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神学的内蕴包含政治神学：迈向完整和公义的上帝国
《天国八福的传讲》（The Sermon of the Beatitudes），詹姆士・迪索（James Tissot），（图片来源／Brooklyn Museum）
■ 作者为中华福音神学院基督教神学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 翻译│《校园》杂志编辑室
没有政治，就没有神学？是否太大逆不道？把救赎建立在人的制度上，我们会不会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了？周学信老师将「政治」和「神学」两个看似无关且相违背的词汇组在一起，帮助我们透过政治思考神学，使我们的神学更深邃落地；而透过神学思考政治，我们可以追求更理想的政治。
对许多人而言，「政治神学」乍看之下像矛盾修辞（oxymoron），似乎是一组矛盾的概念。政治神学，哪有可能！把「政治」和「神学」放在一起十分诡异。一般认为这两者在人类生活中南辕北辙：政治是关于人的事，神学则是关于上帝的事。因为在今天媒体和公共论述当中，「政治」被负面地、轻蔑地使用；在某些圈子当中，「神学」则被正面地、尊敬地使用。对政治的负面态度，来自政党、权力政治与政治的两极化。假如政治只有这些怨恨和刻薄的话，我们就必须远离政治。神学在一些人眼中，则跟公共和社交生活、跟政治无关；教会和基督徒生活是关于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与参与政治与世界无关。更常有个说法，认为基督信仰走进公共领域，神学与政治交集，事情就会变得十分不妥当。神学必须保留于教会、私人生活、神学院课堂中。我们的信仰，即「我的」信仰，是不属于这世界的。信仰乃是关于灵性、个人、宗教，而跟政治、社交和公共生活无关。
政治是神学的来源之一
然而，政治与神学实质唇齿相依，因此神学应该涵盖政治神学。政治一直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关怀，假如政治被推往神学的边缘位置，两者都会被扭曲。认为基督徒的信仰是排除和超越现世的事，是种曲解。基督教政治神学假设神学有个固有的政治面向，政治当中也有个神学面向。这样就暗示，神学与政治就是固有地交集在一起。我们每逢谈到科学、健康、金融危机，神学在其中；我们思考意义、秩序、人生的目的等议题，政治也在其中。关于政治神学，卡凡诺（William Cavanaugh）提出一个广受接纳的定义：
我们广义地把神学理解为关于上帝、人与上帝建立关系的论述。我广义地理解政治为运用体制的力量来组织一个社会，即人们所组成的群体……因此，政治神学始于从不同方面诠释上帝对世界的治理，以此切入，分析和批判政治秩序，包括文化、心理学、社会、经济等层面。[1]
因此，按照以上定义，我们无法完全逃避政治神学。人们对于政治的观念、讨论、行动，都受他们对于终极和神性层面之观念、讨论、行动的影响，反之亦然。「政治性质的事情」（the political）比日常生活中所谓「政治」（politics）涵盖更广的事物和议题。政治性质的事情不但涵盖管治和管治体制，更包括人类昌盛的条件和达至共善的群体的公共生活应该如何安排。这样，政治神学不只是基于启示的记载，而是包括更广泛的研究，即扩及应该如何设立政治秩序。
无论如何，政治神学是根源于神圣启示的论述，这启示跟人类在世俗社会脉络中的组织息息相关。神学钻研上帝、世界、人类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启迪人性的本质和正当政治权威的基础。人性无可避免与社会中的另一个人，也与宇宙中的上帝有关。我们必须意识到圣经的文化脉络，视圣经为持续进展传统的一部分，这种了解圣经的态度深远地影响政治神学。这就代表我们不可简单地将圣经视为用来获得正确政治形式和观念的手册。我们理解圣经时，不断力求明辨上帝对于人类社会的旨意，期间会有辩论甚至犯错。基督徒必须透过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来诠释圣经。这是从教会成立开始就一直传承下来的观点 。提及维持现状的严肃说教并不需要启示，重新评估价值观则必须有启示。此外，基于圣经的所有政治神学必须是关于福音的，为人类带来自由、和平、公义，这种政治神学与今日许多政治神学有所不同。
