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與依納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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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6世紀的歐洲，處於中古時期，西班牙出現了三位堪稱「大師」級的人物，在教會歷史——甚至中國歷史中，留下璀燦的記號。本文將分享其中一位跟中國牽扯上關係的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另兩位是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1515-1582）與聖約翰十架（St John of the Cross 1542-1591），他們也是非常精彩的人物，只是在此不表。
回顧明代歷史，耶穌會進入中國後，歷經與其他修會捲入「禮儀之爭」的糾紛、被教宗解散、解散約40年後教宗又解除禁令、再度創立的幾番波折。一個修會在解散40年後，還能在灰燼中重生，這跟它的成立、它的使命、它的定位有很密切的關係。
耶穌會的會士，歷來被教宗稱為「依納爵的兒子」。從這樣的暱稱，可知教宗與耶穌會的特別關係：不管與時推移多少個世代，耶穌會仍舊是依納爵成立的那個修會，那個立志成為基督軍旅、同伴的修會。（Society of Jesus的意思是Company of Jesus，與耶穌同伴同心的一夥。）
依納爵與耶穌會的誕生
在耶穌會成立之前，歐洲已有修會——著名修會如Dominican, Franciscan, 前者是preaching friars：在大學、城鎮講學的人；後者則立志一貧如洗，好讓自己完全效法貧窮、捨己的基督。依納爵並不是因為嚮往修會生活而成立修會，他自小並非是一個有宗教傾向的人，反倒嚮往當軍人、立大功、得到淑女（lady）的愛護（你如果有英格蘭的圓桌武士的概念，就比較容易明白。一個武士再英勇，也必須效忠一位lady，她的欣賞，是他在戰場上拼命的動力）。
因為不愛唸書，即使有機會，也不願意浪費時間坐在課室；他年少從軍。30歲因為打仗的緣故，被炮彈傷了腿，從沙場上被救回來。以前的醫生對於骨骼、肌肉、經脈的認識有限，替他把斷了的腿接回，他發高燒，病得幾乎死了，按照天主教給臨終病人行了傅油禮，做了最後的告解，他知道自己將死，也把性命交付給彼得（如果你知道天主教相信天國的大門由彼得管著，你就瞭解為什麼彼得會「出現」在這環節上），沒想到卻活了過來。由於以前的手術技術不好，復原後骨頭突出，不美觀，怎麼再上戰場、怎麼在 lady 面前跳舞？他把心一橫，要求再做一次手術，去掉多餘的肌肉組織和骨骼。那個時代沒有麻醉劑，上戰場的軍人，都是咬牙忍受那種鋸骨、再接駁的痛楚。依納爵的哥哥聽見他要動這可怕的手術，大力反對，但他執意要做。手術完成後，他在家中調養，本來想閱讀那些武士的羅曼史，可是嫂嫂沒有那一類的書，卻找了聖徒傳記給他看。日後他自述早年歷史時，說那個時候有兩本書特別吸引他，其一是《耶穌基督的生命》，其二是《聖徒的簡單故事》。他每天用些時間來思想他讀過的段落，發現每逢如此觀照聖徒的生命，他心靈就會愉快、喜樂。雖然人在床榻上不能動彈，可是心裡卻浮現一種渴望，希望有一天能夠去耶路撒冷、禁食、做一切討上帝喜悅的事。
