着的叛逆者。他一生对撒但似乎有着特别的兴趣。他最常引用的书，就是歌德的《浮士德》。他在自己选择安乐死的那天，读的是巴尔札克的《致命的皮肤》。这两个故事的主角都是科学家，因为没有受到重视，缺乏成功，而考虑自杀。两个人都分别走上与撒但立约，出卖灵魂，换取成功的道路。
佛氏在大学时代已经被他基督徒的教授所折服，但是为了获得同侪的接纳，他却坚持了无神论的世界观。他是否也抱着与撒但立约的心情，后人无从得知。但是据哈佛大学的Nicholi教授猜测，佛氏对撒但这样热衷，或许因为撒但代表典型的叛徒，永远不愿向权威低头。如果按着佛氏的理论，上帝是父亲形像正面的投射，那么，撒但就是父亲形像负面的投射了（注一）。
鲁益师的见解
鲁益师(1898~1963，生于爱尔兰，牛津及剑桥大学教授)，也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他九岁丧母，给他打击至大。将近五十年以后，在写自传时，他伤痛犹新：随着母亲的去世，“一切的快乐都从我生命中消失了”。
他还回忆道，孩童与成人，对悲伤的反应非常不同，孩童会变得孤独，无助，与周围的人疏远。的确，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疏远，兄弟两人相依为命。
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他送到寄读学校。他碰到一位苛刻无情的老师，他感到无助，受到拒绝，幼小的心灵受尽了折磨。后来，他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亲身经历了战场的无情。他眼睁睁看见被炸烂的躯体，好像被踩扁的甲虫，还在地上蠕动。他目睹亲密战友的死亡，自己也负了伤。在医院养伤时，他非常孤单、沮丧，常常作噩梦，无法安眠。
在牛津执教的日子当然有苦有乐。或许是因为他的基督教信仰，或许是同侪妒忌他的成就，他居然一直没有获得讲座的席位。直到将近五十五岁，才获得剑桥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讲座教授席位(Chair Professor)。
鲁氏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在六十二岁时失去爱妻乔伊（Joy Davidman）。经过了一年半快乐的婚姻时光，这个打击叫他无法接受。他心中绞痛，失魂落魄，无法与人交谈，所有自我解嘲的能力都丧失了。
他不但每天活在悲痛中，更是每天都意识到自己活在悲痛中。他被巨大的空虚感所震慑、所瘫痪。他形容说：“好像那条腿一再地被砍断，那第一刀不断地刺进胸膛......那只啄食（火神）普罗米修士肝脏的老鹰，每次都下嘴在一块颤抖的新肉上”（注二）。
他不断地呼喊着：“上帝，你在哪里？”他觉得当他最需要上帝的时候，当绝望的时候，那扇门却当着他的面关闭了，而且是从里面上了锁。所留下的只是可怕的寂静。而且，徘徊越久，寂静就越排山倒海。
为什么在顺境时上帝这样可及，但在逆境中他反而不见踪影了呢？有一位好心的朋友提醒他，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也是这样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鲁氏却很直爽地问：“难道这就会使人更容易明白么？”
他体会出，此时最大的危险，倒不是对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而是对他的属性产生怀疑。无法想像，一个全能又全爱的上帝，竟能容许无意义的苦难临到世人。他虽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但痛苦中，他充满了强烈的情绪。他后来承认，这疯子般的情绪，妨碍了他接纳任何安慰。
逐渐地，阳光回到了他的心灵。虽然上帝并没有解答他一切问题，但是他感受到，一种亲切在安静地注视他，好像在告诉他：“平安吧，孩子，你还不能了解。”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困难，是没有把焦点放在上帝身上，而是自己身上。上帝并没有利用苦难试验他的信心，因为上帝了解他，不了解他的是他自己。
因为妻子乔伊的死亡，鲁氏历尽了愤恨、孤单、惧怕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悲痛过程。但最后他说：“为死亡悲痛的过程，是经历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于死亡，鲁氏认为这不是创造的原意，乃是人类堕落的后果。他进一步说，死亡虽然是我们的敌人，它也是上帝用来拯救人类的手段。它是撒但的武器，也是上帝的武器。它是我们最大的耻辱，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他说，耶稣基督为人类的苦难和死亡，而哀叹、流泪，表明了他对这种灾难的厌恶不亚于我们。他的受死，是表明人类历史以外的力量，进入了历史，干预了死亡和邪恶的势力。耶稣经过了死亡，也战胜了死亡的辖制，为人类提供了再生的盼望，提供了能与上帝相交的可能。
因此，鲁氏能够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亡，不但毫无遗憾，而且充满着欢愉和期待。他非常同意摩西对有限人生的体会：“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12)他曾在一封信里写到：“如果我们真正相信我们所说的，如果我们真以为家乡是在人生的彼岸，而生命又是一个寻根的过程，那么我们怎能不盼望它的来到呢？”
苦难与邪恶的来源
好人不一定就有好报，这件事虽然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佛氏总以为这是上帝的错。他并且以为基督教发明魔鬼撒但的观念来替上帝开脱，把一切的邪恶都推到撒但的身上。因为撒但也是上帝造的，所以邪恶是上帝引进来的，他应当负责。
鲁氏却不曾这样想。他认为，第一，这个世界是暂时受到那恶者（撒但）的控制。第二，人类的苦难有五分之四以上是人类自取的，或是彼此相加的，人类不能推卸责任。第三，撒但是堕落后的天使，虽然原本是上帝所造的，但我们不能就如此认为，上帝是邪恶的来源。
鲁氏认为关键在自由意志，只有较高等的存在才有自由意志。但是在尊重这个存在的同时，上帝也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有自由意志就有可能选择堕落。
有人会问，难道上帝不能预先知道后果吗？他当然知道，但他还是认为这个险是值得冒的。没有自由意志，选择善恶就没有意义；没有自由意志，爱与牺牲就没有什么价值，真实对等的关系就不存在。
怎可轻易诘苍天？
