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事情过后才能看清楚
一向没有进出电影院的习惯，搭长途客运车时，免费看了些电影，有的搞笑，也有深刻些的。
某部片子，纪录半个世纪前，国民党、共产党激战的故事。片中年轻老师演讲结尾，魅力无穷地喊道：「希望在哪里？只有『红军』！」群众一片欢呼。镜头转到台下一个女学生，景仰地望着台上，然后跑向准备离开的演讲者。
一个运动要成功，需要群众，也需要知识份子。
那些人是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学者告诉我们，最早的知识份子中，代表人物之一是戊戌变法中殉难的谭嗣同。从那时起，一百一十年来（1898~2008），不间断地有知识份子关怀，并介入国家政治。
结果呢？「历史……变迁的后果，往往未能符合他们献身运动时所希望达成的目的，甚至适得其反。」（注1）林毓生说，「非知识份子的痛苦，建立在知识份子对政治关怀的前提上。」（注2）
■ 血性之士在哪一侧？
当过国民政府少将官阶的徐复观，后来转往学术界，曾任教东海大学。徐氏到过山西太行山校阅游击部队，对共产党人有第一手的认知，他观察到：「共产党对老百姓搜刮得太厉害，中国的老百姓吃不消。」
即使有此认知，徐复观仍未口出恶言：「我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是一回事，但现在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不知道……。偶尔写到，我也是说，我们这一代的良心血性之士，多半在共产党内。……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做法我不赞成，以斗争为主的做法过火了，但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是爱国主义者，我对于他们的理想，对于他们的爱国精神……，完全承认，内心很佩服。」（注3）
■ 为什么伟大的理想会出事？
林毓生用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有关政治行为的两种观点：「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来说明：
「在政治上，主张激进的人所持的观点往往是『意图伦理』式的；……他最大的责任是保持他意图的纯真，而不是考虑行为的后果。……对这种人而言，只要意图是对的，他的行为就是对的，结果如何，他不负责。
「（而）根据『责任伦理』观点行事的人，觉得政治上只能渐进，只有渐进才能得到实在的效果。……他认为他在政治上的决定与行为的后果，只要能够预想得到，他便要自己承担起来，并不要转移到别人的肩头上。
「……以『意图伦理』的观点从政的人，假定……只要（有）诚意，便会产生良好的秩序。然而，在经验世界中，却有一种与此『意图伦理』关系至为密切、但态度正好相反的看法与行为：它认为只要目的纯正伟大，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以为目的愈伟大，愈可不择手段。它认为为了使世界变得永远美好无缺，为了使一切不道德与不公正的手段都再没有使用的可能，他有理由最后使用一次极不道德、极不公正的手段，以达成这个伟大的目标。」（注4）
■ 历史为什么不伸手干预？
中国知识份子的主流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向「左」移动。林毓生认为五四运动过度激烈的反传统，激烈到全盘化的程度，造成意识形态真空，知识份子在危机中，急切寻求一种能够提供解答的强势意识形态。「中（国）式马列主义满足了他们这一需要。他们信服之后，从他们主观上来看，……是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注5）
难道历史挡不住洪流？「在五四时期与后五四时期中国的历史条件中，没有多少资源来抗拒……马列毛氏的共产党革命运动所声称的，它具有真实地解决中国问题的本领；尤其当此一声称以高度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注6）
乌托邦主义提议的远景很有吸引力，「『主义』愈理想化、激进化，便……愈能动员群众。革命领导人便愈有声望与权力，（于是）愈自我膨胀、自以为是（换句话说，便愈容易腐化，愈易滥权），也愈可对自己的政治行为不负政治责任。」（注7）
「不负政治责任」一共六个字；代价呢？毛泽东1958~60年推动「大跃进」，直接导致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1959~61「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中国人，最保守估计两千七百万人。当时没有天灾，饥荒的基本原因是政府推动错误政策。（注8）
■ 基督徒要负多少责任？
1945~48年担任「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总干事的赵君影，事隔30年之后，承认当年「所带领的学联会不关心国家、政治、社会、文化是错的，轻忽神学也是错的。」虽然他仍然认为「只有基要派信仰才能带动复兴。」（注9）
当年局势之复杂，可以从艾得理的回忆略知一二：「国共两党都积极拉拢学生团体，而学联会不愿靠拢中共，又怕国民党干涉，于是主张政教分离，不介入政治……，反招致国共双方疑忌。自由派人士公开指控学联会是国府反革命的工具，国民政府则认为他们是共产党的庇护所。」（注10）
历史能给我们智慧的光芒？陈之藩翻译了富兰克林1787年的一篇演讲词，这场演说是在美国制宪会议上发表给各州代表听的：
「……我承认目前我对于宪法的一些部分不同意，但我不确定未来永不同意。因为活得够久了，有过许多次这样的经验：由于更佳的资料出现，或更缜密的考虑涌至，不得不改变已有的看法。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话题上，我曾认为『对』的而竟然成了『错』的。所以年纪愈大，愈倾向于怀疑我自己对于他人之意见所做的判断。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同意这部宪法，包括它的所有缺点――如果有缺点的话。……我也怀疑我们再开其他的会是否能制定一部更佳的宪法，因为，你集合了许多人，利用他们的集体智慧，也就无可避免的集合了这些人所有的偏见，他们所有的激情，他们的错误主张、他们的地方利益、他们的自私看法。」
陈之藩评论道：「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是低调的，是妥协的。而行宪才是认真与不苟的。」（注11）
基督徒对政治要负多少责任？比较容易回答的是：作为「组织」的基督教团体和作为「组织」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确不该靠得太近――不要想去利用，也不要天真的被利用，「政教分离」指的应是这点。至于「政治」，每一个人都不该袖手旁观，是奥古斯丁说的吧：「基督徒既然是天上的国民，就应该是一流的公民。」
只是，在参与和关怀的同时，还是得谦逊地承认，事情发生前，没有多少人能预料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注1，林毓生，〈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之思想特色〉，页13，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8.11。
注2，同上，论文发表现场笔记。
注3，徐复观，〈受访记录〉，载《知识份子与中国》（李怡编），页38，远流出版公司，1989。
注4，林毓生，〈如何做个政治家？〉，载《思想与人物》，页405-6，联经出版公司，1983。
注5，林毓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马列主义及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页139，载《新史学》六卷三期，1995.9。
注6，同注1，页20。
注7，同注1，页21。
注8，同注5，页135。
注9，赵君影，《漫谈五十年来中国的教会与政治》，页8，转引自郭明璋，《耕耘青春》，页49，校园出版社，2007。
注10，郭明璋，《耕耘青春》，页66-67，校园出版社，2007。
注11，陈之藩，〈智慧与偏见〉，2005.5.28联合报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