當依納爵可以下床，在房間內走動時，他便把基督說的話、聖母說的話（請仔細回想，馬利亞曾經說過什麼話？這些其實都很寶貴。「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我的救主為樂……」），用不同顏色的墨水，以漂亮的字體抄在一本本子上。
康復之後，他就離家到羅馬，再去巴勒斯坦朝聖。完成心願之後，他下定決心，回去鄉村裡的小學當學生，跟小學生一起努力學習拉丁文文法的複雜變化。一班像猴子般活潑的小孩裡，摻雜了一個34歲的老學生。但他比其他學生更用功，一路苦讀，絲毫不敢放鬆。1528-1535年期間在巴黎求學，完成他第一與第二個學位，之後再到Dominicans的學院去讀神學，1535年畢業。（題外話：依納爵讀巴黎大學的時候，加爾文也在該校讀書，而且當依納爵十分刻苦要服事主的時候，加爾文尚未把生命交給基督。）
依納爵在巴黎大學的時候，已經開始找志同道合的同伴，把自己寫好的屬靈操練跟他們分享，讓他們跟著去做。那個年代，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十分活躍，不斷跟蹤與調查任何宗教性的活動，依納爵也被跟蹤、抓去問話，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嫌疑。1537年依納爵與同伴一起晉鐸（意思是做了神父）。
1539年春天依納爵與同伴聚集，開始考慮是否要成立一個新的修會，經過幾個月的討論與禱告，他們決定有必要成立新組織。依納爵受委託寫一份材料呈給教宗看，教宗原則上同意。次年教宗發諭令宣佈這個修會的成立與宗旨。
在天主教的體系裏，每個修會的成立，必須有清楚的異象，是上帝的託付，透過教宗的認識與認可，才能夠正式成立。依納爵十分清楚這些，他不是要為自己謀大事，而是非常願意培育一支精兵，讓教會差派。而教會在地上的頭，就是握有傳自聖彼得的教宗，因此，依納爵願意奉獻自己，成立一個組織，效忠教宗，讓教宗差派，任何困難，在所不辭。17、18世紀在中美洲、南美洲各地區的傳教活動，非常有力快速地展開，就是因為耶穌會會士像軍隊裡最精銳的那支部隊被派出去，前仆後繼的湧到偏遠地區，無論多艱難，多孤單，都完全不能攔阻他們服事基督的赤誠。依納爵早就把耶穌會的特性和使命，仔細地訂在耶穌會的會規裡。任何一個加入耶穌會的會士，必須熟讀會規，而受委派的老師，也會詳細講解會規，好讓每一代的新會士，就跟依納爵自己訓練出來的一樣。
話說依納爵的同伴，有些家世很好，可以繼承封建社會中豐厚的祖業，可是他們加入這個修會，要發願——矢志順從（total obedience）、矢志忠貞（total faithfulness，包括了不結婚，完全忠貞於基督）、矢志貧窮（poverty）。這些是一般修會的發願，而耶穌會還多了一個願，就是矢志效忠教宗。
依納爵把耶穌會建立起來，特別重視幾件事。第一是會士的培育，第二是會規的撰寫。他對一個會士的要求嚴格：基礎教育之後，必須有人文教育，繼之以哲學教育，最後是神學教育——這三段加起來就七年。而在開始這個歷程之前，先有兩年的初學院，以兩年來考驗你、檢視你是否適合加入修會。這兩年讓你做卑賤的工作，無論是做清潔工、廚房工、或去服務，看你是否能夠處卑賤，看你是否真心實意的愛別人，看你是否能服從。