自基督教诞生开始，政治性质的事情一直都在神学和信仰实践当中出现，在基督教历史的绝大部分时候亦然。神学政治思想（theopolitical thinking）从来没有在基督教神学中缺席。政治性质的事情一直跟基督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直接指出「没有非政治的（un-political）神学」。[2]他斩钉截铁地说：「有意识的政治神学存在，无意识的政治神学也存在，但是非政治的神学并不存在，最少不在这地球，大概也不在天上的政体。」[3]
基督教政治神学其中一个源流，始于众多神学家，尤其是奥古斯丁。在圣经之外，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可以被视为政治神学的基础文本。这是一部涵盖完整政治神学的奠基之作。今天许多关于「政治权威」的定义无意中把「政治」建构为一个现代概念，忽略其无庸置疑的古代根源。奥古斯丁的政治神学，正如他的大作《上帝之城》所勾勒，以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对比为特色。他说明上帝之城如何由敬拜上帝来定义，而地上之城则充满人间的败坏，沉迷于追求瞬间即逝的事物。热爱对象的不同，或属神之物或世俗之物，让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有所区别。奥古斯丁承认地上之城，尽管最终必步向衰微，但透过促进在世生活的幸福，在上帝的护理（providence）中仍担当一定的角色。这思路让他肯定，上帝之城偶尔「享受巴比伦的和平」——有德性者和邪恶者共享在世短暂的和平。可是，奥古斯丁维持他的信念，即罗马作为所有地上帝国的代表，依旧陷入对荣耀的喜爱（带着罪性），继承巴比伦（古时上帝子民的敌人）的衣钵。他指出，即使在世俗领域看到秩序，这不过是真正秩序（上帝护理之赐予）的扭曲，真正的秩序只可以基于敬拜上帝。奥古斯丁深刻的神学探索揭露信仰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在追求共善的过程中，神性和世俗的张力。
神学中的政治意涵
一切政治神学的基础都是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升天至天父的右边，公开地确认他的弥赛亚宣言以及他所体现的生命。基督升天暗示我们必须敬拜他，也暗示他是我们真正的王。耶稣的使命是让世界变得更好，并对抗那些侵蚀世界、让世界堕落的影响，例如罪和死亡的破坏性后果、对权力的渴望、拜偶像、与人为敌等。耶稣的升天说明，他赋予世界的目的，和世界的系统并不站在同一阵线。因此，想成为基督门徒的人必须体现与他一样的生活方式。而且，正因为基督已经升天了，把不同形式的政治权威视为拥有绝对主权，这样做并不可行。
因为上帝是政治性的，所以我们的神学不可以是「非政治」的。在理解以色列的历史、基础救恩论、基督的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不依赖政治的概念。假如把社会公义、经济与政治议题从圣经上剪下来的话，圣经就会「布满破洞」。[4]上帝有政治上的偏好和立场，他呼召我们选择自己的立场。旧约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上帝所赐予的出埃及和盟约，表达一个独特的偏好，就是明确地优待贫穷人。所谓「优先优待穷人」（“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不单单是个陈腔滥调，[5]它更指出整本圣经的趋势，即对那些政治和经济上无能、居于社会边缘的人给予优待。此举强调信奉基督宗教的人有个基本义务，就是把贫穷弱势者的幸福视为优先。在新约，上帝的政治尤其可见于路加福音的「尊主颂」和「禧年宣言」。正如韦利蒙（William H. Willimon） 所反省：
救恩是极其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的。当穷人被高举、富人空手而回，上帝的国正在冒起……教会存在，就是要象徵、传达、歌唱这种张力，其中位居低下的被高举，位高的被拉下来。[6]
向世界述说不同的「平安」
教会的政治召命是要求政府当责和启发人悔改。这召命的一个关键元素，是为着一个和平且奠基于恩典经济的群体来祈求和努力。平安（Shalom）超越了单纯没有冲突，涵盖完整性（wholeness）和整体的幸福（可以翻译为英文welfare，耶二十九7）。这个平安的概念超越所属的群体，涵盖万邦，甚至是整个宇宙。耶稣带来和平（路一79，二14），这和平与罗马和平（Pax Romana）天差地别。耶稣的和平并不认可基于辖制的虚假平静，乃是坚持圣经中基于公义的平安。在以弗所书，保罗断言基督已经成就以赛亚书五十七章19节的预言，透过十字架，真正的和平在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建立（弗二14～15）。保罗并非描述一个遥远的未来，而是在描述一个当下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热切地为这个社会现实祷告，并积极地行动去实践出来。基于对平安的关怀，福利国家、全民教育、全民健保等倡议都是基督徒政治责任的核心部分。以上虽然并不能完全呈现天国，却体现一些把完整性、幸福和公义融入社会的实际努力。
