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送的金牌
走進樂生療養院，穿過那道以往被視為禁地的圍籬，四周環繞著挖土機框啷框啷的吆喝，彷彿對著百年來盤據在此的病魔發出警告威脅，「快走開！快走開......」
那一趟是為了在教會公報介紹院內的聖望教會前往採訪，也順道拜訪幾位麻風病友。稍具寒意的春風打在因緊張而略為疲憊的臉上，隆隆的機械聲把心臟陣的更為激動了。幾個月來，偶爾往返台灣南北，實習醫生的身分讓樂生的居民們不住地給予令人慚愧的恭維，「以後要當醫生喔？那要回來看我們喔！」
其實他們的病早就都因為醫療的進步而痊癒了，疾病的侵蝕造成的身體殘缺卻成為一生擺脫不去的夢靨。隔離監禁政策也讓他們許多人失去親人，於是終年以院為家。這個座落在迴龍半山腰上的聚落，先後為日本政府與台灣政府管理，即使居民們早已從疾病裡康復，並且在微薄的零用津貼之外，靠著小本生在意療養院裡自給自足；然而因為變更為捷運用地的政策，他們必須被迫搬離生活了幾十年的住屋，在僅允許攜走幾套換洗衣物的規定下，住到新蓋的醫療大樓病房。
那時青年樂生聯盟成立了才三個多月，整個社會還瀰漫在總統大選後的激情裡。中正紀念堂自稱新野百合的人群才剛闌珊地散去，樂生聯盟辦的研討會上，歷史學者忿忿地表示，比起那些靜坐學生，這場留下歷史建築的鬥爭才算是真正的學運吧。
「阿扁總統有來哩！阮擱有和伊照相，恁要看否？」住在矮平房裡的阿婆牙齒已經掉得精光，看到我們卻笑得合不攏嘴，她得意地從斑駁的菜廚抽屜拿出用塑膠袋小心翼翼包好的照片，得意的向我們炫耀，「恁看，得這種病嘛會凍領金牌哩！」阿婆興奮的握住我的手，說以後當了醫生還是要回去看她。
青年樂生聯盟成立的當天，總統剛好前往樂生院與居民共餐兼送「抗癩金牌」，「向抗賴勇士致敬」的旗幟飄揚在院區裡捷運工程搭蓋的水泥道路旁。當時的報紙也趁熱輪番為院民做介紹，一時之間，樂生院才從民眾淡去的記憶裡恢復了鮮明的輪廓。只不過大多人只能跟著政治人物的動向與意見來了解、認同樂生院。無奈加菜金發了，金牌給了，居民還是必須搬離這個原本以為可以長居久安的村落。
其實，在整個人類文明史裡，傳染病院的設置，似乎就註定了這場衛生、安全、人性與道德的種種角力。但是歷史是不斷往前推進的，衛生安全總是佔了上風，即使醫療逐漸進步，病患的生存尊嚴卻總是宿命般的淪為最容易被遺忘的一環。
結核病院如此，麻風病院如此，SARS對我們來說也都記憶猶新。醫學進步後，病人逐漸減少，長期被隔離的病人若沒有原鄉的歸宿，變注定獨唱孤單凋零的終曲。但文明的演進卻總是聲聲高調的，譬如要重視人權，要尊重生命尊嚴，要關懷弱勢；弔詭的是這些道德喊話越是大聲，卻越難抵抗人的私利。所有關於人權的想像，在面對工業化以降資本主義發光發熱，以及政治利益絕對優先時，許多的理想似乎只能被當成遙不可及的信仰；而理想的月不可能實現，竟也弔詭地成就了信仰的不朽。
幾天前電子郵件信箱收到令人振奮的福音，樂生院成為古蹟的目標似乎已經差一步之遙了，卻隨即收到令人無語問蒼天的消息。副總統作為令人景仰的民主前輩，在與樂生院民座談席間，對著院民如此言之咄咄：「國家要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你們付得起嗎？」
當我們仍存在著公平正義的想像，對抗過去的威權體制時，我們還能保有浪漫情懷，夢想公平正義如大水滾滾江河滔滔的湧來。但是殘酷的是，如今我們一心託寄的新政府走馬上任，儘管人權總統的封號喊的響亮，我們仍只能望穿秋水，乾瞪因政治的污泥堵塞而枯竭的歷史之河。
於是我還要想起也是住在樂生院的阿忠伯，他住在山坡上的三合院裡，訪談那天正值總統大選前，那番鑼鼓喧天的氣候。阿忠伯興奮地分享他的政治關懷，雖然幾十年來都住在療養院裡，談起三不三通也是理直氣壯。他在房門插上綠旗，充滿期待地說二二八那天也要來去手牽手護台灣。我盯著他蜷曲變形的手指，心想兩點二十八分那一刻，他要用哪一隻指頭與民眾牽起人牆？他心目中的守護台灣，究竟是要守護什麼？
台灣，一個標榜人權立國的國度，在如今院民的生存條件面臨巨大陷落時，到底又能還給他們什麼呢？作為當年因為醫藥尚未發達而採取地強制隔離政策的犧牲者，他們長年飽受疼痛、恐懼，歧視、孤獨、焦慮之苦，作為換取民眾健康的條件，如今竟還需承擔枉顧社會成本的指責，真是何等蒼涼，情何以堪？當權者可曾知道，所謂的人道，所謂尊重，所謂信任、希望與愛，可曾成為他們心目中必須全心守護的社會成本？
「有人來陪阮講話，阮就真歡喜啊！」住在漁翁舍矮房的阿婆用缺牙漏風的聲音，披哩啪拉地講個不停，像是要宣洩她多年的苦痛一般。而這些「成本」，豈是阿扁總統的一面金牌就能償還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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