依納爵還有自己寫的一套靈修材料，叫「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內容與大綱在此不表），初學生在靈修導師的帶領下學做默想，然後2年內有一次的避靜（英文用retreat這字眼）機會做30天的「神操」（帶「神操」的人需要license，據聞在亞洲服事過、唯一考取帶30天避靜資格的基督徒，是一位英國聖公會牧師的太太荷桂特Joyce Huggett，校園出版社曾經出版她寫的書：《躍入汪洋大海中》和《活出自由》）。如果你不適合走這個奉獻的道路，導師會據實以告，問你是否要退出。在七年讀書之後，還會再做一次30天的「神操」，這是又一次的鑑定，看你是否已經預備好，願意開始展開服事神、服事人的道路。 每一批的耶穌會會士，都是經過這樣的培育過程，每個人都有受委派指導你的靈修導師，你透過導師的帶領，更加深認識你與上帝的關係。這不是一個「你必須怎樣」的說教，而是透過你的默想，顯示你是一個怎樣的人。這裡使詐不得，有經驗的導師，能夠看出你裡面是怎樣的光景，當然，他不是依靠自己，他也是依靠聖靈，因為聖靈體察我們內心別人所不知道的一切。導師不是來拆你的台，而是讓你認識who you are。
依納爵培育了自己親愛的同伴，再一一差派他們出去。第一個階段是，凡主教來信要求，他就把會士派去該地區做信仰的教導，這時期把會士派去義大利南部、北部、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工作，遇到可以培育的人，就讓他們做「神操」。由於他們分佈歐洲許多地方工作，也由於這些會士都幾乎是博士級的人，因此他們去到什麼地方，學校就開到什麼地方。1549年第一個宣教士到國外傳教，目的地是巴西。他也十分殷勤與他們通信，那時沒有電話，所有的信件在海上透過商船來傳遞，依納爵的信保留至今，為數眾多，有些翻譯為英文。他惦念他們，為他們不斷禱告，以信件來不斷勉勵他們為主忠信。
依納爵自1540年起被選為耶穌會第一任的總省長，所以必須留守在羅馬。他用許多時間禱告、考慮，怎麼落筆寫會規，這會規超越我們今天各教會的Mission policy manual，也超越差會的會規，因為是他長期禱告，尋求上帝指引之下所寫的。當我閱讀英文版的Constitution，覺得好像是一部長期用禱告「煲」出來的手冊，每一頁每一行，都是想到日後可能會面對的挑戰，所以先為日後的會士禱告，所以先求問上帝應如何做。這不單是解決問題，更是為了塑造一個修會，讓這個修會的會士蓋上同一個印記――屬於基督、完全奉獻、愈顯主榮（to give greater glory to God――這是每個會士一生要致力於的座右銘）、刻苦耐勞、天天為主而順服長上。
令依納爵很猶豫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耶穌會這個修會，是否要做每個修會都有的經課？每個修會有早課和晚課，按照修會那種服從的方式，若規定要早課，每個人除非病重，否則是一定要參加的。沒有了早課晚課，是否會影響會士的屬靈向度？但是因為設立這個效忠教宗的修會，如果要到遠處傳教，路途坎坷，住在蠻荒野地，請問如何服從早課晚課（做早課包括要守足規定的早課時間，連手錶都沒有，在荒野怎麼知道幾點了 ）？經過斟酌考量，最後他決定這個修會不做一般修會一定有的早課晚課，好讓這修會可以隨時被派遣，不必等到做完早課才可以出發。但他另有取代，就是每天中午12點和傍晚約6點，是自省時間，規定必須做15分鐘，自己一個人做，離群找個安靜地點，在上帝面前自省，過去6小時是否察驗上帝的同在？是否因為忘記上帝同在而隨意說話或做出不恰當的決定？上帝的靈什麼時候擔憂了，而自己卻不覺察？上帝的靈什麼時候引導自己，但因為自己魯鈍，卻沒有感謝祂？
依納爵50歲那年被選舉為總省長，上帝給了他15年時間來培育會士、寫會規，他在這15年也飽受胃病的折磨（相信與他壯年時經常長時間禁食有關）。因為耶穌會的會士在許多地方設立學院，很自然的，後來參加耶穌會的人也多了起來。到1556年依納爵去世的時候，耶穌會會士已經達到1000人。
耶穌會與中國
