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仁昌 2001.12.02

无产阶级革命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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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譬如五四以后到北伐统一的期间，中国的许多教会领袖竟都将耶稣诠释为一个「革命家」，为了是因应当时的国家主义浪潮。而其中最有趣的是将耶稣描绘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说耶稣也「受统治阶级奴役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经济的掠夺。」「他的家庭完全是贫困的小工人的家庭」，「他没有财产，无从收房租得利息，他没有富亲，无从享受每年额定的收入。」「只有贫穷的人配做耶稣的门徒，只有贫穷的人敢和耶稣同受冻馁，同暴风尘。」而一位林汉达还作了一首诗来描绘耶稣的无产阶级特性。诗中说道，

　　　　无产阶级的耶稣哟，

　　　　你为何生在马槽里？

　　　　一睁眼，就是破的窗，败的壁，

　　　　风雨怎庇？大雪何处避？

　　　　驴马的生活你先尝，

　　　　奴隶的痛苦你留意。

　　　　狐狸有洞，飞鸟有巢，

　　　　你竟无枕首之地。

　　　　你为何受冻受饿，将名利丢弃？

　　　　临死衣服被人剥夺，

　　　　安葬的还是别人的坟地！

　　　　……

　　　　你竖起十字架奋臂，

　　　　将特权阶级打倒，

　　　　揩尽贫民的眼泪！

　　他们甚至还引用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到民间去」的主张，来批评基督教青年会以及西方传教士所作的社会服务。在他们看来，福音并不能只偏重精神生活，而不注重农工的现实问题。否则，就不是耶稣的道成肉身，而只是演了一幕戏。王治心因而说道，「『到民间去』是以改造群众生活为前提，要改造群众的生活，必须亲身加入到无产阶级的群众之中，与他们共同生活。」

信仰与教会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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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的这一段教会史实在是发人深省的。我们忍不住要问，到底「耶稣是谁？」很显然的，这些对耶稣世俗角色的解释，并不能说是圣经的必然推演与逻辑，而多是周遭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及信徒自己的偏好。政治神学因而面临了两个重大的挑战。第一，是该如何超越它所难以避免的诠释危机，以展现基督信仰与教会的主体性呢？

　　基督教与世俗思想，几乎可以说有一个永远的区别，那就是在考察世界时彼此不同的历史向度。基督教相信，支配历史发展的不只是历史或自然的内在因素，更包括了历史与自然以外的超越因素。而人的意义也并不只是存在于与家庭、社会或国家的关系中，更存在于一层与永恒与上帝的关系之中。因此，无论是现世的建构、或是对现世的批判，基督教相信，都不能从现世历史与自然中找到最终的合理根据；相反地，它们必需改以「超越的向度」（transcendental dimension）。否则，一切的建构与批判就将只是「瞎子领瞎子」的悲剧。

　　而这种「超越的向度」，正就是信仰与教会在「文化使命」上展现其主体性的真正基础了。基督徒的参与政治因而并不是在既有的政治势力或意识形态中选一个来认同；更不是要为既有的政治势力或意识形态提供宗教或神学基础。但如果我们分析台湾国、台语教会两大阵营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却会发现双方几乎都是先有了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而后再据以来寻找圣经基础的。这样的「政治神学」无可避免的经常只是反映了各自周遭的意识形态､以及信徒或教会自己的预设立场。它们当然缺乏基督信仰在凡俗世界的超越性，而教会也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失去了主体性。

　　就以国语系统的教会圈来说。台湾从五○年代以来的白色恐怖、万年国会､党禁､报禁､早住民、雏妓、劳工等等的问题，国语系统的教会圈就几乎从来没有一句正义之言；不只没有，还跟着歌功颂德。更悲哀的是，还在国民党的主导下去打击政治立场不同的长老会弟兄。而属于台语系统的长老会又如何呢？他们固然在台湾历史上扮演着令人敬佩的抗议角色。然而，笔者却经常在怀疑，他们在基督徒的政治伦理上到底带给了党外势力多少正面的影响？相对于民进党的理念与具体行为，他们又展现了多少基督信仰的超越性与教会的主体性呢？

赵紫宸对教会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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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二○年代教会参与政治的热潮中，赵紫宸就曾经特别提醒教会不可以做「政府的留声机器」，失却了「审判是非，鼓励正谊，反抗罪恶」的主体性，沦为「政党或政府的走狗」。他还说道，

　　　　教会绝对的不应当加入任何政党，绝对的不应当跟着呼

　　　　叫「革命」的人嚷「革命」，跟着高唱「三民主义」的人说

　　　　耶稣也讲「三民主义」，跟着谈党化教育的人乱闹党化教育

　　　　。教会是超乎政党的机关，……政府不良，有罪恶；她就要

　　　　责备，不当原谅。政府为善，有良政治，她就当称许激励，

　　　　求上帝佑护。国家与他国开衅的时候，她只能求上帝饶恕交

　　　　战国的罪恶，……若教会处于武力之下，伏于刀俎之上，她

　　　　虽不能发言持论，她还当守持正谊，明示原则，而流泪祈祷。

　　赵紫宸的这番话实在是鞭辟入里、令人为之动容的。但这种坚持教会主体性的立场经常反而不讨好。在当时就有不少基督教领袖，积极的期望基督教投身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譬如刘廷芳就有一个类比。他说道，

　　　　（孙中山先生）自觉被上帝召唤此正与摩西少年在何烈

　　　　山顶牧羊时从荆棘中闻声应召相同。他创立民国，使四万万

　　　　同胞脱离满清专制的权威，正如摩西引导同胞出埃及。他为

　　　　革命劳碌四十年，又与摩西旷野中引导希伯来人四十年的时

　　　　期相等。摩西领民出埃及，而未能亲入迦南，中山先生今日

　　　　革命的工作只成第一步，而要建设真正民国的志愿，还未达

　　　　到。摩西登尼颇山头，遥望迦南而死。中山先生撒手归去，

　　　　我中华国民流乳与蜜之迦南，还远在前途。尼颇山头的遗嘱

　　　　，与中山先生劝国民努力的遗嘱，实后先相映。同信一主的

　　　　信徒，读先生遗嘱，当撩干眼泪，努力进迦南呵！

　　在这段引文中，刘廷芳几乎将孙中山先生类比为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他还另外作了一首挽联，来论定这一位二十世纪的中国摩西。「少年何烈受灵，领此邦决心出埃及。今日尼颇遗嘱，愿吾民努力进迦南。」很明显地，刘廷芳这里所谓的当「努力进迦南」，指的就是要信徒努力实践国民革命。事实上，透过孙中山先生与摩西的类比，国民革命已经不再是世俗的政客革命，相反地，成为一种由上帝启动、且代表上帝正义的圣战了。从此一诠释取向来看，中国这种政教「合一」的发展实为惊人。一方面，它反映出国民党在社会上的庞大势力，以及宗教界对其国民革命主张的深刻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一些热情的国民党员很努力地企图加以吸纳与整合。

下期待续

本文作者叶仁昌教授任职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是卫兰团契 晚堂「生命的需要」专题讲员
本文原载于《迈向台湾的神学建构》及作者个人网页，经作者授权本中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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