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神學的內蘊包含政治神學：邁向完整和公義的上帝國
《天國八福的傳講》（The Sermon of the Beatitudes），詹姆士‧迪索（James Tissot），（圖片來源／Brooklyn Museum）
■ 作者為中華福音神學院基督教神學與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 翻譯│《校園》雜誌編輯室
沒有政治，就沒有神學？是否太大逆不道？把救贖建立在人的制度上，我們會不會就不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了？周學信老師將「政治」和「神學」兩個看似無關且相違背的詞彙組在一起，幫助我們透過政治思考神學，使我們的神學更深邃落地；而透過神學思考政治，我們可以追求更理想的政治。
對許多人而言，「政治神學」乍看之下像矛盾修辭（oxymoron），似乎是一組矛盾的概念。政治神學，哪有可能！把「政治」和「神學」放在一起十分詭異。一般認為這兩者在人類生活中南轅北轍：政治是關於人的事，神學則是關於上帝的事。因為在今天媒體和公共論述當中，「政治」被負面地、輕蔑地使用；在某些圈子當中，「神學」則被正面地、尊敬地使用。對政治的負面態度，來自政黨、權力政治與政治的兩極化。假如政治只有這些怨恨和刻薄的話，我們就必須遠離政治。神學在一些人眼中，則跟公共和社交生活、跟政治無關；教會和基督徒生活是關於個人與上帝的關係，與參與政治與世界無關。更常有個說法，認為基督信仰走進公共領域，神學與政治交集，事情就會變得十分不妥當。神學必須保留於教會、私人生活、神學院課堂中。我們的信仰，即「我的」信仰，是不屬於這世界的。信仰乃是關於靈性、個人、宗教，而跟政治、社交和公共生活無關。
政治是神學的來源之一
然而，政治與神學實質脣齒相依，因此神學應該涵蓋政治神學。政治一直是基督教神學的核心關懷，假如政治被推往神學的邊緣位置，兩者都會被扭曲。認為基督徒的信仰是排除和超越現世的事，是種曲解。基督教政治神學假設神學有個固有的政治面向，政治當中也有個神學面向。這樣就暗示，神學與政治就是固有地交集在一起。我們每逢談到科學、健康、金融危機，神學在其中；我們思考意義、秩序、人生的目的等議題，政治也在其中。關於政治神學，卡凡諾（William Cavanaugh）提出一個廣受接納的定義：
我們廣義地把神學理解為關於上帝、人與上帝建立關係的論述。我廣義地理解政治為運用體制的力量來組織一個社會，即人們所組成的群體……因此，政治神學始於從不同方面詮釋上帝對世界的治理，以此切入，分析和批判政治秩序，包括文化、心理學、社會、經濟等層面。[1]
因此，按照以上定義，我們無法完全逃避政治神學。人們對於政治的觀念、討論、行動，都受他們對於終極和神性層面之觀念、討論、行動的影響，反之亦然。「政治性質的事情」（the political）比日常生活中所謂「政治」（politics）涵蓋更廣的事物和議題。政治性質的事情不但涵蓋管治和管治體制，更包括人類昌盛的條件和達至共善的群體的公共生活應該如何安排。這樣，政治神學不只是基於啟示的記載，而是包括更廣泛的研究，即擴及應該如何設立政治秩序。
無論如何，政治神學是根源於神聖啟示的論述，這啟示跟人類在世俗社會脈絡中的組織息息相關。神學鑽研上帝、世界、人類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啟迪人性的本質和正當政治權威的基礎。人性無可避免與社會中的另一個人，也與宇宙中的上帝有關。我們必須意識到聖經的文化脈絡，視聖經為持續進展傳統的一部分，這種了解聖經的態度深遠地影響政治神學。這就代表我們不可簡單地將聖經視為用來獲得正確政治形式和觀念的手冊。我們理解聖經時，不斷力求明辨上帝對於人類社會的旨意，期間會有辯論甚至犯錯。基督徒必須透過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復活來詮釋聖經。這是從教會成立開始就一直傳承下來的觀點 。提及維持現狀的嚴肅說教並不需要啟示，重新評估價值觀則必須有啟示。此外，基於聖經的所有政治神學必須是關於福音的，為人類帶來自由、和平、公義，這種政治神學與今日許多政治神學有所不同。
自基督教誕生開始，政治性質的事情一直都在神學和信仰實踐當中出現，在基督教歷史的絕大部分時候亦然。神學政治思想（theopolitical thinking）從來沒有在基督教神學中缺席。政治性質的事情一直跟基督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直接指出「沒有非政治的（un-political）神學」。[2]他斬釘截鐵地說：「有意識的政治神學存在，無意識的政治神學也存在，但是非政治的神學並不存在，最少不在這地球，大概也不在天上的政體。」[3]
