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暴力下失序的人性─《邪惡》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邪惡》（Ondskan，英文片名Evil），沉重的片名，卻是讓觀眾產生無限想像的片名。
抱持著恐懼的心理進入戲院觀賞影片，或許在離開的時候，會對聳動的影片名稱感到過份沉重﹔然而，若經過時間的沉殿，將不難驚見影片中所蘊涵巨大的邪惡力量，竟是以如此不可思議的節奏，緩緩地從觀眾心中流溢而出的。
電影是根據瑞典名新聞記者､暢銷小說家楊庫盧（Jan Guillou）的同名自傳小說所改編。原著小說在斯堪地半島地區的銷售量即超過驚人的兩百萬本，電影上映後更是在北歐引發了龐大的觀影熱潮，單是瑞典的觀影人次就突破了百萬人紀錄。
《邪惡》可說是瑞典近年最重要的電影，不但獲得了今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提名，它更在瑞典奪下了「瑞典奧斯卡」金昆蟲獎的最佳影片等三項大獎。
逞兇鬥狠的人際關係
從影片敘事的劇情脈絡來看，本片是敘述16歲的男主角伊利龐帝，在繼父的嚴厲管教下長大，形塑出他「以暴制暴」的行為取向。當他因暴力事件被學校開除後，母親籌錢將他送到一個管教嚴格的貴族學校就讀，希望他能自此改過向上，故事精彩的地方就從這個美麗的校園展開。
這間學校卻與伊利渴望向上成長的夢想相悖離，其間充滿的儘是逞兇鬥狠的人際張力。所幸身處這股「學長凌虐學弟」的惡劣傳統中，他結識了個性迥異，卻彼此珍惜的患難至交﹔也是在這裡，他開始擁有了人生的初戀。
全片的敘事脈絡相當清晰，是一部易於閱讀､容易親近的作品，對於同儕群體間微妙的關係掌握得恰如其分。
從影片敘事的主題精神來看，導演麥克哈夫斯強藉由大量的「反差」手法，將邪惡的主題精神巧妙地展現出來。
大量反差手法
首先，在溫馨的用餐時刻出現突如其來的巴掌，為全片的反差敘事策略，埋下第一個顯著的伏筆﹔緊接著當父親在房間內對伊利暴力虐待時，門外無助的母親只能顫抖地坐在鋼琴前，藉由賣力彈奏優美的鋼琴作品，來消解掉她內心的惶恐與自責。
影片一路下去，更將這個反差具體呈現在一系列的校園暴力場景中，不論是風景優美的田園風情，還是著重紳士禮儀的校園餐廳，甚至是旋律優美的古典樂章，都成了導演用來詮釋「邪惡」的最佳道具語言。
基本上影片對於「邪惡」有著獨特的詮釋角度，真正的邪惡並非是一種有形的暴力行動，或是任何一種暴力的語言恫嚇，邪惡乃是根源於一種「割裂」的狀態。
早在伊利被校長退學的一場戲中，「優異的學科成績」與「低劣的操行成績」成為校長評鑑為「邪惡」的基礎，也為全劇的「邪惡」精神給出最顯著的定義。對導演而言，邪惡正是源自於一種無法一致的荒謬。當然這樣的荒謬不僅發生在男主角的身上，也發生在劇中隱藏性的角色當中。
首先是猶太裔的歷史課教師。在課堂上這名隱藏猶太裔身分的教師，對種族類型進行一種最粗糙的外型分類，為了高抬具有住民優勢的日耳曼民族，他鄙視地消遣了外型相對不突出的斯拉夫民族。
荒謬的階級暴力
這種低劣的人種類型學所表徵的，不僅僅是外貌上主觀的評價曲扭，對於歐洲民族國家形成的鬥爭歷史，更有著深刻的反諷與批判意涵。特別是從一個受到人種歧視，與遭受屠殺經驗的猶太人口中說出，簡直是一種極度割裂的邪惡狀態。作為一個遭受種族滅絕經驗的受害者，一躍而成為另一次否定種族的施暴者，還有什麼比這更邪惡呢﹖
此外，在正襟危坐的學校餐廳中，潛藏在道貌岸然的餐桌禮儀背後的是，人性中階級意識的卑劣戲耍。這股極度荒謬的校園尊卑意識，沒來由地被學弟們不斷地傳承下來。事實上，這種荒謬的戲耍在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群體中，皆不斷重覆著這種無調､可笑的悲歌。
隨著電影的閱讀不斷前行，觀眾的心或許被主角遭受的待遇牽引，因而感到忿忿不平﹔但是，回首我們自身許多成長的歷程，不也可見這種荒謬的階級暴力，隨處不在地戲耍著另一個弱勢的對象嗎﹖
