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送的金牌
走进乐生疗养院，穿过那道以往被视为禁地的围篱，四周环绕着挖土机框啷框啷的吆喝，彷佛对着百年来盘据在此的病魔发出警告威胁，「快走开！快走开......」
那一趟是为了在教会公报介绍院内的圣望教会前往采访，也顺道拜访几位麻风病友。稍具寒意的春风打在因紧张而略为疲惫的脸上，隆隆的机械声把心脏阵的更为激动了。几个月来，偶尔往返台湾南北，实习医生的身分让乐生的居民们不住地给予令人惭愧的恭维，「以后要当医生喔？那要回来看我们喔！」
其实他们的病早就都因为医疗的进步而痊愈了，疾病的侵蚀造成的身体残缺却成为一生摆脱不去的梦靥。隔离监禁政策也让他们许多人失去亲人，于是终年以院为家。这个座落在回龙半山腰上的聚落，先后为日本政府与台湾政府管理，即使居民们早已从疾病里康复，并且在微薄的零用津贴之外，靠着小本生在意疗养院里自给自足；然而因为变更为捷运用地的政策，他们必须被迫搬离生活了几十年的住屋，在仅允许携走几套换洗衣物的规定下，住到新盖的医疗大楼病房。
那时青年乐生联盟成立了才三个多月，整个社会还弥漫在总统大选后的激情里。中正纪念堂自称新野百合的人群才刚阑珊地散去，乐生联盟办的研讨会上，历史学者忿忿地表示，比起那些静坐学生，这场留下历史建筑的斗争才算是真正的学运吧。
「阿扁总统有来哩！阮搁有和伊照相，恁要看否？」住在矮平房里的阿婆牙齿已经掉得精光，看到我们却笑得合不拢嘴，她得意地从斑驳的菜厨抽屉拿出用塑胶袋小心翼翼包好的照片，得意的向我们炫耀，「恁看，得这种病嘛会冻领金牌哩！」阿婆兴奋的握住我的手，说以后当了医生还是要回去看她。
青年乐生联盟成立的当天，总统刚好前往乐生院与居民共餐兼送「抗癞金牌」，「向抗赖勇士致敬」的旗帜飘扬在院区里捷运工程搭盖的水泥道路旁。当时的报纸也趁热轮番为院民做介绍，一时之间，乐生院才从民众淡去的记忆里恢复了鲜明的轮廓。只不过大多人只能跟着政治人物的动向与意见来了解、认同乐生院。无奈加菜金发了，金牌给了，居民还是必须搬离这个原本以为可以长居久安的村落。
其实，在整个人类文明史里，传染病院的设置，似乎就注定了这场卫生、安全、人性与道德的种种角力。但是历史是不断往前推进的，卫生安全总是占了上风，即使医疗逐渐进步，病患的生存尊严却总是宿命般的沦为最容易被遗忘的一环。
结核病院如此，麻风病院如此，SARS对我们来说也都记忆犹新。医学进步后，病人逐渐减少，长期被隔离的病人若没有原乡的归宿，变注定独唱孤单凋零的终曲。但文明的演进却总是声声高调的，譬如要重视人权，要尊重生命尊严，要关怀弱势；吊诡的是这些道德喊话越是大声，却越难抵抗人的私利。所有关于人权的想像，在面对工业化以降资本主义发光发热，以及政治利益绝对优先时，许多的理想似乎只能被当成遥不可及的信仰；而理想的月不可能实现，竟也吊诡地成就了信仰的不朽。
几天前电子邮件信箱收到令人振奋的福音，乐生院成为古迹的目标似乎已经差一步之遥了，却随即收到令人无语问苍天的消息。副总统作为令人景仰的民主前辈，在与乐生院民座谈席间，对着院民如此言之咄咄：「国家要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你们付得起吗？」
当我们仍存在着公平正义的想像，对抗过去的威权体制时，我们还能保有浪漫情怀，梦想公平正义如大水滚滚江河滔滔的涌来。但是残酷的是，如今我们一心托寄的新政府走马上任，尽管人权总统的封号喊的响亮，我们仍只能望穿秋水，干瞪因政治的污泥堵塞而枯竭的历史之河。
于是我还要想起也是住在乐生院的阿忠伯，他住在山坡上的三合院里，访谈那天正值总统大选前，那番锣鼓喧天的气候。阿忠伯兴奋地分享他的政治关怀，虽然几十年来都住在疗养院里，谈起三不三通也是理直气壮。他在房门插上绿旗，充满期待地说二二八那天也要来去手牵手护台湾。我盯着他蜷曲变形的手指，心想两点二十八分那一刻，他要用哪一只指头与民众牵起人墙？他心目中的守护台湾，究竟是要守护什么？
台湾，一个标榜人权立国的国度，在如今院民的生存条件面临巨大陷落时，到底又能还给他们什么呢？作为当年因为医药尚未发达而采取地强制隔离政策的牺牲者，他们长年饱受疼痛、恐惧，歧视、孤独、焦虑之苦，作为换取民众健康的条件，如今竟还需承担枉顾社会成本的指责，真是何等苍凉，情何以堪？当权者可曾知道，所谓的人道，所谓尊重，所谓信任、希望与爱，可曾成为他们心目中必须全心守护的社会成本？
「有人来陪阮讲话，阮就真欢喜啊！」住在渔翁舍矮房的阿婆用缺牙漏风的声音，披哩啪拉地讲个不停，像是要宣泄她多年的苦痛一般。而这些「成本」，岂是阿扁总统的一面金牌就能偿还回来的？
about 吴易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