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弥施诃」到「基督」
大家都知道「基督」一词来自新约希腊文Christós一字，这个称号在新约共出现五百二十九次，可谓高频率的用词，绝大多数用于保罗书信和其他书信中，反而福音书使用的次数只占一成。
Christós是从希腊文动词chriō衍生而来，具有「膏抹」之意，根据旧约记载，古时犹太人有膏抹一个人的仪式风俗，作为把人分别为圣，委以重任，例如立他为王，或封他为祭司、先知等。新约Christós一词原来是要翻译旧约希伯来文「弥赛亚」（מָשִׁיחַ [Māšiyaḥ]），具有「被膏者」的意思，可以说是一个称号、头衔。笔者查考七十士译本旧约经文，发现Christós一词早已被用了四十次之多（如果也包括次经经文则共四十七次)，多数出现在利未记、撒母耳记上、下和诗篇，多指被膏抹的祭司、先知和君王，和修本有时翻译作「受膏者」。换句话说，并不是新约的希腊文经文作者们首创Christós这个词来尊称耶稣，而是前车可鉴，他们只是沿用七十士译本的用词传统。
至于Christós这个尊号是甚么时候和怎样音译成今日我们通用的「基督」呢？唐朝景教传教士来华，他们从西域来到当时唐朝大都会长安宣教时，究竟有没有把圣经翻译成当时的古汉语？公元七百八十一年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提及「入内翻经书殿」和「二十四⋯⋯旧法⋯⋯经留二十七部」，另敦煌发现景教经典「尊经」的书目，指的都是圣经各书卷，但可惜没有留下甚么圣经译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了一些基督信仰的用词和教义，例如在第一行就称上帝为「真主阿罗诃」，第四行称从「室女」诞生的基督为「弥施诃」。
因此可以肯定说，唐朝景教在华时称耶稣为「弥施诃」，根本没有类似「基督」的音译。那些来自波斯的景教传教士手上拿着的圣经不是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相信是古敍拉亚语译本，而且可能就是着名的「别西大译本」。「阿罗诃」和「弥施诃」的发音，都像古敍利亚语，属闪语系，与亚兰文和希伯来文非常相近。
既然「基督」一词不能追溯到唐朝景教，究竟这尊称是源自哪裏和何时开始呢？
元、明两朝（十三和十六世纪）罗马教廷虽然派传教士来华，但没有留下圣经译本，因为当时大公教会礼仪只用拉丁文武加大译本圣经，不重视把圣经翻译成地方语言。我们只略知有十七世纪末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宣教士白日升神父（Jean Basset, 1662-1707）和十八世纪耶稣会贺清泰神父（Louis de Poirot, 1735-1813）两人，他们各自翻译新约和差不多全本圣经，但这都是个人译作，未被教会公认采纳和出版。
马礼逊一八零七年来华之前已开始学习中文和翻译圣经，并到大英博物馆参考白日升的新约译稿。马氏一八二三年推出的「神天圣书」译本，把希腊文Christós一词音译作「基利士督」四个音节。无巧不成话，白日升个人翻译新约（只至希伯来书）手稿显示他根据拉丁文武加大经文翻译，曾把拉丁文Christus音译作「基利斯督」，也曾简译为「基督」。「基利士督」和「基利斯督」两个译名相近，只差一字，可以推断马礼逊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自白日升的译词「基利斯督」。
马礼逊把Christós一词音译作「基利士督」，相信主要还是按华南方言的发音而翻译，因为「基」一字的官话发音“ji”不符合原文希腊文Christós或英文Christ一词开首的音素/k/，反而符合方言粤语所发的“kei”音。假如要符合官话发音，词首大可采用「科」、「克」、「柯」，或「卡」字。第三个字「士」也必定是按方言如粤语所发的“si”音而采用，不能按官话的“shi”音，否则符合官话发音的就应采用例如「斯」、「思」或「司」之类的字。「基利士督」用官话（即今日的普通话）发音是“jilishidu”，这跟希腊文Christós相差挺远。
一八三八年传教士麦斯都、郭实腊和裨治文推出的另一个译本（曾为太平天国的人采用）时，就采纳简译「基督」；一八五五年问世的着名「委办译本」也沿用简化了的「基督」译名。归根结底，「基督」这个简化译名可追溯到马礼逊的「基利士督」，而马氏翻译灵感主要来自白日升神父的译稿。然而，一个源自天主教神父手稿的译词所衍生的「基督教」，其所表达的涵义却剔除了「天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