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亂時代中的信仰挑戰
有一年我拜訪了巴西與菲律賓。這兩個開發中國家正經歷教會人數暴增。在地的一些團體邀請我去勉勵教會，最後受到鼓勵的卻是我自己。這兩個地方的人在街上收到福音傳單，會停下來閱讀，而邀請他們去參加聚會，也真的會去。甚至媒體也沒有對基督教冷嘲熱諷。流行歌手信主，公然表白自己的信仰；福音派在當地的報紙撰寫堅固信仰的專欄。我在馬尼拉講道的一間教會，週日有五堂崇拜，第一堂早上五點開始！有兩千人參加！。
這些國家與基督教正處於「蜜月期」。福音聽起來還是好消息。我見到一些巴西人接納流浪街頭的年輕人到他們家裡，還有人帶著食物去探訪囚犯—出於自願，而不是在任何組織下行動。赤貧的村落從來不知「社會公義」或「解放神學」為何物，卻發現賺錢養家的那個人信主，戒了酒，準時去上班，作個負責任的好公民，家裡經濟情況好轉。
相形之下，有些國家落入信仰的「離婚」階段。我也拜訪過丹麥，去教會的人數低到與捷克不相上下。那裡的教會尖塔直衝灰色天空，但是只有觀光客想要進去。在丹麥國立博物館，一個展覽說明解釋道，十字架以前是丹麥的宗教象徵，現在僅被視為文化遺跡。
然而有些國家還在信仰的成熟婚姻階段。在美國，差不多一半人週日上教會，在大學校園或是各大行業也能明顯看到基督徒的身影。政客選舉的時候，爭相吸引宗教團體的支持。只是不論教會還是基督教機構，有時更像企業，而不是一個生命體。我們雇用其他人管理孤兒院或探訪囚犯，付錢給專業人士來帶領教會崇拜。
台灣呢？台灣立於這個光譜中的哪個位置呢？基督徒在台灣是顯著的少數群體，就像日本一樣。但在中國大陸，雖然有政府反對，有時甚至迫害，教會卻蓬勃發展。台灣教會的未來會是什麼呢？可有一天，會像南韓一樣，吸引大量人數？還是繼續作一個受尊重的邊緣少數群體？台灣教會佇立於十字路口。
因為這個原因，我回顧自己身為基督徒記者的生涯，發現有些作品應該是為這樣的關卡所寫的。書中第一部探討了每個基督徒在某些時刻都會面對的問題：世界上的痛苦，自由的限度，如何斷定是非。第二部則從我的記者生涯看見教會發出的行動。教會如何回應這種迫切的問題？教會應該如何回應這些問題？
我愈來愈深信，眾目睽睽的世界不會以基督徒說了什麼，而是以他們做了什麼，來評斷他們。因此我以藝術家與行動份子的榜樣作為信仰先鋒。我在第三部記述了這些人，並且立下台灣作家與藝術家也能用來表達信仰的一些指標。
身為美國人，我對於自己的國家在世界留下的印象引以為恥。我們的電視節目與電影呈現的是暴力、性濫交、自私的耽溺。那些去過美國的人知道，在這表象之後，有一群與文化抗衡的基督徒，在忠心跟隨耶穌的腳蹤。
祈願台灣這個已經經歷靈性與經濟奇蹟的國家，能夠為我們指出一條更理想的途徑。我書寫西方基督教的成功與失敗，衷心希望你們可以從我們的錯誤中學到教訓。當諸位回應上帝賦予你們的恩典與責任，也深願祂祝福台灣。
《尷尬的上帝》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