脫去規範的卑劣人性
一個封閉幾近失序的校園，由青少年們自行決定著荒謬的曲調，這個曲調之所以打動瑞典的觀眾，也震撼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觀影者，是因為其中所觸及的人性議題過份真實吧。威廉•高登也在他聞名的小說《蒼蠅王》中，對人性中血腥的暴力節奏做過深度的剖析。
舉凡勾動心弦的重量作品，莫不是對人性底層中失序的割裂狀態，做出細膩而生動的描述。在原本應當是天真無邪的孩子身上，卻看見去掉外在社會規範後卑劣的人性，同樣的在楊庫盧的作品《邪惡》中，在應該是不斷成長的校園生活，卻顯露逾越校規藩籬後卑劣的人性。
楊庫盧的《邪惡》與高登的《蒼蠅王》相似之處，不僅在於人物應然與實然之間的荒謬反差，更在故事結尾的異曲同工。高登用大人藉以拯救小孩，卻終將航向戰爭的軍艦作為嘲諷「拯救」的記號﹔楊庫盧也藉由先前包庇主角罪行的律師，在校長面前上演扭轉危機的威脅劇碼，諷刺大人世界中錯謬的扭曲關係。
惡念的根源在己
當然全片的高峰要算是歷經學長惡意陷害，面對摯友休學､女友離別的主角伊利，在觀眾擔心即將失控的邊緣時刻，拿著粗大的木棍在林間等候邪惡學長的關鍵戲碼。藉著伊利成功壓制內心的暴力慾望，反照出策動一連串惡意攻擊的學長心中的醜陋。
當伊利質問學長為何如此待他時，學長的回答荒謬地令人發噱﹕「誰叫你不順服，讓我很難受。」沒來由的惡意要求，竟然期望別人照單全收地降服，不但顯露出人性惡劣的態度，更看見惡念的根源並不在於自我之外的他人，而是人性深處的底層慾念，一種與對方不可愛完全無關的內心惡念。
最終，伊利在結束對峙時，克制住一切內在報復的衝動，向對方做出一個震撼的宣告﹕「我和你是不同的人﹗」成為掙脫邪惡枷鎖的吶喊。
正是這句話宣告了主角成功地轉變，也正是這句話顛覆了作品應有的張力。從敘事脈絡的發展來看，這句話並沒有為伊利戲劇性的改變，提供令人信服的動力來源。而從基督教信仰對於生命更新的基本前設來看，伊利的改變更是缺乏一種本質性的力量來源，畢竟「自我提升」並不能為生命更新帶來真正的保證，而是需要自我之外的救贖他力。
內心世界的撕裂
保羅在聖經羅馬書中明確地指出﹕「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上帝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羅馬書七章21－23節）
就人存在的真實狀態而言，人是無法倚靠自己內在的力量來克服罪的驅動力，因為內心世界惡的驅動力遠非意志所能夠控制。故此，自我之外的救贖力量才能夠提供生命更新的保證。
保羅緊接著說﹕「感謝上帝，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上帝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馬書七章25節）
保羅一方面向我們展示了基督救贖的力量，另一方面向我們啟示了一種真實存在的割裂狀態，就是我們無法成為上帝原先創造的尊貴身份，乃由於我們內心世界撕裂的力量﹔而這正是全片對邪惡定義的來源。
綜觀《邪惡》全片，因為有著基督信仰式､對存在割裂狀態的核心關注，所以對人性所進行的勾勒相當深刻，不僅將邪惡存在於割裂的現象精準地詮釋出來，更觸動觀影者對生命晦暗的體察﹔但是嘗試走出基督教的外力救贖觀，所造成敘事動力的失落，是全片較為可惜之處。（作者就讀於東南亞神學院）
《邪惡》（Ondskan）
導演﹕麥克哈夫斯強（Mikael Hafstrom）
原著﹕楊庫盧（Jan Guiliou）
演員﹕安卓威爾森（Andreas Wilson）､格斯特史柯斯嘉（Gustaf Skarsgard）､漢瑞克朗德斯（Henrik Lundstrom）､琳達綺蘭寶（Linda Gyllenberg）
得獎紀錄﹕2004年瑞典奧斯卡最佳影片､歐洲電影獎費比西獎､7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