这使笔者想到，九一一发生以后，在追思礼拜上，葛培理牧师说，邪恶不是从上帝来的，在基督教的观念中，邪恶的来源是一个奥秘。人类如果傲慢到，以为人类可以用理性解释一切奥秘，这种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再追问下去，我们“公正”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公正”的尺度，又是绝对公正可靠吗？我们判断的时候，往往并没有掌握全面的资讯。我们的智慧又有限，我们怎能轻易地责问苍天呢？
这就是《约伯记》（38-42章）中，上帝与约伯的对话。从这段对话里，人们不但可以认识了人类的渺小，更看见了上帝对人类主权与抉择的尊重。但是，人总以为自己可以比上帝做得更好，就像一个属下，还没有对公司业务全盘了解，就认为上司做得不对。其实为了商业伦理，上司有许多资讯是不能公开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其实就是人类最大的困难。我们是应该感谢上帝的大度，还是嘲笑人类的愚蠢呢？
《约伯记》可能没有完全解决“公正”的问题。《诗篇》73篇描述作者，因世道不公（坏人享平安，好人遭患难）而愤慨：“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但他终于体会：“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诗人这是说，第一，作恶的人外面风光，内心可能充满惊恐、不安，并不好受。第二，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第三，人生不仅有此岸，还有彼岸，不可仅看此岸。第四，如果好人一律得好报，坏人一律得坏报，那做好事就没有什么可贵，因为不过是有利可图罢了。
诗人的总结是：“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诗篇》中常劝人，不要因他人作恶心怀不平，因为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认识造他的主，也唯有清心的人才能够看见，自己也是残缺的。他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也能坦然地“冷对千夫指”，能够谦和，不会“横眉”地自以为是（以上皆取自鲁迅诗句）。
苦难可是必要的？
苦难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意义。受苦中的人可能很难同意，苦难是有意义的。但是连小学生都承认，良药苦口，甚至做功课不看电视有时都是合理的。古圣人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就是勉励受苦的人说，不久就有大任了，这个苦是值得的。
苦难能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能更珍惜所拥有的，能更体会他人的痛苦。苦难甚至能更刺激人的潜能，发出明亮的光辉（如，海伦•凯勒、杏林子）。
圣经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受苦，特别是为主受苦，似乎是基督徒的徽章，自古皆然：“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希伯来书》10：33）
更不可思议的是，圣经上竟然形容那些受到逼迫的门徒，“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使徒行传》5：41）。并且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罗马书》12：14）可见，在上帝的心目中，受苦是有意义的。
不但如此，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上帝对人类的拯救，也是透过他自己的受苦与牺牲完成的。他也利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清心相信的人。可见，苦难在上帝的心意中更是有着极崇高的地位。
对受苦的人，上帝的无言并不表示他不了解，也不表示他不关心，他或许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如当年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一样，他后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创世记》50：20）。只有清心的人才能聆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在苦难中体会到“神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腓立比书》4：7修正译法），成为塑造品格的力量。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找到正面的意义的。就算它对别人有意义，但是对当事人而言合理吗？公平吗？笔者大学时代读到妥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讲到土耳其士兵把婴孩用力摔在石头上，以致那婴儿惨死，这幕景色至今犹新。请问，这合理吗？必要吗？婴儿的父母能够找到任何的意义吗？
在人类的悲喜剧中，充满了荒谬的现象。我们可以像鲁迅或其笔下的小人物，把一切不幸都归诸吃人的礼教，或是无情的命运。我们也可以像希腊神话中的薛西弗斯，不屈服地，不断地，也毫无意义地，把不断滚落的石头再推向山顶。
我们更可以像那些信心的勇士，知道荒谬不是故事的结尾，后面还有一位有情的上帝。他们知道人生有涯，他们不咒诅黑暗，更能够超越伤痕，超越烙印。人生的可贵，不就在于用生命战胜死亡，用爱心胜过仇恨，在黑暗中唱出夜莺之歌吗？
最近读到台湾美丽岛事件中人物林义雄之女林奂均的故事（注三），她经过长期仇恨的煎熬，后来皈依基督。靠着上帝的力量，她终于能够从心底饶恕那杀了她家人和要杀她的凶手。这是生命吞灭死亡，爱心战胜仇恨的活生生见证。实愿在这个戾气充塞的社会里，能见到更多的爱心，和更多的宽容忍耐。
佛氏认为一切科学之外的知识都是幻想，鲁氏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真理都在上帝里面。你认为，当面临人生苦难的问题时，谁的世界观更能鼓励你有勇气生存？谁的信仰更能带来人类的和平相处呢？
注：
一 Nicholi, Armand M., Jr., "The Question of God, C. 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he Free Press, 2002.
二 鲁益师：“A Grief Observed", 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61.
三 郑一青：〈在人生转弯处微笑〉，《天下杂志》287期，2003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