基督教政治神學其中一個源流，始於眾多神學家，尤其是奧古斯丁。在聖經之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可以被視為政治神學的基礎文本。這是一部涵蓋完整政治神學的奠基之作。今天許多關於「政治權威」的定義無意中把「政治」建構為一個現代概念，忽略其無庸置疑的古代根源。奧古斯丁的政治神學，正如他的大作《上帝之城》所勾勒，以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的對比為特色。他說明上帝之城如何由敬拜上帝來定義，而地上之城則充滿人間的敗壞，沉迷於追求瞬間即逝的事物。熱愛對象的不同，或屬神之物或世俗之物，讓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有所區別。奧古斯丁承認地上之城，儘管最終必步向衰微，但透過促進在世生活的幸福，在上帝的護理（providence）中仍擔當一定的角色。這思路讓他肯定，上帝之城偶爾「享受巴比倫的和平」——有德性者和邪惡者共享在世短暫的和平。可是，奧古斯丁維持他的信念，即羅馬作為所有地上帝國的代表，依舊陷入對榮耀的喜愛（帶著罪性），繼承巴比倫（古時上帝子民的敵人）的衣缽。他指出，即使在世俗領域看到秩序，這不過是真正秩序（上帝護理之賜予）的扭曲，真正的秩序只可以基於敬拜上帝。奧古斯丁深刻的神學探索揭露信仰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強調在追求共善的過程中，神性和世俗的張力。
神學中的政治意涵
一切政治神學的基礎都是耶穌基督的升天。耶穌升天至天父的右邊，公開地確認祂的彌賽亞宣言以及祂所體現的生命。基督升天暗示我們必須敬拜祂，也暗示祂是我們真正的王。耶穌的使命是讓世界變得更好，並對抗那些侵蝕世界、讓世界墮落的影響，例如罪和死亡的破壞性後果、對權力的渴望、拜偶像、與人為敵等。耶穌的升天說明，祂賦予世界的目的，和世界的系統並不站在同一陣線。因此，想成為基督門徒的人必須體現與祂一樣的生活方式。而且，正因為基督已經升天了，把不同形式的政治權威視為擁有絕對主權，這樣做並不可行。
因為上帝是政治性的，所以我們的神學不可以是「非政治」的。在理解以色列的歷史、基礎救恩論、基督的十字架、復活和升天的時候，我們不可以不依賴政治的概念。假如把社會公義、經濟與政治議題從聖經上剪下來的話，聖經就會「布滿破洞」。[4]上帝有政治上的偏好和立場，祂呼召我們選擇自己的立場。舊約有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就是上帝所賜予的出埃及和盟約，表達一個獨特的偏好，就是明確地優待貧窮人。所謂「優先優待窮人」（“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不單單是個陳腔濫調，[5]它更指出整本聖經的趨勢，即對那些政治和經濟上無能、居於社會邊緣的人給予優待。此舉強調信奉基督宗教的人有個基本義務，就是把貧窮弱勢者的幸福視為優先。在新約，上帝的政治尤其可見於路加福音的「尊主頌」和「禧年宣言」。正如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 所反省：
救恩是極其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的。當窮人被高舉、富人空手而回，上帝的國正在冒起……教會存在，就是要象徵、傳達、歌唱這種張力，其中位居低下的被高舉，位高的被拉下來。[6]
向世界述說不同的「平安」
教會的政治召命是要求政府當責和啟發人悔改。這召命的一個關鍵元素，是為著一個和平且奠基於恩典經濟的群體來祈求和努力。平安（Shalom）超越了單純沒有衝突，涵蓋完整性（wholeness）和整體的幸福（可以翻譯為英文welfare，耶二十九7）。這個平安的概念超越所屬的群體，涵蓋萬邦，甚至是整個宇宙。耶穌帶來和平（路一79，二14），這和平與羅馬和平（Pax Romana）天差地別。耶穌的和平並不認可基於轄制的虛假平靜，乃是堅持聖經中基於公義的平安。在以弗所書，保羅斷言基督已經成就以賽亞書五十七章19節的預言，透過十字架，真正的和平在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建立（弗二14～15）。保羅並非描述一個遙遠的未來，而是在描述一個當下的社會現實，我們可以熱切地為這個社會現實禱告，並積極地行動去實踐出來。基於對平安的關懷，福利國家、全民教育、全民健保等倡議都是基督徒政治責任的核心部分。以上雖然並不能完全呈現天國，卻體現一些把完整性、幸福和公義融入社會的實際努力。
