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取代的基本存在性與宗教性
圖片提供／123RF
昨天（12月15日）到臺大演講，對比人工智能論人不可取代的基本存在性與宗教性，學生們都很有耐心地中間不休息聆聽我頗為冗長的抽象思辯論述，講完後並有不少同學提問。
有一位學生問：如果人不能理解非人工作品的自然物的存在意義，那麼生孩子有什麼意義？
這是一個有意思又關鍵的問題。這位學生想問的應是，如果我們不能理解不是我們製作的自然物之存在意義（這是我的主張），那麼我們就不能理解我們所生的孩子，因為他們不是我們製做的人工製品；既然如此，那麼孩子以及生孩子有什麼意義，或者，我們能理解他們的意義嗎？
我約略如下回答：如果我們認為人的生命是獨特、珍貴又充滿意義的，那麼我們也一定會認為我們生的孩子的生命也是獨特、珍貴又充滿意義的，因為他們與我們一樣都是人，他們的出生也必令我們萬分喜悅。除非我們不是如此看待人以及自己的生命，否則我們必視他們的生命充滿意義。如果我們會因為收到一份禮物（例如，一台新出產的蘋果電腦）而高興，但卻對生孩子無此喜悅，那就表示我們並不認為人的生命是獨特、珍貴又充滿意義的（不如一台電腦）。因此，如果我們對人以及自己的生命意義感到困惑，那麼我們也就很自然地會困惑新生命的意義，因而也必對生孩子有何意義感到困惑。總之，可以這麼說，我們對人的生命的基本信念，影響著我們對孩子以及生孩子的看法。
我當場沒講的是，其實，即便我們相信人的生命充滿意義，我們還是可能對是否生孩子感到困惑，因為我們不確定他們能否有充滿意義（尤其幸福）的一生。不過反過來說，人的生命之所以充滿意義的關鍵之一就在於，在充滿各種艱難挑戰的一生中有著料想不到的生命可能性，包括最為極端的超越罪惡、苦難與死亡的可能性。但這需要超越的信仰。
另有一位學生問：如果道德是人想要超越現世而通往永恆的重要理由，但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對社會加在我們身上的道德框架非常反感，那麼這樣的觀點對年輕能成立或有說服力嗎？
這問題誠實又直接，我回應說：這是個好問題。我認為，許多年輕人對道德框架反感其實不是因為不認同道德或否定道德，反而是有更高的道德要求，也就是充滿道德理想主義情懷，以致於不滿意（中老年人製造出來的）既有社會的虛假、偽善、不誠實、不公義、不公平等等。年輕人常是最真誠、最富理想、最熱情、最有正義感的，而不像中老年人那麼世故、虛偽、不真誠、勢利眼、易妥協、好鑽營。正因如此，改革者或革命者常多是年輕人，當時馬克思在批判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屑時，就是懷著極高的道德理想，想要追求一個人人平等、有尊嚴、有人性、充滿意義的共產烏托邦社會，因此共產主義、共產黨激發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起來革命，改變社會。雖然我極不認同共產主義並厭惡共產黨，但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現象」足以表示年輕人反感與反對社會既有的道德框架其實並不是真的反對道德，正好相反，反而是懷著更高的道德理想，更在乎是非對錯以及正不正義。如果沒有道德理想，那麼革命是為了什麼？革命的目的是什麼？革命有什麼意義？如果革命者的道德信念與堅持確實是對的，但卻失敗了，不義的勢利得勝了，那麼他的生命有什麼意義呢？這樣，為了實現道德理想而渴望永恆、超越者難道沒有意義嗎？
張老師也加入提問：如果有一天人真地能製造出與人自己一樣的人工智能人，那麼那「人工人」算不算人呢？是不是位格呢？
我的回應是：雖然我仍不相信人能創造出與人完全一樣之位格的人工人，因為我認為無法擁有如同上帝那樣造出人的創造力是人根本的ontological limitation，再多的時間與再大的技術都無法突破。但如果有一個「人工人」能與我有著如同所有其他人完全一樣的互動，有著與所有其他人完全一樣的人格特質，以致於令我察覺不出「他」根本不是人，那麼我就完全沒有理由不視之為人；確實，我有什麼理由不視之為人呢？
昨天的演講主題因涉及基本人性、基本存在處境、永恆要求、超越渴望，甚為抽象思辯，不易當下理解，對講者與聽者都是挑戰，但很高興仍有不少學生提問，且能與他們有很充裕又冷靜理性的時間問答對話。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對坐在前排的年紀大的老前輩夫婦，整場演講從頭到尾都非常專注地聆聽，並對我演講內容不斷表示很理解又認同的反應，這頗令我高興，給我極大的鼓勵與安慰。
演講結束後，可惜我因與人有約而必須先離開，不能留下與學生有更多的交談互動，否則應更能理解他們的反應、意見與感受。
非常感謝謙和、認真又可親的張毅民老師的邀請，讓我有機會重溫在臺大博雅教學館講課時的美好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