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乱时代中的信仰挑战
有一年我拜访了巴西与菲律宾。这两个开发中国家正经历教会人数暴增。在地的一些团体邀请我去勉励教会，最后受到鼓励的却是我自己。这两个地方的人在街上收到福音传单，会停下来阅读，而邀请他们去参加聚会，也真的会去。甚至媒体也没有对基督教冷嘲热讽。流行歌手信主，公然表白自己的信仰；福音派在当地的报纸撰写坚固信仰的专栏。我在马尼拉讲道的一间教会，周日有五堂崇拜，第一堂早上五点开始！有两千人参加！。
这些国家与基督教正处于「蜜月期」。福音听起来还是好消息。我见到一些巴西人接纳流浪街头的年轻人到他们家里，还有人带着食物去探访囚犯—出于自愿，而不是在任何组织下行动。赤贫的村落从来不知「社会公义」或「解放神学」为何物，却发现赚钱养家的那个人信主，戒了酒，准时去上班，作个负责任的好公民，家里经济情况好转。
相形之下，有些国家落入信仰的「离婚」阶段。我也拜访过丹麦，去教会的人数低到与捷克不相上下。那里的教会尖塔直冲灰色天空，但是只有观光客想要进去。在丹麦国立博物馆，一个展览说明解释道，十字架以前是丹麦的宗教象徵，现在仅被视为文化遗迹。
然而有些国家还在信仰的成熟婚姻阶段。在美国，差不多一半人周日上教会，在大学校园或是各大行业也能明显看到基督徒的身影。政客选举的时候，争相吸引宗教团体的支持。只是不论教会还是基督教机构，有时更像企业，而不是一个生命体。我们雇用其他人管理孤儿院或探访囚犯，付钱给专业人士来带领教会崇拜。
台湾呢？台湾立于这个光谱中的哪个位置呢？基督徒在台湾是显着的少数群体，就像日本一样。但在中国大陆，虽然有政府反对，有时甚至迫害，教会却蓬勃发展。台湾教会的未来会是什么呢？可有一天，会像南韩一样，吸引大量人数？还是继续作一个受尊重的边缘少数群体？台湾教会伫立于十字路口。
因为这个原因，我回顾自己身为基督徒记者的生涯，发现有些作品应该是为这样的关卡所写的。书中第一部探讨了每个基督徒在某些时刻都会面对的问题：世界上的痛苦，自由的限度，如何断定是非。第二部则从我的记者生涯看见教会发出的行动。教会如何回应这种迫切的问题？教会应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
我愈来愈深信，众目睽睽的世界不会以基督徒说了什么，而是以他们做了什么，来评断他们。因此我以艺术家与行动份子的榜样作为信仰先锋。我在第三部记述了这些人，并且立下台湾作家与艺术家也能用来表达信仰的一些指标。
身为美国人，我对于自己的国家在世界留下的印象引以为耻。我们的电视节目与电影呈现的是暴力、性滥交、自私的耽溺。那些去过美国的人知道，在这表象之后，有一群与文化抗衡的基督徒，在忠心跟随耶稣的脚踪。
祈愿台湾这个已经经历灵性与经济奇迹的国家，能够为我们指出一条更理想的途径。我书写西方基督教的成功与失败，衷心希望你们可以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教训。当诸位回应上帝赋予你们的恩典与责任，也深愿他祝福台湾。
《尴尬的上帝》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