我們華人教會熟悉的是戴德生創辦的「中國內地會」，而對天主教最大的修會耶穌會認識有限（1965年耶穌會有36000會士），不曉得他們這支精兵的預備、事奉的幅度。有些英文書只為某個領域的耶穌會會士的工作留下記錄，有些涵蓋比較廣，你會發現，原來他們曾經在那麼多方面有深遠的貢獻。
有一本小書叫《耶穌會士在中國》，將許多散佚已久的明代耶穌會工作撰寫出來。上帝愛世人，而被差派的耶穌會，在明代為了在中國傳福音，做了驚人的投資。這些投資，都是以人作為投資的單位。
著名的明代學者徐光啟（光啟出版社就是取自他的名）和李之藻，曾經跟會士學數學，然後翻譯為中文。
明末湯若望神父，在朝廷內深受器重。中文學得很好，把徐光啟翻譯的天文學文章72篇，修訂了之後獻給皇上。後來接續做修訂曆法的工作。當明朝面對攻擊的時候，求助於他，要他製造大炮抵抗滿清軍隊，他推託不願製造戰爭武器，一再解釋他從未學過這些技術，還是無法違抗皇令。不得已，製作出20門大炮，而且非常成功。
滿清入北京，順治皇帝對湯若望神父非常敬愛，經常出入耶穌會會院來拜訪湯神父，坐在湯神父床上與他聊天，當他是祖父一般，請教他對許多事情的看法。後來不斷給他升官到一品。
康熙年代，15年當中從法國來了40位耶穌會會士，主要任務是繪製一幅巨大的詳圖，和其他地理方面的工作，同時監管欽天監的工作。皇帝要這些神父周遊各省，直到邊陲地區，好細心修改當時已有的地圖。這個任務交待下來，花了9年時間，最終將「現代滿清中國全圖」呈獻給皇帝。
康熙皇帝期間，發生禮儀之爭，來自其他省份的教士（屬於別的修會）將意見上呈給教宗，投訴耶穌會會士的做法，因為耶穌會會士許可進教的士大夫繼續進孔廟、敬祀孔子，在他們眼中是很嚴重的行為。可是耶穌會會士自利瑪竇時候，開始從文化進路來接觸士大夫，也明白士大夫如果不能進孔廟，他們也不能再當士大夫了。所以在文化的角度，耶穌會會士許可這些妥協，但別的修會沒有理解各方面因素，就直接告狀，後來教宗來函說不可讓信徒遵循祭孔習俗。這些往來的申訴、信件十分煩人，後來教宗把耶穌會解散了。來自教宗的諭令也送到皇帝手中，康熙見外來教廷竟然干預中國的事，大怒，朱筆一批：「此後不准任何教士到中國傳教，以免招致更多麻煩的事。」
日後到了乾隆皇帝年間，照樣禁教，傳教者判死刑。可是他當皇上期間，所招進來的耶穌會教士比以前更多。譬如乾隆因為打勝高麗、土爾其斯坦（Turkestan）、西藏，然後又宣佈緬甸和安南為進貢國，他要會士為他繪製這些地區的地圖！兩位來自葡萄牙的神父傅作霖和高慎思肩負使命，穿過中亞西亞，由新疆到土耳其，並遠至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地區，把這些都繪製成地圖，獻給皇上。呈上之前，耶穌會士郎世寧給這圖冊飾以中國國畫，令乾隆皇帝十分喜悅，之後委派郎世寧把他一連串的勝利事蹟描繪成冊。
乾隆皇帝後來要求一張長12英尺、寬6英尺的巨型世界地圖，為的是裝飾宮廷之用。傅作霖神父終於將它繪成，但是卻不符合乾隆皇帝所期待的立體式、有雕塑的樣式，無論傅神父怎麼解釋在中國缺乏這些雕塑的工具，乾隆皇帝仍堅持要雕塑的地圖。幸好有一位過去在歐洲從事教育的蔣友仁神父說他可以一試，這位教授照著書本自行鑽研，學習雕製技術、製作工具。待這張世界地圖完成後，乾隆皇帝十分滿意，又交付給蔣友仁神父一個更艱難的任務――把郎世寧繪製的有關乾隆時代征服邊疆的16幅畫都雕製出來！最終，蔣神父均一一完成了。
耶穌會士常給人的印象是「很會讀書的加入耶穌會」。明清皇帝對於耶穌會會士有諸多要求，會讀書是基本要項。而耶穌會會士的學養深厚，的確出類拔萃，除了具備基礎專長領域的底子，常可跨足至其他專業領域，表現不凡。因此，當康熙時代禮儀之爭之際，其他修會會士均被趕逐出境，唯獨耶穌會會士被皇帝留在京城效勞。
