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仁昌 2001.11.18

基督徒经常犯一个错误，

就是对于那些没有清楚圣经教导的议题，

也抱持着如同基要福音般的毫不妥协态度。

圣经虽是我们权威的基础，

却也是我们权威的限度。

基督徒相信圣经所谈论的一切都是权威的；

但圣经却不谈论一切。

对于那些不是清楚启示或上帝旨意的事物，

谁胆敢宣称自己有认知的权威？

如果上帝都「没说话」，

那么基督徒就不应该「说大话」。

 

 

圣经中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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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中的政治观？」，对于关心政治的基督徒而言，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却也是一个有问题的「问题」。当我们愈是讨论所谓的「圣经中的政治观」时，往往会愈讨论愈是心虚。因为，虽是翻遍了圣经，似乎也建构不出一套「圣经中的政治观」来。这是我们的不才与欠学呢？或是有其它的原因？

　　或许，我们可以很严肃的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圣经中有没有一种所谓的「政治观」？如果我们说没有，恐怕很多基督徒在心理上无法接受。不过，如果「观」这个字指的是有系统的、整体的看法，那么，实在是没有所谓的「圣经中的政治观」。

圣经是一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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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许多教会人士经常说道，「圣经是一切的答案」。然而，圣经却不谈论一切。譬如，圣经不谈论环保与核能的问题，圣经也不谈论海峡两岸的统独问题。不只是这些具体政策的争论，就算是原则性的问题，譬如，圣经是主张开明专制抑大众民主呢？资本经济抑社会主义呢？顺服政权抑革命反抗呢？即使在专业的圣经学者中也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必需承认，圣经到底是一本以灵魂救赎为主旨的着作。而不是一本专门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或是科学等的教科书。

　　对于灵魂的救赎，圣经的教导是完整的，一句话都不能减少，也一句话都不能增加。然而，对于政治，或是其它诸如经济、科学、环保、女权等的领域，圣经却只有零星的、间接的与隐涵的教导、榜样或例证。而这些零星的、间接的与隐涵的教导、榜样或例证，并不足以构成一套完整而有系统的「圣经中的政治观」。

双重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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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一个基本难题；而且这个难题带来了双重的困扰。一方面，因为圣经对它们只有零星的、间接的与隐涵的教导、榜样或例证，导致许多基督徒自然的忽略了它们，甚至发展出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反动态度。这不正是台湾福音派与灵恩派中的普遍现象吗？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圣经对它们只有零星的、间接的与隐涵的教导、榜样或例证，以至于基督徒在这些问题的思考上反而有更大的想像空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立场纷纭、莫衷一是了。譬如说，一个基督徒可以根据圣经中的罪观神学以及创造论，来提倡民主人权､反抗专制。但同时另一基督徒却也可以搬出保罗，宣称「君权神授」，不容抗拒与侵犯。再譬如，如果按照喀尔文教派的看法，财富是上帝给勤劳者的奖赏，因而私有财产制度、甚至资本主义经济都是可以支持及肯定的了。然而，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家却也可以根据初期教会凡物公用的历史而来主张共产主义。

近代西教士的战争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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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诸近代中国的教会史，正为这种情形作了最佳的注解。譬如，在晚清时期的许多西教士眼中，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发动的战争，就被诠释为上帝的伟大福音计划的一部份。因为他们眼见中国社会的各种民间信仰、以及对基督教的顽强排斥，很自然的就将中国当作是撒旦的首要堡垒与「敌基督」的最大国度。而列强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是上帝用来打击魔鬼的刀剑了。着名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就说道：

　　　　我们不怀疑那位说他带刀剑来到地上的已经来了，我们

　　　　不怀疑上帝众仇敌的迅速瓦解以及他自己国度的建立。他要

　　　　搅动、再搅动（中国），直到他树立起和平之君。

　　在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时，卫三畏继续指出，英国的攻击「大为强化了一个盼望，即上帝正预备在中国人当中有力地作工。」他相信此一斗争将为传教士们「松开土壤」，以便「撒种」。西教士萧克（Henristta Shuck），甚至将英国的海军「当作是上主直接的工具，用以清除阻碍圣神真理前进的垃圾。」另一位极力督促列强干预中国（包括占领台湾）的美国传教士领袖伯驾（Peter Parker），在鸦片战争后也曾说道，

　　　　回顾事情目前的状况，我勉强自己不将它只视为一件鸦 　　　　片或英国的事务；而是上主伟大的计画，他使人的邪恶来促

　　　　成他对中国的慈爱目的，打破她孤高排拒的城墙。

　　固然战争带给中国的是悲惨的灾害，但是，借用喀尔文的话来说，或许正是「上帝对世人的忿怒所施的审判」。这个审判当然是痛楚的，但与永生之乐比较起来，它却是短暂而必要的。因此，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说道，「战争是对中国伟大祝福的一个泉源。它是可畏的惩罚，但中国需要它，而且将会因它而更好。」以此而言，这些西教士相信，列强打开中国的门户，不能不说是上帝的一项祝福与礼物。而且，这项祝福与礼物是双重的，中西方都同蒙其惠。西方人终于可以偿还所欠中国人的「福音的债」，这个「福音的债」是上帝给「白种人的负担」。而中国人呢？则是得到上帝的福音，脱离悖逆的生活。

下期待续

本文作者叶仁昌教授任职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是卫兰团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专题讲员
本文原载于《迈向台湾的神学建构》及作者个人网页，经作者授权本中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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