教会在政治方面的见证，并非简单地始于四面墙之内，而后终结于公共领域。回顾历史，「圣餐礼」涵盖整个群体敬拜，包括礼仪和共享主的饼和杯。在群体敬拜当中，个体被邀请宣誓效忠上帝的国并成为这国的国民，认同自己为上帝的儿女。在敬拜期间，圣灵开启转化过程，把失序的渴望对准另一种叙事和实践。为了有效地对政治讨论有所贡献，基督徒必须清楚了解他们身分的本质，这些会在敬拜时得到启示。敬拜让基督徒得以发展和改进一套基于宗教信仰的词汇，以说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敬拜围绕话语和圣礼，基督徒实践敬拜时经历了与上帝的团契。卡凡诺明确地阐明：
教会的角色并非向国家提出政治建议而已，而是体现一种不同的政治，以致世界能够看到忠于真理的政治并且被转化。一周复一周，我们聆听礼仪中的故事，一个关于以色列和世界之圣洁的故事，一个记念和召唤基督的生命的故事，我们体现基督的身体，在所属的群体和邻舍中实践他的行动。在实践期间，我们宣告所有空间都是圣洁的，尤其是那些社会边缘人所居之地，因为基督尤其与他们同在。我们正在战场作战，但并非民族国家常见的那种作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六12）。透过圣餐礼中基督的能力，我们被召实践他的作为，我们透过基督受召向世界体现他的生命。[7]
乐于思考、理解和改正
台湾教会短暂介入同性婚姻政治和香港的雨伞革命，都是教会「素人参政」的例子。这些都是一种风险、刺激，以及潜在焦虑的源头；显示教会对政治的回应，正在受一套软弱的教会论影响。根本的问题来自神学和政治的软弱。对于教会而言，政治神学的重要，在于给予教会一些工具去思考、观察和理解。只要神学家不简化地宣告这就是「上帝吩咐」或「圣经禁止」等，政治神学的讨论就会为世俗政治辩论赋予深度、丰富度和细腻度。政治神学也帮助教会理解我们的时空，因此扩展我们的想像和厘清我们的见证；透过认可一些挑战文化限制的公民模式，进一步厘清我们的见证内容。如果我们声称欢迎圣灵崭新的显现，我们就应该乐于改正，意识到我们的观点并非永远正确，乐意考虑到自己也可能需要悔改。耶稣呼召他的跟随者去拥抱一种公民身分，这种公民身分的特徵是谦卑、友爱、勤劳、诚实、和平、公义，而非自大、敌对、并吞或竞争。
附注：
1. Peter Scott and William T. Cavanaugh,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Theology (Oxford: Blackwell, 2004), 2.
2. Jürgen Moltmann, “Political Theology in Ecumenical Contexts”, in F. Schüssler Fiorenza, K. Tanner & M. Welker (eds.), Political Theology: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Louisville, 2013), 2.
3. Ibid., 2.
4. 这句话出自Sojourners Magazine执行长韦利斯（Jim Wallis）： 首要的行动就是寻找每一句关于穷困者、财富、贫穷问题，以及社会公义的经文。我们从古老的圣经中找到超过二千节，然后把这些经文剪出来，最后只剩下「布满破洞的圣经」。我过去就是拿着这本圣经去讲道。
5. 「优先优待穷人」一词于一九六八年由耶稣会总会长佩德罗．阿鲁普神父（Father Pedro Arrupe）的一封信中首次使用。
6. William Willimon, and Stanley Hauerwas, with Scott C. Sage, Lord Teach Us—The Lord’s Prayer and the Christian Lif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6), 97.
7. Perter Scott, William T. Cavanaugh,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litical Theology, 404.