20世紀下半葉，有一位耶穌會會士，勞達一神父，工作保持低調，貢獻無可估計。自1949年與其他天主教神父被逐出中國之後，他被派留在香港。他的任務是研究中國，一個人默默耕耘，收聽廣播，看中國報紙，剪報，寫專稿，或者邀請人寫稿，每週出版一份小小的刊物，名叫China News Analysis，每份有幾篇新聞分析，分析那些由電臺、報紙提供的政治、經濟、農業、教育和宗教等課題的新聞。在中國向外封閉的年代，誰知道裡頭發生的事。可是勞神父孜孜不倦的工作，他的「中國新聞分析」30年如一日，成為海內外的重要材料，誰知道大躍進死了那麼多人？他從分析那些誇大的生產指標，就知道其中必有問題，饑荒一定會來！他仔細閱讀、嗅察政治新聞，用的字眼，新聞的版位、拍的照片，分析誰會升上重要位置，誰會在不久的將來被貶。有誰會想到這份「新聞分析」是一個神父單挑負責的？這刊物水平高、精確度高，連中南海也訂了7份，可是這刊物怎麼運作，在他退休之前，幾乎是個謎，因為他非常低調，從不露面，外界最多只知道一個名字，其他細節無可奉告。他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天守著一台陳舊的收音機，30年如一日的收聽各省電臺，中央台消息，不斷地撰寫並彙整資料。這個可怕的工作量，在沒有電腦的年代，顯得特別的驚人。可是許多資料是儲存在腦袋，上回聽到的資料與這回聽到的不同，他就產生疑問，詳細追查。
當勞神父過世的時候，耶穌會按照慣例，印一張白色的小卡，前面是遺照與告別彌撒的日期，後面是會士的遺言。勞神父那張精簡的小卡背頁寫著Pray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who is faithful to the Pope.
結語
我今年參加一個教牧退修會，主題是「宣教神學」。席間一位長老問：「為什麼從宗教改革之後沒有做宣教？為什麼到威廉克理之後，才開始有近代的宣教？」頗令人深思。首先，如果我們不要掩飾曾經發生的事蹟，那麼宗教改革無可迴避一個暴力改革的問題，包括戰爭（譬如改革宗其中一位領袖慈運理，便是在一場戰役中傷重身亡），或者民間的私下暴力行動。改革者過後要如何收拾殘局，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第二，從上文來看，如果我們看到教廷派出去「收復」失地的人，是經過耶穌會培訓的，可想見這個「對抗」歷程的艱難。這些會士去做信仰培育時，他們也順便興辦學校和學院，當一地的教育完全掌握在這些真的是有學有識的神父手上，請問，改革宗如何「進去宣教」？
第三，我們必須正視宗教改革帶來的好處：在天主教內部產生的許多改革、修訂，他們叫Counter Reformation，意即，把體制裏的弊病修正，把腐敗之處重新正視。然後他們就積極向外傳教，派了許多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從上文可知，雖然在中國沒有傳教自由，但耶穌會努力為日後有設教機會鋪路，持續派出非常優秀的天文、數學、水力、農業、鐘錶、繪畫和雕塑等人才。可見，耶穌會的傳教使命並沒有失落。
如果沒有依納爵，我覺得這世界真的少了很多很精彩的事。我非常敬重他在靈修方面的深化，因此把我兒子的英文名取為Ignatius，希望他是與耶穌同行做同伴的人，希望他像依納爵，是一個禱告的人，一生禱告，一生讓上帝引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