教會在政治方面的見證，並非簡單地始於四面牆之內，而後終結於公共領域。回顧歷史，「聖餐禮」涵蓋整個群體敬拜，包括禮儀和共享主的餅和杯。在群體敬拜當中，個體被邀請宣誓效忠上帝的國並成為這國的國民，認同自己為上帝的兒女。在敬拜期間，聖靈開啟轉化過程，把失序的渴望對準另一種敘事和實踐。為了有效地對政治討論有所貢獻，基督徒必須清楚了解他們身分的本質，這些會在敬拜時得到啟示。敬拜讓基督徒得以發展和改進一套基於宗教信仰的詞彙，以說明自己的政治立場。敬拜圍繞話語和聖禮，基督徒實踐敬拜時經歷了與上帝的團契。卡凡諾明確地闡明：
教會的角色並非向國家提出政治建議而已，而是體現一種不同的政治，以致世界能夠看到忠於真理的政治並且被轉化。一週復一週，我們聆聽禮儀中的故事，一個關於以色列和世界之聖潔的故事，一個記念和召喚基督的生命的故事，我們體現基督的身體，在所屬的群體和鄰舍中實踐祂的行動。在實踐期間，我們宣告所有空間都是聖潔的，尤其是那些社會邊緣人所居之地，因為基督尤其與他們同在。我們正在戰場作戰，但並非民族國家常見的那種作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六12）。透過聖餐禮中基督的能力，我們被召實踐祂的作為，我們透過基督受召向世界體現祂的生命。[7]
樂於思考、理解和改正
台灣教會短暫介入同性婚姻政治和香港的雨傘革命，都是教會「素人參政」的例子。這些都是一種風險、刺激，以及潛在焦慮的源頭；顯示教會對政治的回應，正在受一套軟弱的教會論影響。根本的問題來自神學和政治的軟弱。對於教會而言，政治神學的重要，在於給予教會一些工具去思考、觀察和理解。只要神學家不簡化地宣告這就是「上帝吩咐」或「聖經禁止」等，政治神學的討論就會為世俗政治辯論賦予深度、豐富度和細膩度。政治神學也幫助教會理解我們的時空，因此擴展我們的想像和釐清我們的見證；透過認可一些挑戰文化限制的公民模式，進一步釐清我們的見證內容。如果我們聲稱歡迎聖靈嶄新的顯現，我們就應該樂於改正，意識到我們的觀點並非永遠正確，樂意考慮到自己也可能需要悔改。耶穌呼召祂的跟隨者去擁抱一種公民身分，這種公民身分的特徵是謙卑、友愛、勤勞、誠實、和平、公義，而非自大、敵對、併吞或競爭。
附註：
1. Peter Scott and William T. Cavanaugh,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Theology (Oxford: Blackwell, 2004), 2.
2. Jürgen Moltmann, “Political Theology in Ecumenical Contexts”, in F. Schüssler Fiorenza, K. Tanner & M. Welker (eds.), Political Theology: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Louisville, 2013), 2.
3. Ibid., 2.
4. 這句話出自Sojourners Magazine執行長韋利斯（Jim Wallis）： 首要的行動就是尋找每一句關於窮困者、財富、貧窮問題，以及社會公義的經文。我們從古老的聖經中找到超過二千節，然後把這些經文剪出來，最後只剩下「布滿破洞的聖經」。我過去就是拿著這本聖經去講道。
5. 「優先優待窮人」一詞於一九六八年由耶穌會總會長佩德羅．阿魯普神父（Father Pedro Arrupe）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
6. William Willimon, and Stanley Hauerwas, with Scott C. Sage, Lord Teach Us—The Lord’s Prayer and the Christian Lif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6), 97.
7. Perter Scott, William T. Cavanaugh,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Theology, 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